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評估學術的權力還給學術界
作者：王學典（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
原載於《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緊急叫停科技領域已氾濫成災的SCI論文至上的做法，強力糾正學術評價中的不良導向。這既是對當前突發事件的應激反應，更是對近年來學術界、期刊界相關呼籲的有力回應，這一舉動值得讚賞。官學兩界坐下來鄭重思考與討論學術評價問題的機會終於到來。
01只有深諳學術研究之道方能擔當學術評價之責
一段時間以來，對以SCI論文為代表的量化工具的盲目濫用敗壞了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術風氣，已成為我國科學事業發展的一種桎梏、一個陷阱。尤其是，對所謂權威刊物、頂級刊物的崇拜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發表一篇高級別刊物論文形同加冕，若干著名編輯部因此已成無冕之王。而且，這種SCI論文至上的做法業已蔓延到人文社科領域，SSCI成為學術評價指標中的新寵。我們人文社科研究也正在走上片面迎合量化標準的道路。唐德剛先生早就指出：美國學界的規則是，不出版就死亡，只有那些讀三本書能寫五本書的人才能生存下去。當下中國學界已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捨本逐末，買櫝還珠，結果只能是指標越亮麗，學術越平庸，表面的繁榮掩蓋了內在的匱乏。文件的發佈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至為重大的問題：學術究竟如何評價、由誰來評價？這一問題的提出，將為拯救病入膏肓的科研評價體制帶來希望。當然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科研評價體制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肯定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無法指望一紙文件就能一舉解決目前叢生的亂象。
在筆者看來，學術評價歸根結底是學術界內部的事情，是一項專業性極強、具有較高門檻的工作，具有一定學術資質是從事學術評價活動的前提。它實質上是學術共同體內的一種自我認定、自我調控。學術評價不能獨立於學術研究之外，二者是連體共生的。學術評價必須遵循學術研究自身的邏輯和行規，只有深諳學術研究之道方能擔當學術評價之責。學術評價被期刊等級牽著鼻子走的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另外，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也加劇了量化標準的濫用。即為了減少主觀因素的干擾，人們試圖尋找一個考量學術水平的客觀標準。這種標準還最好能夠量化為若干指標，進而依據這些指標的高低排序來評定學術和學者。實踐證明，這一做法是失敗的，定量分析不能代替定性分析，複雜的價值判斷終究無法化約為簡單的事實判斷。嚴格意義上，學術評價是無法量化、指標化和客觀化的。學術評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軟性的同行評議，這本質上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活動。筆者相信，只要在一定的制度保障和約束下，主觀性的評價是有望能達到結果上的客觀公正的。
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學術評價究竟如何進行，離開了量化指標，是否就會隨心所欲，無章可循？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學術界對什麼樣的學術成果是有價值的，其實是有公認的原則和標準的，只不過這些原則和標準外行人難以把握和操作罷了。當然這些標準也並非完全不足為外人道也。
02選題質量高低關乎學術價值大小
著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說，清華學人有一種傲人的自我期待：不管搞哪一行，絕不做第二等的題目，要做就做“頭等大題目”，第一流的大學問。研究選題的意義於此可見。我們現在的項目評審一般都將選題價值放在首位，這無疑是正確的。選題處於科研工作的起點，尋找到一個好的選題就意味著成功了一半。填補空白的題目自然不必多說，但這樣的題目少之又少。一般說來，研究選題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取決於在本學科領域是否具有公認的重要性。以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為例，有關梁啟超、胡適、郭沫若等學術名家的研究就具有重要性，不過，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車載斗量，必須從新的角度切入。這當然並不意味著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完全不重要，不值得研究，但關於小人物的研究應當與學術史上的重要現象、重要問題相關聯才能凸顯其意義。民國學者張蔭麟曾就中國通史編纂提出取材的四種標準：“新異性的標準”、“實效的標準”、“文化價值的標準”、“現狀淵源的標準”。這些標準同樣可以移用於學術選題。滿足一種或幾種標準的選題才稱得上是優秀的選題。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目前史學領域存在一種“碎片化”傾向。一些學者以小為美，沉醉於細枝末節、邊緣角落的發掘而不可自拔，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宏大”與“碎片”的關係當然是辯證的，是互補的，當下的問題是，在浩瀚的史學海洋上，已看不見泰坦尼克號，到處都是小舢板雲集。在“碎片化”的視野中，歷史像一顆摔碎的油珠，再也無法聚攏起來。這種缺少“宏大”關懷的碎片式研究題目的重要性當然要大打折扣。所有的碎片固然都值得研究，但它們對本學科領域的意義卻無法與那些攸關全域的中心題目相提並論。還有一些學者專找冷門、偏門的題目去做，恃為獨門絕學，以此為成功的終南捷徑。冷門、偏門的題目當然需要有人來研究，但其價值也不應高估。儘管目前是專題治學的時代，但一味地以小為尚、唯冷是崇則是一種偏頗。
選題的前沿性、新穎性也非常重要。一個選題應當追蹤學科發展的新動向，甚至預示未來學術發展的趨勢，具有開拓性和前瞻性。前沿研究往往提出前人所未提出的新問題，涉足尚待開發的處女地。前沿性的題目對學科發展具有較大推動作用，提供新視角，開闢新領域，應用新方法，找到新的增長點，甚至能為後學“開無數新門徑”，“開許多新生路”。前沿性題目常常來自學科交叉地帶，由不同學科的碰撞產生火花。如近年來出現的性別史、概念史以及新文化史，都屬於前沿性研究。相對於傳統題目，前沿性題目優勢明顯，它給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更容易引起研究者和閱讀者的興趣。但學術研究也不能一味趨新求異，隨波逐流，新課題也同樣必須兼具相當的重要性。傳統題目當然也不是可以完全棄之不顧，置之於新的視角下也有可能轉化為前沿性題目。
03功力與見識含量的多少決定學術分量的厚薄
體現在具體學術成果中研究者的功力與見識的深淺，無疑是判斷學術價值高下的另一重要標準。對人文學科而言，論文和專著是兩種最基本的呈現形式，因此成為學術評價的主要對象。評判一篇論文或一部專著時，人們往往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看是否有功力；再就是看是否有見識、思想、洞察力，見解是否深刻，是否能揭示現象背後隱藏的事理。功力和見識同時達到爐火純青、高度互動的，比較少見。多數論著，要麼長於功力，要麼以見解取勝。功力與見識同臻極境者堪稱大師，而對大多數人而言，則必有一偏。這反映的是人們治學路數的偏好和追求。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曾提出過史學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這都屬於學術功力。功力體現出一個人在讀書治學上所下功夫的多少深淺。所謂“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等等，強調的都是學問的積累問題，在某一領域某一方向用功多少的問題。以季羨林先生的糖史研究為例，他十餘年裡一直關注著“糖”的問題，遨遊書海，力求在史料上做到涸澤而漁，其展現的功力令人歎為觀止。除了收集材料的能力之外，功力還指你對治學工具和相關輔助學科掌握的多少，這是能否在某一領域做出成就的必備條件。當然，功力也指對專業基本典籍的掌握程度。所有成功的學者對本方向的基本典籍無不爛熟於心。為陳寅恪所推重的黃庭堅早就告誡人們“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帶有經典性質的書必須溶化到血液裡。繞過基本典籍不讀而企圖走捷徑速成，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綻。
就目前的學術規範而言，功力還要包括對相關研究現狀的瞭解和把握。學術研究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充分消化前人成果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推陳出新、後來居上。對前人的既有成果視而不見，對當前學術行情茫然無知，完全從個人興趣出發自抒胸臆，難以形成與學術界的有效對話，這類研究很難說有多大的學術價值，往往只能得到差評。
至於見識，昔賢有言：“才須學也，學貴識也”，說的就是見識對於學問的重要。具有深刻、獨到的見識才稱得上是上乘之作，才能列為優等。學者好比是蠶，蠶吃桑葉，吐出絲來，然後用絲來編織出錦繡文章，而不是吃桑葉吐桑葉，把桑葉大量堆積在文章當中。論著中必須體現作者的見解和思想。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必然閃耀著思想的光芒。目前許多論文中普遍存在有學無識的弊端，通篇只是堆砌材料、轉錄材料，靠材料膨脹篇幅，用大段引文來注水，通過炫耀表面上的博學來掩飾思想的貧弱。文章自始至終，只能感受到前人在哪裡，別人在哪裡，而感受不到作者自己在哪裡，找不到作者自己的分析和判斷。這種以羅列材料為主的論著充其量是概述性的、籠統的，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和核心概念支撐，這是沒有見識的結果，是創造力、洞察力與思維穿透力短缺的表現。當然，對見識的有無或高低的判斷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可謂見仁見智，在具體的學術評價中是最難把握的。不得不承認，見解越獨到、越犀利、越超前，就有可能越難以被大多數人所認可。這是對學術評價者的一種挑戰和考驗，需要具有能夠容忍異見甚至異端的氣度和胸懷。
04能否進入學術史是估量科學研究價值的最終尺度
學術成果是否具有學術史的價值，應該成為學術評價的終極尺度。學術評價必須引入學術史的維度。學術研究通常是一種長線的事業，應當具有長遠的眼光，學術評價同樣如此。學術評價不能只關注短期效應，而要從整個學術史的長河中進行觀察。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必將被寫入學術史而為後來者所銘記。所謂具有學術史意義的成果，大致包括兩類：一類是具有範式革命的意義，比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一類是具有局部突破意義，或是在某個問題上推翻前人結論提出新的認識，或是通過發現新材料、應用新方法將某一問題的研究推進一步。二者的學術史意義當然不能等量齊觀，前者引發學術研究的突變，後者帶來學術研究的漸變。前者通常出自大家手筆，因緣際會而成經典，可遇而不可求；後者來自辛勤耕耘者的常規研究，是經常出現的，也是學術評價中最常見的情形。我們當然不必用衡量經典的標準苛求全部學術成果。
若涉及對某位學者的評價，也需要具備一種學術史的視野，進行學術史的定位。一位優秀的學者應當是有資格進入學術史的。他通常是在某一具有重要性或前沿性的領域或方向從事研究，沉潛積澱有年，而且取得實際的建樹，佔領了學術制高點，具有一定的聲望和良好的口碑。他是某一領域的佼佼者或代表性人物，他的名字是與某個領域聯繫在一起的，一涉及這個領域就想到他的名字，這就說明他在學術史上佔有了一席之地，就像周汝昌先生之於紅樓夢研究，陳寅恪先生之於魏晉隋唐史研究，吳晗先生之於明史研究，羅爾綱先生之於太平天國史研究，童書業先生之於春秋史研究，楊寬先生之於戰國史研究等等。在對學者進行評價時，應當將這類學者優先選拔出來。
近來，作為“以質為主”評價標準的代表作制度，呼聲很高。這裡需要強調的是，代表作絕不只是學者個人的代表作，同時更應是本領域、本方向或某一問題研究上的代表作。是不是代表作關鍵在於其有無學術史的價值。我們現在的評價標準中還有所謂衡量學者學術貢獻度的提議。學術貢獻度的評判不能只通過橫向比較完成，更離不開學術史的標準。其實，早在1932年傅斯年在談到大學教授資格評定時即已提出，“此學人更有一種重要著作，成為一種不可忽略之貢獻者，由此會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1947年出臺的《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中規定評選院士的資格之一為“對於所專習之學術有特殊之著作發明或貢獻者”。其中所說的“不可忽略之貢獻”、“特殊之著作發明或貢獻”均含有一種學術史價值的意味。總之，學術史的評價是學術評價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尺度，一種終極尺度。只有依據學術史標準，才能真正實現淘汰庸才，優中選優，形成一種正向的激勵效應。
05學術管理必須尊重學術的本性
如何處理好學者治學與科研管理之間的矛盾，是當下學術評價之所以成為問題的關鍵。管理者總是喜歡一刀切，喜歡用指標、數據、統計、報表、量化等工具來考核學術。而上述幾乎所有考核手段和措施，均違背學術的本性，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戕害著學術，乃至摧殘著學術！
在這裡，有必要澄清下面幾點認識：第一，能力與成果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也就是說，有能力取得某種成果絕不能與最終成果本身畫等號。譬如說，現在上上下下都以項目多少論英雄，實際上，項目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僅僅是能力的標誌之一，任何項目都絕不能與已有成果畫等號，尤其不能高於已有成果，出水才看兩腿泥，貨色才是最重要的。項目僅僅是創造成果的條件，不是成果本身！第二，出版物也不等於成果。成果包括SCI論文和所謂頂級期刊論文都是出版物，但並非所有的出版物都是成果，並非所有的鉛字都是學術，只有那些在知識增長中有意義的出版物，只有那些要麼有功力、要麼有見識的出版物，才是成果，才是學術。所以，出版物的多少，嚴格地講，與學術無關。第三，學術業績與學術水平是不能畫等號的。在晉升職稱、評聘博導和崗位定級等學術評價活動中，我們常常用業績評估代替了水平鑑定，更看重的是項目多少、論文篇數、著作若干和獲獎等級，這些充其量只是學術業績，不是學術本身。應該看到，那些有影響力、有代表性、有地位的學者本身才是最大的成果，學術業績絕不能與學術聲望相提並論。聲望與地位才是一個學者最根本的標誌。一個在各方面都達標、符合種種數量要求、除了學術之外什麼都有的學者，有可能是一個沒有任何學術聲望或聲望很差、在學術上沒有任何貢獻的教授。
從血管裡流出來的都是血，從水管裡流出來的都是水，而任何“一刀切”的簡單量化考核，都不足以辨認學術上的“血”與“水”，尤其辨認不出哪個是“血管”，哪個是“水管”！因此，學術管理尤其必須回到學術的本性上來。應該看到，學術研究的質量在任何時候都高於名分、高於項目、高於出版物的數量。最後能否進入學術史，才應該是衡量一個學者是否成功以及地位高低的最終標尺。
必須指出，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糾正“SCI崇拜”，具有重要的意義。要深刻認識論文“SCI崇拜”帶來的負面影響。相比一刀割除這一“病灶”，科研管理者更應該反思造成“SCI崇拜”氾濫的深層次原因，尤其需要對這些年科研管理的價值觀、目標、方法進行反思。只有管理者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對科研管理體制進行系統的根本的改革，這次的“斷腕”之舉才能顯示其真正的意義。否者，它所引起的只是一個孤立的物理變化，而不是整體上發生質變的化學變化。我們必須大聲疾呼：科研管理再也不能繼續那種以簡簡單單的條條框框來衡量高度複雜的科研活動的局面了。
06寄希望於一個獨立與成熟的學術共同體的形成
從根本上說，科研評價機制的健全和完善最終有賴於學術共同體的獨立和成熟。學術評價的主體應該是學術共同體。一個自治、自由的學術共同體，是學術評價達到最大限度的客觀公正的前提和基礎。一個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完全可以維持自身的新陳代謝和生態平衡。我們以往的失誤在於過度依賴行政管理部門的調節和干預，一切服從於行政權力的指揮棒，學術共同體的能動性未能充分發揮出來。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預越多，則學術亂象和學術腐敗越多，異化越嚴重，從而陷入越管越亂、越亂越管的惡性循環之中。行政管理部門不妨以退為進，做出必要的權力讓渡，讓學術共同體行使學術活動的立法權，讓學術領域成為一個相對的公共空間，方為明智之舉。培育和維護一個以學術至上為價值基礎的學術共同體乃是根本大計和長久之策。因此，在目前科研評價體制的改革中，我們應當讓學術評價迴歸學術本性，逐步將學術權力交付學界，尊重專家、相信專家、依靠專家，發揮同行評議的主體性作用，還學術界一片藍天。
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良性的學術研究生態。學術評價的前提是先要有學術，然後才能建立與之契合的評價體系。沒有良性的學術研究生態，根本不可能大規模生產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成果。在這種情況下，要建立有公信力的學術評價體系只能是一種奢望，甚至是一種本末倒置。在優秀學術成果匱乏的前提下，即使有再發達、再完善的學術評價體系，也毫無意義。當前，要提倡“致良知”的研究作風，要提倡高度的專業主義，要把學術研究從各種庸俗的實用主義束縛下解放出來。每當基金髮布的時候各種“掮客”四處兜售投標“秘籍”、研究人員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的各種醜態已經淪為世界笑談。在這種“泛八股主義”的生態下，要想生產出值得評價的學術產品談何容易！而真正的專業主義則要求足夠的研究空間和強烈的關注現實的情懷，並使學術研究最大限度地遵守學術發展的規律。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建立一個運轉機制充滿活力的學術共同體。
學術界苦“SCI崇拜”久矣，叫停“唯SCI是崇”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最關鍵的是制訂新的評價指標及體系。本文上面僅就學術評價的方向性原則性問題做了探討，如何把這些方向性原則性體現在具體的評價尺度上才是要務。極端機械套用某一指標不可取，沒有考核指標將會引起更大的混亂。在某種程度上，SCI指標設立的初衷也是為了強調一種硬約束，甚至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遺憾的是這一辦法在應用過程中走向歧途了。撤掉SCI指揮棒之後，整個學術評價需要重新定向，這關乎著未來中國科學研究和學術發展的方向，關乎著中國在未來科技舞臺上以什麼姿態參與競爭。這就需要整個學術共同體就此展開充分的討論，形成新的共識。要言之，制定一個科學的科研評價體系，決定著21世紀中國的科研事業能否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也決定著能否實現建設名副其實的科研大國、學術強國的宏偉目標。中國的科學研究，又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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