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秉琦：如何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

【編者按】 考古學界泰斗蘇秉琦先生在大量紮實的考古實踐工作基礎上提出區系類型學說，對歷史考古學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中原地區只是獨立發生發展但又互相影響的六大區系之一，並將新石器時期的中國文明狀態傳神地描述為“滿天星斗”。近日，《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一書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發行，澎湃新聞節選部分以饗讀者。節選部分原題為《文化與文明——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講話》（原載《遼海文物學刊》1990年1期），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去年10月份在“興城座談會”上談的題目是“古文化、古城、古國”，今年還是在興城，談“文化與文明”，實質上是繼續去年的講話，但內容有所不同。文化與文明起源問題，這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大課題。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和學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文化與文明，這是我們學科的性質所決定的。

蘇秉琦

一、背景——歷史的反思

回顧歷史，中國文化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被特別提出和被特別重視，正是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兩個轉折點：一個轉折點是“五四運動”時期，一個轉折點是20世紀80年代初，這也是我們考古學科發展過程中的兩個轉折點。是什麼樣的歷史轉折？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歷史的反思。“五四運動”前後，當國家、民族面臨危機生死存亡的時刻，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個熱烈的思潮，就是討論中西文化問題。那時候中西文化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原因很簡單，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古國落後了，落後的原因是什麼？不能不從歷史上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究竟比西方在哪些方面落後了，如何趕上去，到底應該向西方學習些什麼東西，這個問題可以說在“五四運動”時期基本上找到了回答，那就是科學與民主。這話現在說來很簡單，在當時來講，卻是解決了一個歷史大問題。因為我們是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自來認為是天下第一，一切都是中國最先進，能夠意識到比不上人家，要趕上去，而且提出“科學與民主”的口號，比日本的變法維新提得更深、更明確，這談何容易呢？當然是大事。我國近現代科學只有在提出科學與民主的時候，才有了發展的土壤。從“五四”時期起，經過半個世紀後，我們又在經歷一次歷史轉折，這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歷史的反思又一次被嚴肅地提出來了，那還是1980年前後，提的問題也還是中西文化問題，但現在提出問題的角度與前一次不一樣，現在要開放，要引進，還是要講科學與民主，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事實上還成了更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建設現代化，如果是建設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單純學美國、學西歐、學日本，那能是千萬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奮鬥的目標嗎？不是。我們要建設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國相稱的現代化。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靈魂是什麼？精華是什麼？精神支柱是什麼？我們要繼承什麼？發揚什麼？大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考古工作者要嚴肅對待這個問題，都要感到自己的責任。因為我們的考古學科就是在這兩個轉折時刻有了重大改變，其主要標誌就是，中國文化與文明起源問題是這兩個轉折點所引起的歷史反思這一社會思潮的組成部分。1981年我在慶祝黨成立六十週年紀念會上談到，一個有自己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的考古學派已經在世界東方出現。說這話是歌頌我們黨的光輝在照耀著我們的學科，而並未具體表述我們學科的具體成就。事實上，一個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冢發現的消息，就引起國內外的重視，相當不平凡的重視。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都動起來了，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一定要發表英語專訪。為什麼“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幾個大字，牽動了億萬中華兒女的心，引起國外同行的特別重視？談了多少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國，為什麼現在提出來引起這樣廣泛的注意？80年代初的歷史反思，提出振興中華，就是它的社會歷史背景。

二、中國考古學新時期的兩個標誌

文化與文明的起源這一課題的提出，是我們學科本身發展到今天的必然，這可以用中國考古學新時期的兩個標誌來說明。

第一個標誌，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提出和在實踐中的系統化。

1979年正式提出考古學文化劃分區系類型問題，是形勢發展的需要，學科發展的需要，並已為實踐所證明。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燕山南北地區考古課題的提出和進展。當時，考古所內蒙古隊和吉林大學到河北省張家口開展工作，課題是同一個：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與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緯度相距四五度，中間隔著燕山山脈），它們之間的關係。過去說紅山文化是當地細石器文化與以彩陶為重要特徵的仰韶文化結合起來的一種文化，但是，它們是怎麼結合起來的，是什麼社會歷史條件，又是通過什麼渠道把這兩支文化結合起來的？提來提去還是通過太行山東西兩側這個渠道，特別是汾河與桑乾河這兩條河源所在地的張家口，這裡是南北交通的口子。張家口的工作堅持了四年，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這個概念就是在這一時期提出來的。1982年以此為課題召開的第一次學術座談會上，大家看到了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確實都從這裡通過。那次會上，我們得知喀左東山嘴發現了祭壇，就提到，到底是看到了兩個文化作用的結果。於是又有1983年遼寧喀左和朝陽的學術座談會。“朝陽會”上我們提出，東山嘴的祭壇，在中原那麼多同時期的遺址中，在仰韶文化當中，都還沒有發現過，它不會是孤立的。東山嘴位置在喀左縣城東4公里，這4公里周圍再延長30公里就是六個商周時期窖藏銅器坑的出土地區，如果不是舉行重大活動，沒有理由把那樣的國家重器埋在那裡，說明這一帶不僅紅山文化後期是重要社會活動場所，到距今三千年前後也還是重要活動場所。那麼下一步就應該在喀左、凌源、建平三縣交界處繼續調查。我們的這些學術觀點，通過這樣的學術活動，變成了更有生命力的觀點，帶著這樣的認識進行工作，進度就快多了，所以幾個月後就有了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冢群的發現。等到1984年在呼和浩特市開會時，我們已經可以把北方地區的“三北”古文化區系的界線劃出來了：一、遼東遼西當中有個界線；二、錫林浩特到河套是個界線；三、呼和浩特與包頭之間也有個界線。這是北方與西北的界線。從包頭到蘭州永登再到樂都柳灣是一條線，這條線就是大西北的起點，這對我們認識整個中國北方的三大北，即大東北、北方、大西北，也就是對中國面向東亞的這一大塊和麵向中亞的這一大塊有了明確認識。面向東亞的一塊與環太平洋連成一片，面向中亞的一塊與中亞連成一片，是一半與另一半，東西文化的這條界線清楚了。所以到了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馬開會時，我們就敢於說，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古文化體系，從華山沿汾河到了桑乾河的河北省西合營，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北方古文化體系順大淩河、西遼河向南延伸到石家莊附近，它們在張家口交匯在一起了。這樣，從1982年開始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作為一個考古學專題就有了一個完整概念了。當然，這五年當中，其他各地也開展了類似的活動，如江漢地區、環洞庭湖地區、三峽地區、環太湖地區等。太湖地區古文化的概念比北方又提高了一步，就是在覆蓋面基本一致的條件下，從距今七千年的馬家浜文化到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和到西周以前的古吳越文化，覆蓋面一致，上下年代可以連貫起來，自成體系。

第二個標誌是1985年在興城這裡正式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問題以來取得了積極進展。集中表現在“興城會”後不久，在山西侯馬召開的“晉文化研究會”上，把晉文化作為一個考古學課題正式提出來。周封唐虞的晉國，是北方大國，周王東遷洛陽實際也是投奔晉國，一直到秦始皇統一，晉一直在東方國家中佔首位，晉也罷，三家分晉也罷，並未改變這種基本格局，依然是夏商周晉秦。秦統一者，主要是統一了晉地，其他是第二位的。《左傳》有“楚材晉用”的記載，為什麼楚國第一流人才往晉國跑，大量物資也流入晉國。晉國用什麼去交換，晉憑什麼有這樣大的吸引力，是什麼條件促成的？原來晉國所處的桑乾河、汾河這條線，把北方的大淩河、關中的渭河穿了起來，也就是北方牧業和中原農業、手工業交界的地方，是交通要衝，就是在這條線上，商品經濟發達，不僅從鏟到布幣，就是從刀到刀幣也是在這條線上演變形成的。這是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則更為深遠。從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角度看，從南北兩大文化區系交流中看，從六千年左右原始文化到夏商周建立國家到春秋戰國上下穿起來看，晉文化發展的背景是中原與北方的交匯，最重要的歷史活動是農牧交換，標誌是商品貨幣發達，而條件就是長城地帶的條件。晉國雖然西周的色彩很濃，但仍然是個土著國家，當地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是主要的，晉文化不是周人傳統，而是北方傳統。只有在北方文化傳統下，晉才會掌握上述的優勢。這樣，我們用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概念，從古文化到後來國家發展的一系列過程中，看到了晉文化傳統的本質和它所起作用的關鍵，這是過去文獻上所無法理解的。可見，只有用古文化、古城、古國才能真正把考古和文獻有機結合起來，得出新的歷史概念。這樣把晉文化作為一個專門課題提出，時間上從原始文化下到春秋戰國，地區也不限於山西。所以那次會後，河北省準備在冀北、河南省準備在豫北找古文化、古城、古國。我們還建議搞環渤海考古，京津、冀北是一片，遼寧東西是一片，魯北同膠東半島是一片，遼寧、山東、河北幾家聯合起來搞，短期內拿出材料，擺出觀點來。其他如1984年在浙江嘉興“太湖流域古文化”會上，提出“馬家浜、良渚、古吳越文化”後，到今年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五十週年間，在環太湖地區發現一系列象徵太湖早期文明的良渚土墩大墓群。1984年在“成都會”上提出“古蜀文化”，到1986年廣漢發現三千年前古國遺存鑄銅人像群等，一系列有生命力的學術活動正在全國各地展開，並迅速取得成果。

新中國考古學的這兩個標誌，代表了當前我國考古學這門學科的發展水平，也為從微觀角度研究中國文明起源打下了基礎。

三、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

什麼是文明，對文明如何解釋，這不是頂關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認識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實踐中、在歷史與考古的結合中加深對文明起源的認識。文明不是一天實現的，根據我們對現有考古材料的研究，中華文明火花的爆發有幾種形式。

頭一種形式是裂變。舉中原古文化為例，仰韶文化的前期階段，在大約距今六千年，統一的仰韶文化裂變為半坡、廟底溝兩種類型。在此以前的六七千年間，以姜寨遺址前期為代表，兩種小口尖底瓶由發展到成熟，共生同步發展，村落佈局完整，三塊墓地都在村外，男女有別，長幼有別，不到成年不能成為社會成員，只有成年男女才能埋在氏族墓地，這是母系氏族結構的典型標本，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有突變，典型遺址是元君廟，小口尖底瓶相當於姜寨結尾階段，即由成熟的罐口退化到淺盤口沿。這一階段姜寨遺址的墓地也由村外轉移到中心廣場，墓地下層尚保持單人葬傳統，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齊，上層壓有男女老幼合葬墓，這就突破了原來氏族制男女有別、長幼有別的界限，小孩與成年人埋在一起，沒有了輩分的差別，甚至沒有了氏族成員與非成員的界限，這就違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則。原始公社制的破壞就已意味著文明因素的產生。統一的仰韶文化分為兩種類型就是在這一轉折時期出現的。過去我們沒有注意，現在可以清楚地說，這個一分為二，就是出現了以廟底溝類型為代表的新生事物，標誌是出現玫瑰花圖案的彩陶和雙唇小口尖底瓶，這種瓶就是甲骨文中“酉”字下加一橫，也就是“奠”字，表示一種祭奠儀式，所以這種瓶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具有禮器性質。起初以為是大量使用的盛水器，其實數量並不多，在華縣泉護村遺址選標本時，只選出一套，選第二套時就不全了，彩陶也一樣。廟底溝類型的分佈中心在關中，東不過陝縣，其典型材料是華縣，即玫瑰花圖案由完整到鬆散，瓶由成熟到雙唇不起雙唇作用，這一演變序列代表了仰韶文化後期的基本特徵和基本規律。這個類型完整的遺址墓地材料尚缺乏（編者按：2007年、2017年，兩次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楊官寨遺址在近期的考古工作中，又在這裡發現了一處大型公共墓地。 楊官寨遺址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高陵區，經過考古工作者十餘年持續發掘，目前確認的遺址面積達百萬平方米，是關中地區仰韶時代中晚期罕見的中心聚落遺址，文化內涵以距今5000多年前的廟底溝文化為主。），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泉護村遺址南部發現一座成年女性墓，它孤立於其他墓之外，單獨埋在遺址聚落南部高地，這個墓隨葬大型鴞鼎，其實叫尊更合適，不是生活用具，表明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其時代相當於廟底溝類型的末尾。同樣，半坡類型元君廟墓地的尾，有一座小孩墓，小孩無氏族成員地位，但埋葬卻有特殊待遇，這不是他自己地位特殊，而是他母親的社會地位特殊，這是對氏族社會的進一步衝擊。在此以前就是頭人與氏族一般成員也是平等的。前一個是廟底溝類型的，後一個是半坡類型的，兩種現象恰恰在同時發生，這種現象產生的背景，我在1965年寫《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時，曾提到兩種類型是經濟類型的不同，現在不妨說，這種區別就意味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這種社會經濟背景下裂變產生新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半坡與廟底溝兩個類型雖可並立，但半坡類型對周圍的影響遠遠比不上廟底溝類型。所謂仰韶文化對周圍的影響（北到河套、南到江漢、東到京廣路以東、西到渭河上游），基本上就是廟底溝類型的分佈範圍。仰韶文化對周圍的影響，實質上就是廟底溝類型的影響，是仰韶文化後期裂變的結果，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即距今六千年前後由裂變而產生的文明火花。

第二種形式是撞擊。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來自1979年到1982年在河北張家口的四年工作，就是探索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分界點。1982年在蔚縣召開小型座談會得到的結果是，在這裡看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與紅山文化彩陶交錯，又與河套原始文化交錯，所以稱為“三岔口”，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淩河流域紅山文化彩陶與關中仰韶文化的交錯，其特徵是廟底溝類型完整的玫瑰花圖案，枝、葉、蕾、花瓣俱全，這種圖案的分佈從華山延伸到張家口，正是一條南北天然通道。紅山文化彩陶中特徵最明顯的是鱗紋，其最早材料見於赤峰西水泉遺址，其演變有頭有尾，與廟底溝類型玫瑰花圖案演變並行，其向南延伸最遠到石家莊、正定一線，與玫瑰花交錯是在張家口。1982年“蔚縣會”上同時就考慮到紅山文化新發現的喀左東山嘴祭壇遺址，考慮的是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接觸後的後果問題，這也是1983年到朝陽開第二次小型座談會的目的。經過工作，實際上看到了這兩種文化接觸後的結果，是產生了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還包括玉龍的出現。龍與玫瑰花結合在一起，產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這是兩種不同文化傳統撞擊產生的文明火花。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盆（琵琶嘴遺址出土）

紅山文化彩陶罐（四十里堡遺址出土）

第三種形式是融合。例證有兩個。一是河套地區發現早於距今五千年的尖底瓶與晚於距今五千年的袋足器在這裡銜接，出現最初形式的斝與甕。甲骨文中有兩個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酉字如前所說，就是尖底瓶，是尖底瓶演變的最後形式，單唇口、寬肩、亞腰。丙字是三個瓶結合在一起，形象是鬲的前身。這說明，甲骨文這兩個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之前，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再一個例子是晉南陶寺，時間在四五千年間，特點是大墓有成套陶禮器與成套樂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與河套、燕山以北有關，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壺、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質具有特殊性、獨特性，是多種文化的融合產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文明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認識中華民族的脊樑。我們要充分意識到，今天我們把中華文明起源作為一個重大課題提出來，這既是我們學科成熟的表現，也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和任務。

四、我們學科的目標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我們這個學科奮鬥的目標，可以概括為，第一是復原中華五千年文明古國曆史的本來面貌，第二是復原中華民族歷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變傳統編寫世界史的內容，為振興中華、為世界的進步做出貢獻。上面所闡述的近年我們在文化與文明研究中，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所取得的突破，就是提出這一目標的依據。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理論，是回答中華民族十億人口、五十六個民族是如何結合成統一中華民族的，這個課題本身在全人類就是獨一無二的。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獻以前的歷史，這就為歷史傳說與考古的結合找到一條道路。當我們提出，從華山腳下延伸到大淩河流域和河套地區，再南下到晉南，這一古文化活動交流的路線時，我們並沒有引《五帝本紀》，卻與《史記》記載相同，我們是從考古學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再去對照歷史傳說，就可以相互印證，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機的結合，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歷史與考古的結合終於找到了一條理想的通路。同時，上述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也為認識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靈魂開拓了通路，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無窮的創造力，再是有無限的生命力。一浪比一浪高，延綿不斷，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源泉。我們從考古材料中得出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有信心說，我們的工作是可以為振興中華、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服務的。所以，我們講目標不是空中樓閣，是有充分根據的，從而也是可以預見的。今後，只要我們有計劃有目標地進行工作，我們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