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不光是農業大國，還是軍事強國。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中國一直處在世界發展的最前沿。春秋戰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國，看似都是亂世，對百姓造成了很難彌補的肉體與內心傷害，但不外乎中國的軍事實力因此而提升。就算最後到統一的年代，國家數量不是很多，但每個國家的實力卻都是很強的。全國趨於統一，這些國家的兼併功勞也少不了。這點尤其體現在中國戰國時期，秦國的實力由於變法而逐漸增強，但這也少不了常年征戰的因素。無論用什麼方法訓練軍隊，戰爭永遠是檢驗軍隊戰鬥力的“最好”選擇。
日本應該是從商業轉變為軍事大國的，但它的商業基礎也不怎麼強。在幾代天皇的努力下，經濟實力甚至還不如我們輕視商業的中國強大。但經過多年的努力，最後還是有一些成果的。況且日本是以商業提升為目標，而中國則是大踏步加快農業產量，這樣幾百年過去後，中國與日本的農商差距將會越來越遠。相對而言，我認為農業算是比較閉塞的，而商業往大了說則可以理解為一種區域性的外交。農業是一種自給自足，帶動自己國家的發展，速度較快。而商業則是交易雙方互相發展，速度是農業的各一半，但不如農業單一。對於一個長久發展的國家，顯然商業要更好一些。畢竟發展總不能靠自己國家的力量，更多的應該是學習他人之長，改正自己之短，實乃強國也。
中國的將軍習慣採用戰術，一些人在這基礎上又提出了兵家理論，孫武出書《孫子兵法》、還有不知名的《三十六計》。總之，中國軍隊打仗，講究計謀，人數只是一個次要的方面。因而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的例子並不罕見，只有那些以打仗為了的統治者，才不會使用計謀，頻繁中計。如苻堅，以及元朝末期的一些皇帝，這些人只有通過一味地加強中央集權，來提高軍隊實力。就如老子所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中央集權就像是一個處在鍋中的“小鮮”，重之不得，輕之不得。“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但如果法令不足，這個國家的統治就不會長久，軍事實力也必定不會強大。
而日本最初是採用拼人數的“戰術”的，縱觀日本整個戰國時期，除了武田信玄還懂得一些孫子兵法的要妙之處外（但也沒能在使用過程中搞明白），其它的大名幾乎在戰爭中都不用計謀。要說日本人最鍾愛的武器是大刀和長劍，也不是全無道理。這兩種武器在近戰時最有威力，對付騎兵是長槍好用，但如果不成隊列，那麼仍舊是敵軍的刀下鬼。當然，這也是日本戰國時代的流血事件非常多，幾支偵察隊的交鋒，就能染紅旁邊的一條河流。這足以看出日本的戰爭多數是殘酷的，但也是沒意義的。
不過，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雙方在交戰時只想著置敵人於死地，並沒有考慮那些不該有的“道義”。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有許多諸侯都是因為講究仁義，從而被打敗的。如宋襄公令敵軍過河後再攻擊等，在戰爭中，各家的學說均沒有用場，只有法家與兵家（尤其是兵家）才是戰爭中真正的主角。這也是日本軍閥在戰爭中高於中國之處，但這隨著封建王朝的推移而逐漸消失，中國的軍閥戰爭已經成為了領地的爭奪與權力相爭。“仁義”已經不起作用，“為政以德”也早已和古書埋到地底下了。
日本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在19世紀末一躍而起，成為了亞洲軍事強國。這與清政府的“閉關鎖國”，與後期的懦弱無能是分不開的。雙方在同等實力下使用戰術是有效的，但在武器根本就不是一個年代的戰爭裡，落後的那一方必將滅亡。況且日本是島國，進攻當時的清政府只能從海戰開始，雖然北洋水師也有部分戰列艦，但都是耗資巨大買來的。中國海軍並沒有大規模製造戰列艦的能力，但日本卻已經掌握了。這就是一個長久之計，最後日本還是成功入侵了中國，瓜分清朝的領地。
此時的農業發展顯然已經派不上用場，日本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商業。中國雖然敗了，但也從中得出了教訓，從此農業與商業均衡發展，成為了亞洲第一強國。
再來對比一下日本士兵素質。這個絕對沒得說，中國完勝。中國因為講究仁義，所以在對待俘虜方面，還是比較仁慈的。（張獻忠除外）這也是取勝的一個關鍵因素，許多關於兵法的書籍都特別強調了這點，這貌似並不能增加我方人數，但卻可以降低敵方士氣，動搖軍心。即使再強大的軍隊也會一蹶不振，而日本則不提倡接受俘虜，對待俘虜最常用的就是斬首，這在織田信長的軍隊中尤為突出。
織田軍隊從來就沒有降俘，即使是敵方君主有投降之心，也會被織田斷然拒絕。在打敗淺井長政時，後者自知織田不會放過他，便切腹自盡。這也使日本戰國的許多大名喪失了獲取良將的機會，基本上許多大名征戰到逝世，伴隨他的還是那些初始的家臣，幾乎沒有變動。如果遇上大的戰役，家臣大部陣亡的話，那麼這個大名也就完蛋了。就像武田勝賴打的那場敗仗一樣，武田家至此滅亡。
而中國軍閥割據勢力的許多優秀將領，大多數都是通過俘虜而來的，三國時期尤其是魏國的將領，張遼等猛將都曾是曹操的俘虜，後來在魏國也有了一席之地。如此而言，日本的大名在用人才能上遠不及中國，這也令他們在征討過程中非常吃力。如果原始的家臣綜合素質又不高，那麼這個大名必定會成為戰亂時代的犧牲品。
既然沒有能力去招安名將，那麼日本大名取勝的實力，只能憑藉軍隊數量了。但即使這樣，日本戰國時期他們最強大的軍隊還不如中國那時候的一個小國。日本是一個島國，人口本來就沒有多少，壯年男子全國那時候也就幾十萬。分到大大小小的大名裡，軍隊人數最大不到五千人，甚至有的才是幾百人。這些日本軍閥普遍愛鑽牛角尖，他們就因此在士兵的裝備上去下工夫。
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繁殖能力也很強，所以即使是處在夾縫當中的弱國，兵力也要有上萬人。這主要和君主的德才是分不開的，他們通過遊說，以及優秀的政治才能，去招攬軍隊。而後又給他們很高的封賞，在戰爭中有功者還可以升官進爵。況且由於中國的戰國時代真正的“硬仗”其實很少，如果不是王國之戰一般傷亡人數都不多，這也和計謀的靈活使用有關。而這也增強了國君的威嚴，使更多人甘願加入他的隊伍。
日本在防護方面可能要略勝中國的亂世一籌，因為日本的戰國時代與中國最後一個較大的亂世——五代十國而言，還是相差了幾百年時間。以後的宋元明清，無論是分裂程度還是戰爭數量之多，都無法與日本戰國時代相比擬了。那時候火槍已經在各個軍閥之間流行起來，但成本尚高，弓箭仍是軍隊中主要的射擊武器。日本大名們由於人少，每名士兵都會隨身攜帶弓或弩，在敵軍衝鋒時先射上幾分鐘，然後抽刀近戰拼殺。到了中後期甚至組建了火槍隊，雙方對戰時甚至都成了火槍的互相射擊，那麼人數較少的部隊就會處於被動狀態。
於是大名們便在士兵們的防護裝置上加大功夫，不光有披甲，還有護肘、護腕等甲片，儘量減少士兵的傷亡數量，但卻就加重了士兵的戰場負重。不知為何，這些大名為了加強士兵在戰場上的移動速度，竟然令他們穿著沒有防護的鞋子（有點類似於布鞋）作戰。士兵們對五臟六腑的防護尤為重要，每名士兵都佩戴護心境，這個東西可以抵擋弓箭與火槍子彈的直接射擊，擊中後就會彈開，在近戰中也能抵禦大刀的攻擊。
中國士兵儘管也有防護，但並沒有日本戰國時期的部隊那麼嚴格，因為中國封建時期亂世的軍閥主要使用的是冷兵器，其傷害程度並沒有火器那麼大。這也是中國軍隊行軍速度較快的一個原因之一，隨著時代的演變，中國士兵都披上了防護力較強，但卻不是特別沉重的魚鱗甲等。
日本在軍事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無論戰役有沒有取勝的優勢，都特別喜歡使用敢死隊。許多軍閥在戰爭前夕，都會組織一幫人，給他們豐厚的獎賞，令他們上陣殺敵。這些人通常沒有活著回來的，但都能給敵軍造成重創。後來因為火器普遍流行，敢死隊的編制開始逐步廢止。而中國除了毫無優勢的背水一戰，或者是保衛首都的戰役外，其它時候都不會派出敢死隊來作戰，尤其是在我方軍隊有足夠優勢取勝的時候。因為敢死隊普遍都是由一支軍隊中最為勇猛，對國軍最忠誠的士兵組成的。這些士兵一旦陣亡了，那麼軍隊的核心就會喪失，戰鬥力也會隨之而下降。
但日本人不管這些，他們只考慮眼前的戰鬥是否能夠勝利，這算是每個大名目光短淺的一面吧！
與時代相結合的一大不同，就是日本戰國時期騎兵已經不是主力，而中國的亂世騎兵仍是主要角色。這與火器的崛起有直接關係，十多個火槍兵排成列射擊，就可以阻擊一個近百人的騎兵隊。其實日本人並沒有什麼先見之明，而是從武田勝賴打的那場敗仗開始，才逐漸意識到騎兵已經喪失了戰場上霸主地位。在這一戰當中，武田強大的騎兵被火槍火炮一排排擊倒，但其戰鬥力還是不可小覷，仍舊一撥撥往前衝。直到最後打光了全部兵力，武田家的許多著名武將也全部戰死，而織田德川聯軍損失還不到二百人。
至於中國的戰亂由於都是在冷兵器時期，騎兵完全就是這個時期的霸主，沒有之一。任何步兵即使持最好的武器，也難以和騎兵單獨抗衡，除非組成方陣前進，會使騎兵不敢靠近。長槍長矛算是與騎兵近戰時的唯一克星，至於弓弩則是遠程打擊騎兵的武器，但普遍證明沒什麼效果，除非使用火箭可以大面積燒殺騎兵。這也要計算好速度，才能將敵軍騎兵儘可能多得在射程內，被大面積射殺。
戰爭，對於老百姓而言，往往造成的傷害是難以磨滅的。但不一定每場戰爭帶來的影響都是壞的，有的推翻了一個萬惡的王朝，有的則促進了時代的進步。而中國和日本的亂世時代，這樣的戰爭有很多，對比來看的影響也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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