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俠士產生的文化根基：遠古尚武習俗的流傳
武俠的存在，是中國特有的歷史與文化現象。它的出現，有著複雜的社會、文化與民族心理因素。
中華民族具有勇武強壯的根性，在遠古時代，尚武的風氣已經形成，習武，也是我們的先民們的一項非常重要的生活內容，並漸漸成為一種非常獨特的風俗習慣。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
<code>“中國民族之武， 其最初之天性也”。/<code>
先民們把“無勇”看成是最受人鄙視的品格，連死後都得不到寬恕。凡因怯陣戰敗而死的人，死後要“投諸塋外以罰之”；相反，在戰場上英勇戰死的壯士，其遺孤和雙親每逢春秋兩季都會享受特殊的禮遇，收到特殊的慰問品。
也就是在這種濃重的習武風氣的長期薰陶下，中華民族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尚武傳統。並在先秦社會中始終有著巨大的影響。它的存在，為俠的產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先秦好劍之風的興起及民間劍客的出現
先秦時代俠士的誕生，除深受全民尚武、習武的社會環境影響之外，還深受當時一種獨特的社會心態影響，那就是瀰漫於全社會的經久不衰的好劍之風。
遠古時期，武器的設計和製造尚處於初始階段，為利於在山地叢林中奔躍和近戰，那時主要使用的是短 兵器。在有限的幾種短兵器中，劍輕便易使，直刺旁擊都能運用自如，且構造簡單，容易製造，所以為人們所普遍喜用。
夏商周三代以後，劍的實戰作用逐漸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為源自遠古時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徵物，卻越來越為貴族和平民所喜愛。春秋時期滕國的國君就毫不掩飾地說：
<code>“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code>
另一個小國莒國的國君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好劍到了瘋狂的地步。後來的趙惠文王也酷愛劍，在他的身邊聚集起三千多名“劍士”。這些人都是些平民，但他們和趙惠文王對劍有著共同的愛好，經常在一起切磋劍技，“日夜相擊於前”。
在好劍之風的浸染下，社會上形成不少與劍有關的習俗。當時，佩劍已成為一個人身份和地位的標誌，也成了男子顯示儀表和風度的服飾。《說苑·善說》述楚國的王族襄成君
<code>“始封之日，衣翠玉、帶玉璣劍，履縞舄，立於流水之上。”/<code>
可見佩劍還是一種冊封貴族儀式上的服飾。
也正是由於這種好劍之風的盛行，先秦時代不但出現了了諸如吳國的干將、楚國的歐冶子等善於鑄劍的能工巧匠，以及諸如越國的薛燭這樣的著名相劍者，還湧現出了一批武藝高超的民間劍術師。
歷史上有較完整記載的最早一位民間劍客是春秋時期的越女。據《吳越春秋》記載，越女是越國山陰南林的一位少女。她從小“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卻酷愛擊劍。她的劍術獨具一格。越國的相國范蠡曾聘她為軍中武師。越女不但出手敏捷，變化多端，劍術高強，而且還有一套形神相應、 動靜互制、長於變化、出奇制勝的劍術理論。她向越王勾踐侃侃而談劍道，指出：
<code>“凡手戰之道，內 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code>
她這套完整的劍術理論，對後世的劍術家有著深遠的影響。
除了越女，還出現了魯石公、蘭子、司馬氏等一些活躍在民間社會的著名劍客。這一批史上最早的民間武術家，是許許多多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民間劍客的傑出代表，他們的出現，意味著具有專門武藝的民間武士群體的產生。這一新的社會現象。對於俠的萌芽和誕生無疑起到了直接的影響。
三、俠士的萌芽狀態：“士”階層的出現和分化
“士”階層是從平民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特殊階層，也是先秦社會最為重要的一個社會群體。他們因為有勇力和武藝，所以被特別選拔出來。剛開始時是平時和農民一樣從事耕耘，有戰事的時候則組成軍隊作戰，後來慢慢地不再耕田，專門作為武士。
到了春秋時期，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士”階層也開始出現分化與蛻變 ，一部分“士”人專門從文，而未分化出去的一批武士，則不斷汲取民間社會的文化營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轉化為萌芽狀態的“俠士”。
春秋時期，武士勇力和技藝都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每當春秋兩季，各地的武士常常雲集在一起進行競技活動，切磋武藝。武士群體中也湧現出了一批武藝超群、勇力過人的英雄好漢。在戰亂頻繁的春秋時期，他們被專門選拔出來，充作精兵，社會地位也有所改變，這便是所謂的“國士”。他們在軍事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格外為權勢者所看重。
國士的選拔，不僅促使了武術的發展， 也為俠的產生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四、養士之風的盛行：俠的初始形態
隨著諸侯公卿、大夫強族在激烈而複雜的政治鬥爭對有特殊技藝的“士”大量而迫切的需求，春秋時期漸漸盛行起了養士之風，它對於俠的誕生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
史載齊桓公曾收留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給予相當優厚的禮遇。 與齊桓公同時代的魯莊公孔武好力，與魯國勇士曹沫氣味相投，視為心腹。後來齊魯會盟時 ，曹沫孤身一人“執匕首劫齊桓公”，以報答魯莊公。
在春秋諸侯中，齊莊公姜光是最熱衷於養士的一個。他門下勇士甚多，待之甚厚。據《左傳 》記載，他得勇士殖綽、郭最作為自己的私屬，上朝時指著殖綽、郭最志滿意得地說：“是寡人之雄也。”晉國的勇士州綽、邢蒯也來投奔他。後齊莊公被權臣崔杼殺死，勇士州綽、 賈舉等八人赴難。另兩名勇士盧蒲癸、王何出逃，矢志復仇。三年後，兩人返國攻殺齊國另一名權臣慶封，還政於姜氏，並將前已死去的崔杼戮屍，為齊莊公報了仇。這是春秋養士的 一個典型事例。
除齊莊公外，晉國的公卿欒盈、楚國的權臣白公勝、吳國的貴族公子光也都是春秋養士的名人。
養士之風的出現，為俠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適當的場合與內在的驅動力。
五、墨家對俠義精神的闡述：武俠成長的精神武器
墨家是存在於春秋、戰國時期之間的一個學術流派和社會團體。“墨家”之稱得自它的宗師墨子。墨子名翟，魯國人，或說宋國人。大約為春秋末戰國初人。
墨家是一個有組織的集團。其最高領袖為鉅子，鉅子的職位是由集團中公認的賢者互相傳讓的。他們有嚴密的紀律，所有的成員必須絕對服從鉅子的指揮。據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他們平時一律食“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是一群深為戰亂所苦、決心在艱苦的生活方式和嚴密的準宗教團體中實現人生價值的“遊士”。
墨家並非如同有的學者認為的是出身於俠的武士團體，但墨家卻與俠的生長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墨家對對剛出現的武俠現象十分關注，並及時地對俠義精神與俠義行為作了系統的闡述，提出了完整的“任”俠觀念和理論主張。闡述了任俠精神的實踐方式：
<code>“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code>
意思是說，幹己身所厭惡的事為解救他人的急難。也就是要不顧一切地去扶危救困，為人解難。這正是俠的行為準則。
墨家的“任俠”理論無疑給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鮮血去探索行動宗旨的武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
墨家不僅在其經典著作中研究並闡述了任俠精神，而且其首領和弟子們也常常仿照俠的方式行事。《呂氏春秋·尚德》中敘述了一個關於墨者鉅子的故事。墨者鉅子孟勝和楚國的貴族陽城君交往很深，陽城君便拜託他守衛封地。後陽城君因參與楚國內亂而出逃，楚國決心用武力收回陽城。孟勝打算為朋友死難。弟子徐弱極力勸阻，認為死之無益。孟勝回首道：“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於是徐弱出於死節之義，先行撞死於老師面前，而後，墨家弟子與孟勝共同殉難的達83人。
正是通過墨家的宣傳 ，武俠現象才被當時思想界和學術界用新的眼光來進行考察和評估，這對幼年期的俠的迅速成長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六、職業刺客的出現及俠士的誕生
春秋末期，在社會上湧現出了一批不圖富貴、崇尚節義、身懷勇力或武藝的武士，他們生活在民間，與某些權貴傾心相交，為報知遇之恩而出生入死，雖殞身而不恤。這些人，就是當時社會中的職業刺客。比如，晉國豫讓、吳國的專諸、要離，都是春秋末期最為著名的刺客 。
晉國的豫讓曾受到權臣智襄子荀瑤的尊重和重用，豫讓視為知己。後來晉國發生內亂，智襄子被趙襄子聯合魏、韓兩家所攻殺。趙襄子與智襄子仇恨最深，所以將智襄子的頭顱漆為飲器。豫讓發誓為智襄子復仇。他變更姓名，進入宮中為太監。一次在洗刷廁所時身藏匕首要刺殺趙襄子，被趙襄子發現。趙襄子讚歎他的“義士”品格而釋放了他。
豫讓矢志不渝。他漆身若癩，吞炭為啞，滅須去眉，行乞於市，連他的妻子也辨認不出來。
當趙襄子外出時，他埋伏於趙襄子途經的橋下，企圖再次行刺，又被趙襄子擒獲。
豫讓要求趙襄子在處死自己之前成全他的“死名之義”。於是他拔劍三躍，猛擊趙襄子的衣服，仰天大呼： “吾可以下報智伯矣!”伏劍自殺。他的死震驚了社會，“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吳國的專諸和要離也都是豪傑勇士。專諸為吳國公子光（也即是後來的吳王闔閭）刺殺吳王僚。要離為了替吳王闔閭去行刺吳王僚之子、“萬人莫當”的勇將慶忌，不惜殺死妻子，砍斷自己的右手，假裝成與吳王闔閭有仇，以便獲取慶忌的信任。
這些人，都已經具備了俠士的品格。首先，他們非常看重與權貴之間人格上的平等，這是武俠們的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專諸之所以毅然允諾去為公子光刺殺吳王僚，就因為公子光數年如一日地照顧他那貧困的家庭生活，而且以禮相待，十分尊重他的人格。
其次，他們知恩必報，持有“士為知己者死”的人生價值觀。這些俠士以追求某種獨特的精神價值為人生目標，為報答知遇之恩，雖殞身而不恤。
這一社會現象表明：武俠，這一中國所獨有的社會群體，也以其獨特的方式，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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