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悠遠的歷史長河，包頭並不僅僅以燦爛輝煌的近代文明而閃耀世界。在距今幾千年前的隆古時代，大青山南麓早有包頭的先民建立了北方遠古文明。他們不僅建造屋舍，製造勞動工具和生活器具，還構築了原始祭壇，形成宗教文化的初始萌芽。
1979年被挖掘的阿善遺址，便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文化的最好證實。這處被已故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稱為“包頭塬”的歷史遺存，早被國家確定為遠古人類相對獨立的文化區，他所確立的幾個在內蒙古乃至全國的考古之最，讓包頭這座工業城市的文明觸角，在時間上得到了延展。
那一處處真實的遺存，一件件保存完好的文物，為我們勾勒了一幅遠古包頭人的生活圖景。
阿善溝今時風貌
不但有地種還能打野味
阿善遺址位於包頭東河區大橋以東約10公里處，如今附近仍散落著村鎮。從今人的眼光看，這裡背依大青山，南鄰黃河，氣候溫暖溼潤，地勢居高臨下，視野開闊，且適合農業耕作，是絕佳的定居地點。
自1979年被發現以來，包頭市的文物管理部門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共同組成發掘組，對這裡進行了發掘。
阿善遺址的面積大概有四五個足球場那麼大，有人類活動痕跡的文明堆積最厚能達2米左右，包括石器、陶器、骨質工具，後期還有少量青銅器出土。在二期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磨盤、磨棒等生產工具和許多細石器工藝的狩獵工具。作為生活用具的陶器，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器物還繪有彩繪圖案。從發現的許多野生動物和家畜遺骸來看，當時的先民除了從事原始農業外，還從事狩獵和家畜飼養，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包頭地區的先民們就已經過上了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考古學界普遍認為，阿善一期文化是目前所知的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最早的定居農耕文化。
可以想象，在幾千年前的包頭，我們的先人已經通過發明工具、拓展食物來源，解決了最困擾原始人的溫飽的問題。
阿善遺址出土的骨項鍊，由11塊大小不一、磨製光滑的骨管、骨牙、骨環組成。
既實現安居也達到優居
阿善遺址中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是不同類型的房舍。比如在一期文化期間（公元前4000年左右），先民們就建了半地穴式、淺地穴式的住所。讓人歎為觀止的是在三期文化期間（公元前2870年），先民們不但建了大量儲糧、儲水窖穴，還築起了石頭圍牆，以抵禦野獸侵擾、防止部落衝突等，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防衛工程。拿今天老北樑上旅蒙晉商的城堡式民居相比，這些粗陋的建築可謂是城堡式居住區的原型了。
當年文物部門撰寫的發掘簡報，對這些防衛工程進行了詳細介紹：共清理57米，牆身皆用石塊因地形砌築而成，曲直不一，厚度不同。有的地段殘存高度尚有1.7米……相交處用黃綠色土泥固定，空隙間塞以碎石……在清理1區北圍牆時，發現一寬1.5米的門道。
從這段文字就可以發現，這些防衛工程不但實用性很強，而且建築特點明顯，能與自然環境融合，可謂一種“人與自然合一”的境界。阿善遺址中佈局井然的房舍、環繞村落起築的具有防衛功能的圍牆，可以說，當時的阿善遺址上已經有了城池的雛形。
同我們印象中的原始人生活相比，遠古的包頭人已搬出山洞和用樹枝搭起的帳篷，從憂居實現安居，甚至是優居。
阿善遺址出土的骨柄石刃刀，是一種小型複合生產工具。
阿善遺址出土的骨針和骨針筒，針體保存完好，刮磨光滑，製作精細。
不經意間點亮文明曙光
阿善文化之所以讓人歎為觀止，不但因為先民們製作使用工具的豐富、建築風格的創新大膽，以及對農業和狩獵業的開拓，他的一、二、三期遺存，各有自身內涵，同相鄰地區比，有獨特的新時器時代文化面貌。
1983年，文物部門又對阿善遺址進行了發掘，又發現了一種堪稱“原始社會藝術設計”的地面建築——石堆祭壇。這些遺址同石圍牆大概屬同代遺物，用石砌成方形和圓形，採取南北方向中軸對稱形式，象徵“天圓地方”。
考古學界普遍認為，祭祀是祭壇的本職所在，所以考古學家多從原始宗教的角度來探討祭壇的起源。1986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在接受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就曾提出，紅山文化晚期的“壇、廟、冢”等遺存，是中華文明新曙光的看法。當年的8月12日，在包頭文物管理部門組織的座談會上，蘇秉琦明確指出：甘肅永州永登遺址出成系列的“長彩陶鼓”，內蒙古包頭塬上遺址出石砌“祭壇”，二者年代均屬距今四五千年間，同樣具有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線索。這首次將阿善遺址祭壇放到了中華文化起源研究的背景裡。假如按現在的評判標準，那時的包頭人不但“倉稟實”而且已經“知禮節”，開始變得有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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