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把社會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商人”位居末尾,被公認為最低賤的人群。儒家向來有“義利之辨”的說法,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如果你想做個君子,就得追求公義。反之,如果你追逐私利,就是個小人,被士大夫們瞧不起。

孔子雖沒有明確指出“小人”就是商人,後世卻把這句話當做古人歧視商人的證據,“重農輕商”也從此成為了儒家的標籤。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1/6 君子和小人究竟指誰

進入20世紀後,隨著中國邁向現代化,工商業的價值日益凸顯。有感於傳統的式微,人們又忙著給儒家翻案,找出各種證據,說儒家實際上並不歧視商人。比如,有人把晚明社會的資本主義萌芽,跟陽明心學扯到一塊兒,即所謂“士商異術而同心”。還有人乾脆提出了“儒商”這一概念,認為古代大商人其實和士大夫一樣,懷有“治國平天下”之心,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當然了,儒家思想並不算科學理論,本來就有很大的解釋餘地。是否符合當今的時代潮流,主要取決於你怎麼看,並沒有標準答案。康有為不也藉助儒家學說宣揚過君主立憲嗎?所以,儒家究竟是否排斥商人這個問題,對於今天生活在開明時代的我們而言,也許並不重要。

而我們更應該關心隱藏在背後的一個歷史疑點:商人以前為何地位低下?仔細想想,這確實很奇怪,明明是有錢人,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嘛,憑什麼地位連農民都不如呢?就算有坑蒙拐騙的奸商,也不會是這個群體的主流。畢竟消費者不是傻瓜,豈有那麼容易被騙呢?這明顯說不過去,一定有更深層的原因。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有一點需要澄清,孔子是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句話,但他那個時代的“君子”與“小人”,和我們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樣。現在我們說某人是君子,某人是小人,主要是以道德來衡量的。但在戰國時期,“君子”指的是貴族,而“小人”指的是賤民,也就是當時的奴隸。兩者地位有著天壤之別,這點不用解釋也知道。

那是否只有中國人才對商人存有偏見呢?並非如此,我們來看看另一個偉大的文明——古羅馬。

2/6 善於經商的古羅馬人

羅馬人是非常善於經商的。股份制公司就是羅馬人的發明。羅馬人還設計出一套基於標準化的管理方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著名的“三巨頭”之一克拉蘇,曾經是羅馬首富,在“三巨頭”中實力最強,(另外兩巨頭分別是凱撒和龐培)克拉蘇就是通過做生意發家的,若不是因為在卡萊戰役中陣亡,他沒準能成為羅馬的下一任統治者,也不會有凱撒什麼事了。

但和中國一樣,古羅馬人同樣鄙視商人階層。大思想家西塞羅就說過這樣的話:“零售商和各類小商販都是卑賤的、無恥的,因為他們不編造一大堆徹頭徹尾的謊話就撈不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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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羅塑像

不過請注意,西塞羅只把矛頭對準了那些小商小販,對於真正的大商人克拉蘇,西塞羅卻不置一詞。其實,和那些商販們比起來,克拉蘇才算得上真正“卑鄙無恥”的鉅富。

克拉蘇是個富二代,他的父親普利烏斯·克拉蘇也是大富豪。克拉蘇繼承父業,但他比老爸更善於打民眾的主意。

克拉蘇曾組建過一支消防隊,我們都知道,消防隊是負責滅火的,但克拉蘇的消防隊很特別,在滅火之前,他們會和房主討價還價,如果你肯把房子以低價賣給我,我就把火滅了。如果你不肯賣,那就接著燒吧。

要知道,古羅馬城市房屋密集,老百姓家多為磚木結構,加上古時候家中都使用明火,發生火災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克拉蘇就以這樣的方式覓得“商機”,成了羅馬城最大的房地產商。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克拉蘇影視形象

說白了不就是發“國難財”嗎?是的,但克拉蘇是貴族,沒有人指責他。為什麼呢?因為克拉蘇這個人很慷慨,他經常把錢借給各個階層的人,從元老院權貴到平民百姓,到處有人欠他的債。正所謂“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別人自然不好說他什麼了。

當然,除了投資房地產,克拉蘇還做其他生意,比如奴隸貿易和礦產開發,在那個年代,這都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買賣。憑藉經商所積累的資本,克拉蘇成了羅馬共和國最富有的軍閥。

3/6 羅馬貴族的收入來源

不過請注意,即使克拉蘇那麼有錢,他的志向也不是當個富豪,而是成為古羅馬最有權勢的人。克拉蘇先後擔任羅馬的執政官和敘利亞總督,並鎮壓了著名的斯巴達克斯起義。克拉蘇很清楚,僅憑財富並不能贏得權力,要想獲得元老院和民眾的支持,還得依靠軍功。遺憾的是,儘管克拉蘇的軍隊人數在“三巨頭”中居首,他的軍事才能卻不如凱撒和龐培,最終,克拉蘇因為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死在了異國他鄉。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多數古羅馬貴族可能沒有克拉蘇那樣的商業才能,但他們依然可以憑藉顯赫的地位,讓自己擁有鉅額財富。通常情況下,貴族有三個收入來源,分別是土地租金、高利貸,以及所謂的“政治報酬”。

克拉蘇就把這三樣全佔了,他是羅馬城最大的房產商,在郊區和行省還有大量地產,光是這些地租就一輩子花不完。此外,克拉蘇還向他人提供信貸,不菲的利息不僅充實了自己的腰包,還收買了人心。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什麼是政治報酬呢?它包含幾個方面,一個是當官的固定薪資,這對普通人是一筆高薪,可對於真正有實力的貴族卻不算什麼。因為他們可以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其所得要遠遠高於薪資收入。另外,貴族們還有個更大的收入來源,那就是戰爭。如果仗打贏了,貴族就能獲得戰利品,包括奴隸、物資,地產、戰敗者的賠償金,以及被征服地區的稅收。

把這些統統加起來,羅馬貴族的收入就是普通人的好幾百倍。如果你是貴族,幹嘛還要去做生意呢?所以到了羅馬共和國晚期,向行省徵稅成了貴族和軍閥最主要的斂財方式。當然,這些稅大多進了私人的口袋,剩下的才交給國家,後來的軍閥爭霸,就是這麼來的。

4/6 權位和租金

那麼,古羅馬有沒有人專門做生意呢?有的,主要是自由民。自由民是誰?就是解放了的奴隸。在古羅馬,奴隸通常由窮人和戰俘所組成,奴隸這個名字儘管聽起來很悲催,可對於生活在底層的人而言,想要擺脫桎梏,做奴隸其實是不錯的選擇。

只有當了奴隸,你才有機會投靠貴族,如果你足夠聰明能幹,對主人又忠心耿耿,有朝一日,你就能成為貴族的親信,不僅能獲得自由身,還能替貴族打理財產,成為他的近臣和官家。作為回報,貴族會贈給奴隸一筆財富。奴隸再用這筆錢投資或放貸,成為一方富豪。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聽起來是不是很勵志?這多麼像一個底層逆襲的故事。但須記住的是,奴隸所獲得的一切,無論是他的財富、自由身、還是社會地位,都是貴族給的,一旦離開了貴族,他啥也不是。甚至連奴隸這個身份,也不會隨著地位的改善而消失,它是個終身的烙印,就像《水滸傳》裡犯人臉上的刺字,當你被定為有罪之身,一輩子都去不掉這個標籤。

由此可見,古羅馬的財富結構是具有高度依附性的,這是個以貴族與統治者為核心的分配體系。這也是為何只有來自底層的賤民,才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原因,他們要麼是獲得自由身的奴隸,要麼就是普通百姓,即西塞羅所說的“零售商和各類小販”。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對於羅馬貴族而言,只要獲得了政治權力,財富就會隨之而來。他們的財富是隨著權力的擴大而增長的。用經濟學術語來說,他們用權力賺取的是“租金”,而不是”利潤”。這是貴族和商人最本質區別。所以,貴族根本不需要專門經商,只要掌權,他們的收入就會比普通商人高出一大截。

所以在古羅馬,最有效的致富途徑是提高政治地位,一個人獲得經濟資源的能力,和他攫取權勢的能力是捆綁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財富只是一個人政治權力的象徵,或實現政治野心的手段,就像克拉蘇那樣。只有賤民才會追求財富本身,而事實上,純靠經商所得的財富,也遠遠不如政治權力帶來的多。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這就是古羅馬人看不起商人的根本原因,職業商人在出身上就低人一等。如果我依靠從政就能攫取鉅額收入,幹嘛還要經商呢?畢竟,做生意得看人臉色,得討價還價,還得承擔各種風險。而通過權勢賺來的租金則不同,它是一勞永逸,甚至理直氣壯的。當然,這不是說獲得政治租金沒有風險,政治鬥爭比商業競爭更殘酷,但它的回報也是巨大的。

古羅馬是這樣,那中國是否例外呢?

5/6 商業與政治的依附關係

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期有個大商人名叫呂不韋。呂不韋是怎麼發跡的?在趙國期間,呂不韋發現了一位秦國的王孫,名叫異人。異人在趙國不得志,呂不韋看到機會,決定扶助他上位,等異人回國掌權,自己也能夠飛黃騰達。回家後,呂不韋和父親有一段經典的對話。

呂不韋問老爸,“種田可獲利多少?”對方答:“十倍”。兒子又問:“買賣珠玉可獲利多少?”老爸說:“百倍”。兒子再問:“如果我立一個國家的君主,可獲利多少?”老爸說:“無數。”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呂不韋影視形象

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呂不韋憑藉這筆政治投資,最後當上了秦國的宰相。所以,即便像呂不韋那樣的大商人,也是把政治權力作為自己的終極訴求,他們最渴望的不是腰纏萬貫,而是封侯拜相,成為號令群雄的大人物。

呂不韋傳奇的一生,令後世的中國商人們望塵莫及。此後,以商人身份入仕,成為高官顯貴,乃至執掌大權的人物幾乎再也沒有出現。

隋唐以後,政府科舉取士,壟斷了讀書人的上升通道。雖然商人可通過金錢購得一官半職,但畢竟權力有限,很多官職只是象徵性的。官員們卻可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取大量的政治租金,成為國之巨蠹。即便是民間商人,也只有依附權力才能做大做強。久而久之,商人和權力之間,就形成了某種寄生關係,前者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遇到“玻璃天花板”,唯有投靠權力,依附權力,效忠權力,才可能進一步壯大。

為什麼歧視商人在古代是一種普遍現象?

比如,清代商人伍秉鑑和胡雪巖,他們一個依靠政府授權壟斷對外貿易,一個藉助政商關係,為清廷採購商品並提供融資平臺,兩人是那個時代首屈一指的富豪。諷刺的是,他們和呂不韋一樣,結局都不太好。伍秉鑑和胡雪巖的故事證明了一個道理,就是當權力和資本捆綁在一起時,前者就是後者的衣食父母,失去權力的庇護,再多的資本也只是空中樓閣。

6/6 總結

中國和古羅馬的例子告訴我們,在古代社會,由於政治權力與致富能力尚未分離,兩者往往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掌握前者,就意味著擁有後者。即便一個人缺乏企業家才能,只要有權,或者與權力結盟,他也能賺得豐厚的租金,且成本和收益之比要大大小於純粹的企業家。

總之,只要權力結構決定了一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有才能,有野心的人,就會想方設法藉助權力來發家致富,真正的企業家精神,也永遠得不到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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