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最令人震驚的種族清洗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方面的研究也是數不勝數，無論是對納粹第三帝國，還是對希特勒本人和黨衛軍，無論是從人性的幽暗程度，還是從人性“惡的平庸”角度，都有著數不盡的比較和研究。
邁克爾·曼在書中分析得到的一個事實，在希特勒統治德國的12年期間，僅最後4年，納粹政權就造成了將近2000萬非武裝人員的屠殺。雖然猶太人是主要的受害者，但他們佔總數不到三分之一，而且他們的種族滅絕發生在殺戮順序的較後階段。
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統治德國之後，分階段對德國的人民進行了清洗，比如最初階段中殺死很多精神障礙的德國人，讓他們不再有後代，總體上估計有25萬名這樣的無助者被殺害。這是納粹為了保持種族的純潔性進行的殺戮，留下健康的德國人，殺掉侏儒和同性戀等有嚴重身體缺陷的德國人。
在1939年征服波蘭的過程中，納粹幾乎殺掉了所有他們能夠發現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波蘭人，保守數字估計，將近有300萬的非猶太裔波蘭人被殺害，這也許是20世紀中最徹底的政治滅絕事件。
隨著1941年對蘇聯的入侵，納粹的殺戮開始以蘇聯平民和猶太人為主要對象。起初是通過特別行動隊，然後是黨衛軍、憲兵和國防軍以及集中營。納粹殺死了600萬至700萬非猶太裔蘇聯平民，還有330萬蘇聯戰俘。這個數字令人感到恐怖，這不是完全的種族滅絕，納粹的目的是要清除那些他們想象的可能會反對他們的人。用當時留下的目擊者的記錄的證詞描述：“必須要清除所有這些俄羅斯有學問的下等人。太能讀太能寫的農民和工人是危險的。他們都是共產主義者。”
從1942年的年初開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即臭名昭著的對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成為了納粹種族滅絕的代表作。毒氣是特意為猶太人準備的，猶太人居住區被一個個消滅，五個死亡集中營被啟用。據估測，大概有550萬猶太人被殺害，大約佔據歐洲猶太人總數的四分之三。
納粹的最後解決方案是世界迄今所見到的目標最單一的種族滅絕嘗試。納粹領導人以殺光所有歐洲猶太人為目標。當夢想著建立世界帝國時，他們想象的是殺光各個地方的所有猶太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根除目的而不管代價為何。
儘管如此，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只是納粹作品中一個晚到的新增之物。殺戮行為的不斷加劇貫穿了整個時期，從一個個到十人一批，到百人一批，千人一批。20世紀30年代絕大多數死亡要麼是因為野蠻的街頭暴力，要麼是出自對死亡已經習慣的機構之手，這裡死亡並不總是被看作完全不能容忍的，比如監獄和醫院。1940年和1941年，絕大多數殺戮轉移到了戰場，武器與戰爭的合法性成了殺戮的工具和理由。只是從1942年起，絕大多數殺戮才在遠離這些更合理的死亡場所的地方被制度化。
3．納粹大屠殺不是平庸者的辯護詞
我們絕大多人都會認同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的觀點，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一種可能。這種觀點如此深入人心：奧斯維辛所代表的集中營是現代工廠制度的世俗延伸。它不生產物品，原材料是人類，而終端產品是死亡。煙囪，現代工廠制度的象徵，排放著由燃燒人肉發出的刺鼻菸味。天才般地鋪設起來的現代歐洲鐵路網將一種新型的原材料運往工廠。這與運送其他貨物並無二致。在毒氣室，受害人吸入由德國先進的化學工業生產出來的有毒氣體。工程師設計了焚化爐，管理者設計了一種讓更落後民族羨慕的，以熱情與效率運轉的行政制度。即使是總體計劃本身也反映了已走上岔路的現代科學精神。
但邁克爾·曼在書中強調，我們不能強調這種殺戮的平庸性，也不能用人性的平庸來為之辯護。平庸的是幻覺，不是現實。納粹殺戮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追名逐利，害怕權威，夥伴間保持一致，享受自裁權力，對猶太人或斯拉夫人的偏見觀念，總體上的納粹意識形態。這當中大量涉及意識形態而不是現代技術。鮑曼的理論建立在馬克斯·韋伯的工具或技術理性之上，這是錯的。用韋伯的價值理性，即用信奉一種絕對觀念來解釋，更加恰當。納粹認為他們是因為正當的意識形態理由而根除他們的敵人。現代性之惡比行政主義和不帶感情更加具有意識形態性，更加充滿血腥。行政主義國家不進行謀殺性清洗，激進化國家才這樣做。
所以，邁克爾·曼更重視真正的納粹而不是普通的德國人。相比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者，那些平庸的官僚殺人很少，絕大多數參與實際殺戮的那些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那些參與進去的德國人知道他們在殺人，不是出於個人的恩怨，而是出於種族和二等公民的歧視，辦公室的政治，邀功式的炫耀，夥伴的慫恿，飛黃騰達的要求，最高領袖的命令等等。
而那些對此視而不見的普通人，意大利著名作家，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普利莫·萊維很精闢地對他們的心態做了精彩分析：儘管信息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可能性，但大多數德國人不知道是因為他們不想知道。因為事實上，他們希望不去了解。一條特殊準則普遍存在於希特勒的德國：那些知道的人不說，那些不知道的人不問，那些問的人得不到答案。通過這種方式，典型的德國公民贏得並捍衛了他們的無知。而他的無知，似乎讓他對納粹主義的支持有了充分的理由。閉緊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為自己營造了一種“不知道”的錯覺，並藉此為發生在他門口的罪行而洗刷自己的同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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