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貞觀之治被歷史所傳頌，文治武功彪炳史冊，是一個光耀千古的偉大帝王，不過他在育子方面與之個人成就而言卻是形成鮮明對比。要說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的汙點，那麼嫡長子李承乾被廢就是唐太宗貞觀年間中不可磨滅的痛苦。
李承乾，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出生，為長孫皇后與太宗嫡長子。到武德九年，即貞觀元年，唐太宗即位，八歲的李承乾被立為太子，一個繼李建成之後不僅無緣皇位且下場慘淡的太子就這樣登上了唐代歷史波雲詭譎的政治舞臺。
李承乾被廢黜，歷史上的原因不少，而其在殺害其弟李泰未遂，轉而政變謀逆是其真正被拉下馬的不可抗因素。李承乾作為太子，又有著李世民的寵信，本來前途不可限量，而其被史書所載的乖戾性格也並非一蹴而就，縱觀其一生，我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看，貞觀十年就是其分水嶺，一個前期賢明、聰慧且承載朝堂上下一片讚譽；一個後期囂張跋扈、甚至殺機頻頻且備受群臣深惡痛絕。
被立為太子之初，史書記載其：“性聰敏”“特敏惠”，“丰姿峻嶷、仁孝純深”，大受帝國文武的好評。那時候的太子雖然年幼，可是卻謙謙有禮，尊師重道，處處表現，儼然一個小太宗賢明的形象。
李承乾對待老師李綱就可見一斑。因為李綱年長且腿腳不方便，所以李承乾總是親自將其引上殿且恭恭敬敬的行禮，其禮敬的態度足可見太子的仁厚謙和。
貞觀四年，李承乾尚不過12歲，李世民就讓其於尚書省“聽訟”，如此年紀就培養其對朝政的耳濡目染，也算是唐太宗煞費苦心了。從貞觀六年開始，唐太宗已經有意讓李承乾監國，在此時間前後，發生一些小插曲，即貞觀五年和七年，李承乾兩次生病，雖說李世民表現的極為憂心，連平時不信佛不信道也開始嘗試為兒子改變，還修建了寺廟，請來了天竺高僧為其祈福，這一切的一切無不再訴說太宗的愛子之情。
遺憾的是，父愛如山，李承乾的身體卻是大不如前，《舊唐書》：“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雖然是先天性的病，不過其後來嚴重的足疾可能就是因為兩次大病下，身體每況愈下而造就的，而這也將成為日後朝臣要求改換太子的重要藉口。
“先論刑獄為重，深得經邦之要也”。這是李世民於貞觀千年考核太子治國之策後，其對群臣的炫耀，可見此時的太宗對太子的肯定和認可，而這一年，太子不過才14歲。
在其位謀其政，太子身份尊貴，是帝國未來的接班人，太宗又對其滿滿的厚望，自是對其處處的培養。從個人學識到朝堂聽訟，從高居廟堂到深入民間。
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等大儒擔當了對太子種種民間艱苦的教導。老師們勇敢直諫，太子虛心求教，儼然其樂融融之象，恰似一副和諧的亦師友亦君臣形象。
不過筆者認為這都是一種表象，此刻太子有多謙和好學，他日就有多乖張叛逆，彈簧正在蓄力之中，等待著某一時刻的迅速反彈！貞觀九年，李承乾大婚，雖然祖父李淵病逝，可在居喪期間，太子監國權知軍國大事，李世民的放權再一次的表現出對太子由內而外的喜歡，“頗識大體”，“頗能聽斷”這是對李承乾理政的認可，可見這一年中李承乾有小登科的歡喜，更有廟堂的政治基礎，循序漸進之下，他日登基大寶幾乎情理之中。
誰曾想，貞觀十年，長孫皇后的病逝會成為李承乾一生的分水嶺。朝政上的光耀將大打折扣，其所作所為與之前的賢明可謂是涇渭分明。一個被佛長期壓制的魔被釋放出來了，它將主導李承乾劣跡斑斑的後半生。
長孫皇后是賢達的，作為歷史上有名的賢后，太宗貞觀之治的碩果定是有其一份的。唐初的那種群臣“犯顏直諫”，而太宗“兼聽則明”，帝國上行下效的清明之風，這都有著長孫皇后的“干預”作用。自然這樣一個賢內助也會是一個好母親，就如同孝莊太后之於少年康熙。
李承乾對病重中長孫皇后的孝道足見他們母子情深，相信在皇后身前必定對李承乾有過不少的規勸和教導，可惜的是貞觀十年後，再也沒能有人扮演這種居中勸勉的角色，而恰逢此時的李承乾又是年少氣盛，叛逆的時期。
行事瘋癲，偏執，乖戾在之後頻頻顯現，再加上叛逆期的出現，李承乾學壞了，而且是在錯誤的道路上再也難以挽回。
可能是多年來身心俱疲所導致，此刻的李承乾已經成為了被歷史所記載的那個“跛子”，可以說是有礙觀瞻。察覺到太子的突變，太宗前後為其挑選了不少的老臣入東宮輔佐，于志寧、李百藥、杜正倫、孔穎達、張玄素、房玄齡、魏徵、劉洎、岑文本等人，無不是貞觀名臣，各個流傳青史。
好心卻竹籃打水一場空不說，還讓得太子變本加厲，所以後世不少認為是教育問題導致太子心性出現了嚴重的偏差。
作為太宗老臣子，朝堂上連太宗也敢頂撞的人，又怎麼會對太子而有所遷就呢？他們的勸諫不曾有過片刻的停息，儼然將李承乾當做了太宗第二規勸，古語有云：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偏偏這麼簡單的道理，讓得那些個名臣當局者迷了。
面對太子，張玄素是這麼勸諫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應該“學文以飾其表”，不可“騎射數遊，酣歌戲玩，苟悅耳目，終穢心神。張玄素雖然是出於一片好心，可是終日間聒噪，難免令人煩擾，何況還是一個正處於青春期，喜愛玩樂的年輕人呢！不過，當我們細看這些勸言時，不難發現，其中確是有少將太子貶謫的一無是處，試問，如此強勢而直接的一點都不委婉不顧忌太子心態的勸言是良言嗎？好心做惡事不得不說是天大的諷刺，難怪對於這所謂的“逆耳忠言”，李承乾會不惜派人將其暗殺！
太子就是在這種勸諫和教導的氛圍中走向了墮落、暴力、乖張的深淵，昨日之日不可留，往者已矣！太宗心目中良善、謙和值得託付社稷的最佳人選已經在其深切的期待中漸行漸遠。
要說李承乾的不納諫和派人暗殺的戲碼使得太宗派去的股肱們對其失望非常的話，那麼太宗的態度就是對李承乾身心上的一次次重擊。
對於李承乾的變化，太宗是看在眼裡的，於是他的做法是讓大臣們規勸太子行為，只不過對於此時性格上乖戾的太子而言，只能是火上澆油。太子在東宮中模仿突厥可汗，曾言：“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這儼然性情大變，哪有前期尊師重道的樣子。
孌童，在古代雖也是常有之，不過卻還是難以啟齒的。偏偏李承乾就喜歡上了一個太常樂人，從對其取名叫做“稱心”就可知李承乾對其喜愛程度，紙終究是保不住火的，太宗知道後，就將其賜死，太子為之幾個月負氣而不上朝。
而與此同時，李承乾之弟李泰的崛起，讓得李承乾感到了危機，如芒刺背。《括地誌》的完稿，讓得太宗對李泰表現出極為強烈的欣賞意味，對其賞賜的數量之多超過了太子規格，這種敏感時期，難免令李承乾內心不安。
從貞觀十年，特別是十三年後，李承乾的表現上到皇帝，下到群臣，不滿意程度與日俱增，改換太子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值此之際，同樣身為嫡子的李泰卻是愈發的能幹，兩者形成鮮明對比，而太宗的態度成為了李承乾接下來作為的風向標，他毅然的將矛頭對準了弟弟李泰。
暗殺李泰失敗後，李承乾如坐針氈，於是意欲效仿父親玄武門政變謀奪帝位，遂與漢王李元昌、城陽公主的駙馬都尉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結，這就是初唐繼玄武門之變後的李承乾兵變。
其實縱看李承乾的一生，從眾人寄予厚望到群臣抨擊，最後到政變失敗而被廢黜，其實也在訴說著李承乾壓力劇增下的心態崩潰。
孌童一事雖不堪，但這更像是李承乾壓力宣洩的一種方式。千古明君古來也未有幾人，而唐太宗卻是用對自己的高標準來標榜和規範太子，這自然使得太子身心上壓力倍增，終究是小小年紀，叛逆期中，在老生常談的乏味的勸諫中，李承乾生出逆反心理是正常現象，正確的引導、心理上的疏通才是其成長的關鍵，可是換來的卻是更加頻繁的規勸，孌童稱心成為了其日常最主要和期待的宣洩，而一朝被殺，宣洩口被堵，自是讓李承乾心靈備受創傷，值此之際又碰到了李泰有奪嫡之心，慌張心驚之餘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所以才造就了後來不可彌補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