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個月前，新加坡還被譽為正確應對冠狀病毒的國家之一。
相比於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這個國家並沒有採取那些需要民眾付出巨大代價的限制性封鎖措施，就似乎“完美”的控制了疫情的傳播。
然而不到一個月，第二波疫情衝擊就猛烈襲來。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數據，自3月17日以來，新加坡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從266例增加到5,900例。
雖然在西歐和美國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中，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病例被報告，而新加坡人口只有570萬，總面積約為700平方公里，比紐約市還小，這些看似不高的數字已經表明新加坡已經陷入巨大的風險中。
從各個條件分析來看，新加坡其實具有許多大國沒有的優勢。首先是其入境口岸少，陸地口岸只有和馬來西亞存在一個相鄰的邊界，只要嚴格控制乘飛機輸入的外來病例，就能有效的控制外部傳染。並且它還擁有世界一流的衛生系統，此外政府也在很早的時候就能制定出一些嚴厲的規則和政策，來試圖控制疫情的大流行。
那麼出了什麼問題？
答案似乎在於被忽視的病例群，居住在擁擠宿舍中的移徙工人，並且政府低估了新冠病毒在沒有采取封鎖措施的城市中傳播的速度。
生活正常
起初，新加坡靠著發達的經濟和天然的地理優勢似乎控制住了疫情傳播。
它通過建立隔離區和病毒流行追蹤程序去遏制來自中國的第一例案件，以確保隔離並監視可能被暴露在空中的任何人。
戴著口罩的人走過2020年3月22日在新加坡樟宜機場1號航站樓的溫度檢查區。
同時，它加強了對公眾意識的教育，以鼓勵人們採取預防措施。在2003年SARS流行之後，醫院安裝了隔離病房，這也意味著將以最安全的方式治療患者，從而防止醫務人員被感染。
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感染控制主任戴爾·費舍爾（Dale Fisher） 在一篇觀點文章中寫道：“新加坡沒有讓陽性患者返回社區。”
費希爾說，那些症狀很少或沒有症狀，但仍對該病毒測試呈陽性的人一定要住院治療，直到他們通過陰性測試，而不是返回進行家庭隔離。
通過廣泛測試並隔離所有具有潛在傳染性的人，新加坡的社會得以保持相對開放並繼續照常運作。
費舍爾上個月寫道：“在新加坡，我們希望生活繼續正常進行。” “我們希望企業，教堂，飯店和學校保持開放。這就是成功的模樣。一切都將根據需要進行修改，並且您會一直這樣做直到有疫苗或治療。”
這種做法與香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香港也是一個在亞洲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在香港，自二月以來，公立學校就已經關閉，政府鼓勵僱員在家工作，儘管民眾沒有被鎖在家中，但措施已經生效，街頭變的空無一人。並且在上個月全球病例增加之後，政府還採取了更多新的限制措施。香港在應對第二波浪潮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在連日來的病例激增之後，本月新加坡也僅僅關閉了學校和一些工作場所。限制措施的延誤使新加坡病例數量快速進入上升渠道-僅週四就報告了728例新病例，這是單日以來的最大增長。與之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其只報道了四個新增病例。
再度爆發
直到四月，新加坡似乎變成了疫情的最高發源地。
但是，政府測試中遺漏的感染群體迅速增長，並且每日確診數量猛增。
與其他國家相比，新加坡針對疫情采取的更為寬鬆的態度，只有在阻止境外輸入感染並迅速發現，同時還要處理新的潛在病例的情況下才可行。
一旦此措施失敗，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速度將比在有大量封鎖措施和社會隔離措施的地方要高。
許多新的感染群體與新加坡龐大的移民工人群體有關，特別是那些居住在狹窄宿舍中的工人他們大多數來自南亞，在最初的測試浪潮中似乎被忽視了。如今多個宿舍已被隔離，政府正在加大對所有工人的測試。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感染是否是由外來移民工人感染的，或者這種病毒是否在大部分未受過教育的人群中已經傳播了一段時間。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工人所處的條件使有效的社會隔離（或“家庭”隔離）幾乎不可能，從而使得病毒易於傳播。
新加坡律師，前外交官湯米·科姆（Tommy Koh）在本月早些時候廣泛分享的Facebook帖子中寫道：“這些宿舍就像是一顆定時炸彈，正在爆炸。” “新加坡對待外國工人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政府允許僱主用沒有座位的平板卡車運輸他們。他們呆在擁擠的宿舍裡，像沙丁魚一樣裝滿了十二個人，裝進一個房間。 ”
Koh補充說：“新加坡應該把這當作一個警鐘，讓政府像發達國家那樣對待那些必不可少的外國工人，而不應該以現在這樣卑鄙的方式對待他們。”
自從最近案件數量激增以來，新加坡已經制定了政府所謂的“ 斷路器 ”政策，一攬子限制的措施和新規則，再加上嚴厲的懲罰措施，旨在遏制新一波案件，並允許該市爆發的疫情回到控制之下。
當今情況來看，由於其感染規模還比較小，在政府強力措施的管控下和資金充足的醫療體系，新加坡有很大的希望將疫情控制下來。但是，最近新加坡確診數量的激增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了經驗教訓。
沒有時間放鬆
新加坡和香港都只能保持相對正常，同時對潛在的進口感染保持嚴格控制。一旦一波病例從國外傳入，兩者都必須迅速做出反應以防止其在本土廣泛傳播開來。
香港之所以能夠更輕鬆地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該市從未完全放鬆過，而新加坡懈怠過，後又被迫設立了“斷路器”措施，這將來能取得多麼成功還有待觀察。
但是，這種對社會保持相對放鬆的管控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方法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地方才切實可行，因為那裡的人口規模很小，可以管理，而且特定的地理位置使當局可以嚴格控制進出人員，並在必要時跟蹤其運動。自3月中旬起，特別是香港對來自海外的移民實行強制隔離。
即使這些城市都已經接近第二次重大疫情爆發，這要求它們再次暫停經濟發展並實行全面的限制，這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教訓，那就是不能過早放鬆。
正如亞洲許多地區已經經歷的那樣，僅僅是因為當地的疫情似乎已得到控制，但這並不意味著境外輸入者就不會引發新一波的大流行。
直到一個城市或國家可以確定不再有其他感染者會從外部傳入，或者感染者可以被有效地跟蹤和控制，直到本地病例新增歸0，這也並不意味著危險已經過去。
在較大的國家/地區中，區域之間的邊界更加疏散，城市缺乏能控制和監視進出人員的能力，因此避免進口感染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整個世界都是安全的。
正如新加坡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過早放鬆會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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