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四年（1071年），在宋神宗趙頊支持下，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進入高潮，但反對力量的反彈也更加激烈，這年出現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自斷手腕現象。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偏偏在這個節骨眼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在杭州鄉村遊玩，看到新法對農村造成巨大的危害，蘇軾忍不住寫下了《山村五絕》，“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青苗法惹的禍，鹽法讓老農“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八月十五看潮寫下波瀾壯闊的觀潮詩，還不忘寫下“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明顯對水利法不滿啊。
巡查兩浙農田水利的沈括看望蘇東坡時，發現他的詩作多有譏諷新政之作，抄錄下來加上註解呈給趙頊，趙頊卻毫無懲戒之意。
宋代有本書《夢溪筆談》，被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就是這個沈括寫的，這位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竟然是個告密的小人。
熙寧七年（1074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雖然是被外放，但能獨當一面也讓豪邁的詩人意氣風發，寫下了氣勢恢宏的《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
豪邁之後憤慨不平，他寫了《王莽》、《董卓》兩首詩，矛頭直指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長子病故，王安石第二次辭去宰相，從此隱居江寧，法令亦陸續被廢止。
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又轉任徐州知州。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調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職時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上任湖州後他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其實這只是例行公事，但詩人在官樣文章夾帶了濃烈的個人色彩，其中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反對變法的保守派領袖司馬光寫信給變法派領袖王安石用了“生事”二字，“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
蘇軾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呵呵，蘇知州念念不忘對新法之厭啊。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的第二年，趙頊改年號為“元豐”，從幕後走到前臺，親自主持變法，開始了“元豐改制”，然而變法依舊伴隨著反對的聲音。
失去了王安石，趙頊本就很傷心，又要獨自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免有些惱火。他決定實行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嚴懲反對變法的官員。
“熙寧變法”雖然成果不大，但趙頊成功的分化了官僚集團，打破了相權和諫權聯手對皇權的制約。被他貶謫的官員，御史和諫官佔了絕大多數，御史臺再也不敢以天相來勸諫神宗。
御史臺的新人正愁沒有機會獻寵，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裡行舒亶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他。
除了前面提到的幾首詩，還有蘇軾寫給弟弟蘇轍的《戲子由》中的“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更是大逆不道了。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推波助瀾，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
李定舉了蘇軾當處極刑四項理由：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急獲高位不得而譏訕權要；皇帝對他寬容希望改過自新卻拒不從命；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
才高八斗、少年得志的蘇學士，受到這樣四個指控，真讓人啼笑皆非。但是急於立威的神宗，不顧奶奶、媽媽甚至老婆對蘇軾的喜愛，鐵了心要把蘇軾當靶子打。
蘇軾好友駙馬王詵，聽到消息趕緊派人去南京給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欽差皇甫遵到湖州時，蘇軾以為會被賜死，求乞能與家人訣別，皇甫遵淡然道：“不至於此。”打開公文是份普通公文，不過是以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而已，並要蘇軾立即啟程。
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想跳水自殺，又怕自殺會給弟弟招致麻煩。家裡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臺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最後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二十八日幾句詩都做了交代。
李定向神宗報告蘇軾承認全部彈劾，神宗大怒，懷疑蘇軾要麼是受刑不過，要麼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臺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臺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說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以譏諷現任執政不得其人。
御史臺又找到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亶等人趁機痛打落水狗，請求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詩中雲檜樹：“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王珪說蘇東坡不認神宗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蟄龍，是不臣之舉。神宗倒也聰明，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有些牽強，這詠檜詩就是一例。還有蘇軾任密州太守期間作的《後杞菊賦》的序言裡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裡對經書的註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批判小人的爭權爭位，這些無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在通宵審問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給弟弟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訣別詩。
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身患重病的太皇太后曹氏出面干預，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積極營救蘇軾，並不惜與王珪翻臉。神宗下令從輕發落，蘇軾終免一死，被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洩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
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
很多人認為危難中看出人的本質，其實這也是很正常的事，蘇軾的所有朋友都在被調查之列，他們出面求情肯定是火上澆油、適得其反。當然新黨為蘇軾求情，說明這些人也有博大的胸襟。
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蘇東坡這次差點斷送老頭皮，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也是公認文字獄的濫觴。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並無實權。公務之餘，他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在這時起的。
經歷烏臺詩案，蘇軾從尚儒轉向尚道尚佛，性格從嫉惡如仇轉向淡泊曠達，他的作品從致君堯舜的豪放轉向空靈雋永、樸質清淡。意氣風發的蘇軾只留下一個軀殼，重生的是讓後人千古仰慕、曠達雋永的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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