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關於自由與功名的鬥爭，到了李白身上，達到了白熱化，李白成了一個高峰，並從此以後，開始走下坡路：功名終於佔了上風，即李白之後的一段歷史裡，文人們對自由，最多也只有想一想的份了。
或許有人會反問，李白之後也出了很多隱士啊？仔細看看吧，那些隱士們，除了“邀名”以走“終南捷徑”以外，基本上都是為了避亂、避禍或出於無奈。自主、自覺、為了自由的原因去當隱士的，基本上是絕跡了。
可笑的是，這些文人還抬出一個榜樣來，這個人就是東方朔。
東方朔依靠自薦，在漢武帝身邊做了一個“弄臣”——漢武帝主要覺得他很能逗自己開心。東方朔是個絕頂聰明的知識分子，他深知功名與自由的矛盾，但他又妄圖調和功名與自由的矛盾，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大隱隱於朝”的命題，言下之意，當隱士與當官可以集於一身。
宋代朝廷優待文人，一些對自由嚮往的文人，便以東方朔為榜樣，尋求功名與自由“兩不誤”的當官之路。然而，他們真的能兩不誤嗎？我們前面說過，當官與自由，二者是不可調和的。可是，當二者衝突時，他們選擇哪一條呢？
宋代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主觀上，這些文人都毫無疑問地選擇了當官之路。自由，於他們而言，也只是心裡想想、口中說說、筆下寫寫而已。這方面，蘇軾是一個典型代表。由李白到蘇軾，中國文人對自由的態度，發生了一次大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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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生於北宋中期，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治世”，也是知識分子最受優待的歷史時期。蘇軾21歲在父親的率領下，與弟弟蘇轍一同離開家鄉眉州，進京趕考。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考官的賞識，得中第二名。
據說，他本來可以得第一名，但主考官歐陽修看到他的文章後，認為只有自己的弟子曾鞏才可能寫出這樣好的文章，為了避嫌，就沒有評他為第一名。與此同時，他父親、弟弟全部高中進士，“一門三進士”一時名滿京城。蘇軾曾在考試前寫過二十多篇模擬策論文章，這時，也在京城傳抄開來，被準備參加進士考試的舉子們奉為範文。
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從此走入了官場，也同時開始了他人生充滿坎坷、痛苦的生涯。
蘇軾為官不久，父親就病死在汴京，他只得按“禮”扶喪歸裡，守孝三年。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他服滿還朝，仍授本職。此時，宋神宗即位，由於政治、經濟、財政危機日顯突出，神宗任用王安石，開始“變法”。
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蘇軾也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的實施對普通老百姓有很多損害，年輕氣盛的他，竟貿然上書反對“新法”。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這個期間，天堂美景、煙雨江南，倒讓蘇軾的文藝天才得到極大的展示，詩詞、文章、書法、繪畫，都名重一時，譽滿人間。至今，杭州還流傳著很多蘇軾的故事，其中大多是褒揚這位大才子的。杭州任滿後，蘇軾一連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績都很不錯，並且深得民心，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名已經如日中天，連皇帝、太后都欣賞得不得了。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件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於是，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在蘇軾到任湖州知州不滿三個月時，以“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一百零三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死。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他也因此而變得心灰意冷，工作之餘，帶領家人在城東開墾了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取得。
“詩人不幸文章幸”，蘇軾在黃州期間，寫了一系列詩文，成了他一生中詩文創作成就的巔峰之作，其中包括《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無一例外的是，這些詩文都表達了“人生如夢”的感嘆。
神宗駕崩後，“變法派”勢力倒臺，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一批在王安石變法中受打擊的官員得到重任，蘇軾也是其中一名。這一年，蘇軾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又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這樣半年之內連升四級，古今文人中，也不多見，原因是太后和新皇帝特別欣賞他的詩文、是他的超級粉絲。
但蘇軾書生氣太重了，他沒有像唐朝白居易那樣，及時收斂，而是依然秉承著儒家弟子的行事方針，這就是范仲淹所說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所以，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並盡廢新法後，他又有意見了，認為有些新法是不錯的，不應該廢。
因為他有依據，他在地方任職多年，太瞭解民生了，他之判斷新法好壞的標準，就是是否有利於百姓的生產和生活。於是，蘇軾再一次“不合時宜”地向皇帝提出諫議。當然，後果可想而知：惹得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群而攻之。
至此，蘇軾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有點像唐朝時李商隱的處境。聰明的蘇軾只得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興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工程，即疏浚西湖，並用挖出的湖泥在西湖中間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著名的“蘇堤”。
這次外放，蘇軾稍微學了點乖，開始學唐代的白居易。他學白居易，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白居易也曾在杭州當過刺史，觸發了他。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則是白居易年輕時，也因寫“諷諫詩”而屢屢遭貶，於是，到了晚年，白居易便收斂起來，一邊學佛參禪、一邊與家妓廝混，再做一些所謂士大夫的閒適類的詩。
沒想到，這樣的白居易，最後竟然一路高升，最後在八十多歲高齡，以“副宰相”的身份退休。這一點，蘇軾這麼聰明的人，難道看不透？他也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了，經不起折騰了。有一次，蘇軾摸著自己的大肚皮，對他的愛妾朝雲問道：“這裡面是什麼東西？”聰明伶俐的朝雲說：“一肚子不合時宜。”
這是蘇軾想到，一切的禍事，都出自於他那生花妙筆上！據說，他反思到這一點時，給自己的兒子寫了一首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這首詩讀起來相當辛酸，讓人容易想起魯迅遺囑裡告誡兒子不要當文學家。
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到，蘇軾在這首詩裡，明明白白地說出了他對兒子前程的希望：當公卿，即做高官！這首詩裡的“聰明”，應該主要指會寫文章、抨擊時政。在文章與仕途發生矛盾時，要放棄寫作、選擇升官。“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兩句，似乎有點晚年白居易的影子。
在這樣的牢騷語裡，我們已經看出蘇軾心底裡的想法。無怪乎他既不會像陶淵明一樣，迷途知返；也不會像李白那樣，“明朝散發弄扁舟”。蘇東坡是怎麼也不會離開官場的了！
當然，此時的蘇軾，也有了過舒適日子的本錢，因為這一回，他是太守了，杭州地方最高長官。所以，在杭州太守任上的蘇軾，表面上是過得很愜意的。
但是，他的詩名太大了，“好文”的皇帝、太后還惦記著他呢。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元祐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蘇軾被貶至惠陽。
好在這時的蘇軾，已經非常曠達了，他樂觀地寫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政敵們不會讓他這樣快活的，於是，不久，又將他貶到更為偏遠——簡直就是最遠的地方儋州（今海南）。
據說在宋朝，儋州被稱為“天涯海角”，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這一回，蘇軾無法樂觀了，想到自己年歲已大，他悲觀地估計，自己是要死在這蠻荒之地了。後來，新皇帝徽宗即位，才調他到廉州、舒州、永州任一些小職務。元符三年（公元1101年），朝廷大赦天下，蘇軾被任命為朝奉郎，調往京都。可惜，他在北歸途中，病死在常州。
蘇軾是宋代文人中，才華最大者，也是挫折最大者，進進出出、升升貶貶，有時被恩遇接近了天，有時被打擊得差點被殺頭。這個詩、文、詞、書、畫俱佳的文化鉅子，一生真嚐盡“顛沛流離”的苦頭。
他一生總在不停地遷徙，平均每兩三年就得挪動一次。蘇軾是一個天才的知識分子，以他的悟性、他的學問、他的人生體驗，難道不知道自由的重要性嗎？難道不向往自由嗎？難道不知道去追求自由嗎？難道體會不出，官場是自由的牢籠嗎？
我想，他都是明白的。但他沒有離開官場。他也寫過“小舟從此逝，江海度餘生”，但他沒有辭官歸隱，他一輩子也沒有歸隱過一天。他說“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他怕歸隱的日子，太冷清嗎？他動過很多次念頭，但每一次，好像只是做幾首詩、寫幾篇文章，然後，又回到官衙的辦公室裡。
他最終思考的結果是：“多情反被無情惱”。他認為，是他對朝廷太多情了！他解脫的方式是：“何妨吟嘯且徐行……一蓑煙雨任平生”、“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他選擇了隨遇而安。
至今，人們還在猜測，他那句“我欲乘風歸去……高處不勝寒”，這“高處”是指什麼？當隱士超凡脫俗的高處呢？還是當大官位高權重的高處呢？
與蘇軾同時代的歐陽修、范仲淹、以及南宋時的陸游、辛棄疾們，也都動過歸隱的念頭，但除了被皇帝罷官，他們沒有一個歸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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