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這次疫情衝擊，有3個“史無前例”
口 述：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採 訪：徐悅邦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疫情帶給世界的3點影響
面對突發疫情，沒有哪個國家是準備好的，難免會有一定的滯後和恐慌。
但這次新冠疫情，我們看到了中國“舉國體制”的優勢，整個國家即刻都動起來了。如果換成其他一些國家，難以做到。
中國有一點做得非常明確，無論封城、封路，還是封小區，最終圍繞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並非是為了穩定而穩定。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最優先的。
目前疫情在中國已經基本得到控制，但卻在世界呈現出“大流行病”的態勢，許多國家仍處在上升期，仍有許多不確定性。
歷史上，
瘟疫和戰爭幾乎是孿生兄弟，如果社會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幾乎只有一牆之隔。必須看到，這次是“綜合性危機”，是經濟危機、社會恐慌、國家治理危機的“三合一”併發症，在西方尤其明顯，要非常警惕。此次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可以用“史無前例”來形容，主要有這3點：
1. 經濟：重新反思全球化
這次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我認為會遠超2008年，可能會比1929-1933年大蕭條時還糟。
從經濟層面上來說，疫情使人們對全球化產生了懷疑。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這波全球化，毫無疑問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財富。但也產生了許多問題，財富只是流到一些國家和極少數人手中，出現了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政府稅收、就業流失等現象。
全球化原本是為促進資源和產業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籠罩下，一些規則突然不靈了。許多國家發現，產業鏈一受影響，自己連普通的口罩和防護服都生產不了。國家、政府的經濟主權沒有了。
他們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帶來了什麼？有人就說，疫情可能敲響了全球化的喪鐘，是對全球化的最後一擊。
但我認為，疫情並不會完全終止全球化，而是會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狀態——傳統的投資與貿易的形式，是一種“有限的全球化”。
各個國家會重新去爭取對自己國家經濟主權的掌握，通過“產業迴歸”的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將重要的、與安全民生相關的產業放回自己國家以及交通、溝通都相對方便的國家之中。
2. 政治：種族主義抬頭
在政治上，大家能看到這次疫情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麼？種族主義抬頭。
尤其是美國，此前一直揪著“新冠病毒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呢”這個問題作文章；《華爾街日報》還說中國是“亞洲病夫”。這段時間的中美關係，實際上就是圍繞著種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展開的。
再舉個例子，歐盟原本是作為歐洲區域人類共同體的典範的，但這次疫情一來，歐盟國家又都回到了主權國家的時代。意大利、塞爾維亞急需幫助，但沒有哪些歐洲國家可以幫他們。大家又走向了自私。
未來10年，將會是一個民粹主義高漲的時代，也是一個動盪的時代。
資本可以在全球流動，知識可以在全球流動，但是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動，貧困也無法流動，政治權力更是無法流動，所以各國主權意識勢必日益強化，民粹主義日益高漲。
3. 國際關係：二戰後的國際體系搖搖欲墜
而從國際關係來說，以往國際關係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二戰以來建立的國際秩序已經是搖搖欲墜了。疫情大大加速了這個進程。
這不僅是對西方的挑戰，也是對中國的挑戰。該如何解決？目前為止整個世界都還沒有方案。
誰都不知道新的體系是什麼樣的，由誰來建立，而且也不是說美國主導的世界不行了，中國就可以主導。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再強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
但不管怎麼說，“逆全球化”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了，中國再怎麼努力都很難逆轉。它的主要動力來自中美關係的惡化，從科技到意識形態，現在中美在科學技術上的人員交流幾乎處於停頓狀態，兩國意識形態對立。
此次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美國主要是想借機打壓中國高端製造，不希望中國在技術層面往上爬，期望通過一場“技術戰”拖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促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對未來的中美關係不能那麼樂觀，中國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合作，另一條腿是鬥爭，後者不可避免。
未來的全球化，或許是“一個世界、兩個市場”“一個世界、兩個體制”，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另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一些國家跟美國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國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國家兩邊的生意都做。
中美兩個市場之間也不會完全脫鉤，會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兩個相對獨立的市場已是不可避免，接下來中美貿易依存度必然會有所下降。這未必是壞事。
中國政府和民間，都不想與美國交惡，但這已經不是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的了。因為美國視中國為“眼中釘”，我們只能“以直報怨”。
未來10年：
中國要避開陷阱，我的6點建議
所以說，未來10年，中國或許將會面對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時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對此，我有6點建議：
1. 做好制度建設
在這場抗疫過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許多人討論中央政府足夠果斷，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還比較自我，甚至隱瞞信息“不作為”。然而光是“譴責”地方政府就足夠了嗎？
一般來說，今天地方的行政機構裡，可以發現3類群體：一類是唱讚歌的，熱衷講大政治和大話，“口惠而實不至”；另一類是不作為的，準時上下班，上班讀書看報寫文件，但沒有行動；還有一類是想作為的。
三種群體，三個結果。每天吹牛拍馬、唱讚歌的，被上級領導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為、也不幹活的，他不犯錯誤，也有機會提拔。那些想作為的卻困難重重，一旦做點事情，就容易觸動到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觸動的人就會變成告狀者，就有人來查你。因此，對想作為的幹部來說，不作為便是最理想的選擇。
這樣的情況下，誰來幹活呢？大家都學著吹牛拍馬，大都學著不幹活。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年“低級紅，高級黑”多了起來，要從制度上找原因，從制度上去改進。
就人性來說，不管什麼樣的體制，總會出現這3類群體。但要想促成領導幹部有所作為，就必須從制度的角度來分析。體制的設計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點。最高領導人這幾年也反覆強調要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所以地方政府為什麼“不負責任”？你不能光指著某個領導說：你不負責。新冠疫情的擴散就說明了這點：武漢市長辯說他不報也是根據法律和政府規定來的，沒有權力把這個公之於眾，他也有他的說法。
我多次說過，一個國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內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對未來的不確定，從體制角度來說，中央、地方還是需要改革，目標就在於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責任感。
不能光從人的角度來說“你不作為”，要從制度上找到不作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誰來承擔責任”，我覺得這一點中央政府要明確，中央政府誰承擔責任，地方政府又是誰承擔責任，然後從體制上保證他們能承擔這個責任，而不是說光去批評。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情況是，有些該集權的地方沒有集好權，該放權的地方沒有放好權，這樣地方政府的權力就不足。所謂“使命型政黨”不是說不會犯錯誤，也是會犯錯誤，但是他有使命，可以自己去糾正錯誤。
在這一點上，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鑑：
比如不到600萬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級政府。武漢市有幾級政府？至少三級半。中國哪怕像新加坡這樣規模的城市都是三級半政府，需要這麼多層級的政府幹什麼呢？中國從秦朝、漢朝到晚清都是三級政府，現在有這麼多級別政府，還是需要改革的。
其次，怎麼激發公務員、官員的積極性呢？除了強調意識形態，或許還需要物質。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務員工資最高的國家。當然不是說中國公務員的工資都要像新加坡這麼高，還是要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公務員也是人，也要過體面生活的。
還有一個要法治，要是太講政治，法治就會受到影響。政治都是比較主觀的，不像法治比較客觀，依法治國是國家現代性的主要表徵。
我一直在說，利益的困局始終是需要利益來突破的。要讓責任跟利益正相關。你不能叫我承擔無限的責任，而沒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責任，我想這個道理整個世界是普適的。
2. 破除“唯GDP主義”
這次疫情給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從國際經驗來看，任何一個處於轉型期的社會，都容易出現社會問題；但如果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積累起來，最終就會造成社會失序的局面。
經驗地看，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許多國家的問題。我們需要重視起來，防止中國未來陷入到各種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國，主要存在著兩條政策思路：第一條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義。在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時期，GDP主義發生過積極的作用。
但說穿了，GDP主義就是要把中國社會貨幣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變GDP主義的狀況，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被商品化、貨幣化，比如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
從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國現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長，還應該搞社會建設。
所以我一直說，中國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以後條件夠了，中產階層做大了，再去做政治改革。這幾年我覺得最遺憾的就是社會改革比較緩慢。
第二種政策思路就是通過社會政策的改革，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源。和第一種把社會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種思路就是要通過保護社會，建立消費社會來取得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未來的核心在哪裡？就在於其日漸成長的“消費社會”。這也正是美國、特朗普所害怕的地方。中國成為“消費社會”對美國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的“大市場”，也就是經濟力量。
真正可以促成中國改變整個世界格局的，是其龐大的“消費市場”，而非其他因素。這些年來，中國開始加速成為區域乃至可以和美國博弈的世界經濟重心，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消費水平。
3. 做大中產階層
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中產階層佔70%以上，現在已經降到不足50%。美國、歐洲為什麼現在不穩定？就是因為中產階層變小了。
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中產階層的利益，就不會走向極端。像泰國那樣，如果50%是窮人、50%是富人，那麼農民選出來的總理城裡人不接受，城裡人選出來的總理農民不接受，永遠都會是一個鬥爭的局面。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面臨這樣一個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與其勞動不對稱的過高收入，而其他人沒有得到與其勞動相對稱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產階層的規模。
但培養中產階層的關鍵並不是“殺富濟貧”，光是分蛋糕的話，這個蛋糕馬上就分完了。所以還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較有效的選擇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是一次分配過程中最為關鍵的。
在這一點上，日本有著豐富的經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成功的工業化國家。20世紀經濟起飛後，日本政府實施了有效的工資倍增計劃，再加上日本企業“終身僱傭制”，在短短几十年內成功培植了中產階層社會，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社會之一。
4. 輔助好中小型企業
從漢朝到現在，除了幾個很短的歷史階段外，中國呈現出“三層資本”的經濟結構：頂層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國有資本、底層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和一個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互動的中間層。
只要這3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經濟發展就會是穩定、可持續的；反之，就會出現經濟問題。
當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業。對大多數中小型企業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資空間。新的空間從哪裡來？一方面需要國有企業讓渡一些自己不作為、也很難作為的空間；另一方面需要通過技術創新。
第二個問題是缺少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因此需要金融系統的結構性改革，比如設立大量為中小型企業服務的中小型銀行。
5. 重視社會改革
中國現在最重要的是今後幾十年社會制度的建設。因為社會秩序、社會穩定有它的制度基礎所在。
像在英國，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錢主要用於消費。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錢、讀書不需要很多錢，那麼存錢幹什麼用？這就是社會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需要一個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的發展，而不是說社會分化的發展，比如在一二線城市外，著力發展三四線城市，包括產業、衛生、教育等資源和服務，增強國家綜合抗風險能力。
6. 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從整個世界史來看，進步需要改革開放。所謂改革就是內部改革、外面開放。
1500年世界海洋時代拉開帷幕，擁有著強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卻實行了“海禁政策”，中國由此失去了一個時代。但即便是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中國的瓷器也遠銷歐洲，在當時中國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過了今天的iPhone。
中國要吸取這個教訓，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開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也要持之以恆地走下去，
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國家領導人這些年宣佈的幾項重大改革，比如海南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等，都必須是在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做起來、發展下去的。
當下，需要社會上每個人負起責任來。當每個人對社會有擔當時，這個社會才能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就可以減少內耗、增進團結。再大的困難也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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