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範圍為2015年至2018年間在中國大陸地區首次成書出版的長篇小說。2019年年初，中國作家協會修訂了茅盾文學獎評獎條例，強調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根據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的要求，對評獎標準等作了修訂和補充，並汲取以往評獎經驗，對評獎規則和程序作了進一步完善，為本屆評獎的導向性、權威性和公正性提供了思想和機制上的保證。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工作於3月15日正式啟動。經過徵集作品、初步審核、報網公示，計有234部作品參評。經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聘請的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由來自全國的62位作家、評論家及文學組織工作者組成，5月15日起，評委進入閱讀階段。7月30日，評委會集中進入對參評作品的討論、投票階段。經過認真閱讀和深入討論，歷經六輪投票，於8月16日最終產生了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李洱的《應物兄》5部獲獎作品，經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審核批准，向社會發布。
梁曉聲的《人世間》講述東北城市平民家庭半個世紀的生活變遷，展示了個人命運與時代變革間的密切關聯，彰顯出現實主義寫作的不衰魅力。徐懷中的《牽風記》以千里挺進大別山為背景，刻畫了革命者為人民解放事業的奮鬥和犧牲，洋溢著解放戰爭中英雄們的精神之美和人性光輝。徐則臣的《北上》以大運河為主題，在百年曆史源流中書寫中國社會的滄桑鉅變，在世界視野中重新勘探、塑造中國人的文化品質和現代意識。陳彥的《主角》以秦腔藝術家憶秦娥的人生際遇與成長心路，反映了改革開放鉅變中人的解放與革新，顯現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品格。李洱的《應物兄》通過對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與精神狀況的考察與透視，顯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性轉化中的繁難，呈示出對中國傳統理想人格的個性求索與深入思考。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結果發佈後，得到文學界和讀者群的廣泛好評。獲獎作品體現了中國長篇小說近五年來創作發展的思想水準和藝術水平，體現了主旋律與多樣化的統一，其鮮明的現實主義和史詩化導向對今後長篇小說創作的發展必將起到有力的引導。
平常生活中的非凡力量
平凡世界中日常生活的書寫最為不易，因為從內容上看，它不討好也不取巧，而在對日常人人可見的生活細節點滴的深挖中仍能掘出深意，這對作家而言無疑是巨大的考驗。人人可見，人人可知，若能寫出可見與可知中的不可見與不可知，或是司空見慣、平靜無奇中含蘊的非凡能量，而又能在敘事中將這一奇崛能量寫得平實動人，可感可觸，以致每位讀者都能從中看到自己，這幾乎是對一個作家的極度挑戰。雖然很少，但不是沒有人通過這樣的考驗與挑戰。當然這種應戰者的非凡完成度必得以一顆結實、平實、踏實的心為條件。40年前的路遙是這樣的完成者，他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不朽，即在於在孫少安、孫少平身上我們不僅能看到活躍於平凡世界中的普通勞動者的生活奮鬥，同時更能看到我們自己的成長、我們生活成長的環境以及我們成長中的人性的豐滿。對於《平凡的世界》的閱讀，使我們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找到了對於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閱讀時的感受，雖然這是一部地地道道發生在20世紀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城鄉交叉地帶的青年成長與社會變革的故事，但從文學的感覺上，它與和它具有著相似品質的文學有著深度的共鳴。它激起了我們的暢想和歡悅，那是經艱難而來，經磨礪而來的，而那經了艱難與磨礪的一切，總會放射出非凡的光芒。梁曉聲的《人世間》同樣是具有這種光芒的文學。
《人世間》的光芒，絕不在於它115萬字的體量，雖然這樣的三卷大部頭對於一個作家而言首先是身體與意志的雙重考量。《人世間》的價值在於它以一種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書寫，以20世紀中葉至今半個多世紀為時間半徑，呈現了中國北方變革中的城市，尤其是城市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以及人間煙火的冷暖人情。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寫的是1975到1985年中國城鄉交叉帶社會與人的變化，它忠實地記錄了改革開放初期約十年的鄉村與城鎮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作為中國社會變革的那一階段的輔助教科書來讀。與路遙致力於寫中國農民在新時期之初的覺醒與奮鬥不同，梁曉聲的《人世間》寫的是中國北方普通工人家庭三代人的生活，其時間跨度也遠遠超過十年，其主體部分從1972年開始寫起，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後的2016年，其間跨度有50年，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文革”末期、改革開放初期以至新世紀，當代中國的風雲、風情和風貌，透過周家三代人的生活命運而盡收眼底，其間城市的變遷、人格的養成、生活的林林總總都獲得了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呈現。尤其是作為貫穿整部小說的三個主人公——周秉義、周蓉、周秉昆三兄妹的不同生活道路與情感選擇，構成了一曲激情澎湃而又富於深情的交響詩，三位從工人家庭走出來的後代，經歷了迷茫衝動的青年期、理想奮鬥的中年期而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一個成為國家幹部鞠躬盡瘁，一個留學歸來成為一位知名作家，一個留守A城從工廠退休。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和各異的人生軌跡中，他們都秉承著中國傳統文化所教會他們的做人本分與處事原則，在艱難困苦與人生窘迫之時，他們都沒有放棄這種深厚的文化所給予他們的人生準則與道德標準。在他人需要他們時，他們會及時地伸出手來，無私地貢獻著自己；在他人困窘之時，他們提供幫助同時也悉心保護著他人的自尊。他們的同情心、愛心和樂於助人之心，他們的惻隱和體恤之情，都源於中華文化潛移默化的浸潤，源於對於人類生活會變得更好的信念。我想，正是這種悠久的文化與堅定的信念，決定了他們深處困難甚至絕境時，也能昂起頭來，不被困難所打敗，而在低谷時集聚著非凡的力量，向不公伸出拳頭，從而使命運在這樣堅強的意志面前得到逆轉。這是怎樣的一個民族？她就是這樣一路走來，她就有這樣一口氣，面對任何艱難，都能憑著這口氣找到前行的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啊！正如小說的封面上所寫——於人間煙火處，彰顯道義和擔當；在悲歡離合中，抒寫情懷和熱望。
所以，我們迷戀於周家兄妹在知識相對匱乏的時代裡在家中針對《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書的熱烈討論，青年期的他們在汲取精神滋養上從來抱有這一代人的博大胸襟；我們陶醉於周秉昆與鄭娟的相濡以沫的愛情以及在貧困歲月中他們的深情對話與相互攙扶；我們見識了周蓉為了追尋自己的愛人而不計功利的付出，而當認識到所愛之人人性侷限時又義無反顧離開的高傲個性；我們感動於普通工人平民之家親人之間的相互提攜以及他們與鄰里之間的無私幫襯；我們震驚於退休老建築工人也是一家之長的父親周志剛感慨與吶喊出的“不能打我這一輩起兒女一代有出息了，孫兒女一代又崴泥了”的牽念、焦慮與自尊；我們深思於周秉昆看到姐姐長篇小說《我們這代兒女》中對於婚姻關係的深度認知和“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成了別人的妻子，我不但不會感到遺憾，反而會在內心裡經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長期寡居……”的善解人意與寬厚豁達。是呵，這一門周姓人家精彩的歷史，這一些尋常百姓的好故事，經過120萬字的“熬煮”，不但完成了時代的縮影，而且完成了“立人”的使命，讓我這個讀者在終卷結尾不僅會意一笑，而且讀出了熱淚：
前幾天剛剛下過一場大雪，然而春天終究又來了。……他怕自己突然失去了她，或她突然失去了自己。所謂無憂無慮的生活，對於他們而言，真可謂姍姍來遲啊！……他不由地將鄭娟的手攥緊，彷彿這樣他倆就不可分開了。
她那隻手，經過幾十年的勞作，指甲劈裂粗糙有繭。
他不由得回憶起了自己的一生，一個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義，做不成他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歲以後還尋找到了另一種人生的意義。他從來都只不過是一個小老百姓，從小到大對自己的要求也只不過是應該做一個好人。
這是周秉昆。做一個好人。做好自己的事。他如我們一樣，是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中的一個。天地之間，做人第一。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古訓。好人終會得到生活的護佑，好人必將能夠一生平安！仁者愛人，我們從梁曉聲的《人世間》中聆聽到了祖先傳承下來真實不朽的關於生活的信念。
卓絕戰爭中的人格禮讚
戰爭書寫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曾經佔有輝煌的一頁，長篇小說的戰爭書寫更為革命現實主義創作起到了重要開拓作用。戰爭書寫中，作家對於戰爭與人的思考一直是文學作品的焦點，也是文學區別於新聞報道、回憶錄等文本的魅力所在。今年90高齡的作家徐懷中是親歷過解放戰爭的人，這使得他對於戰爭與戰爭中的人的觀察具有親歷者與作家的雙重角度，這種角度對一個作家而言是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早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西線軼事》，曾給我們帶來深切的感動，這部《牽風記》更是如此。小說篇幅雖不算長，卻寫得極為生動和深入，較之戰爭發生的歷史長卷而言，它只選取了戰爭中一個相對具體的地點，集中於幾位從不同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戰士，他們為了理想，為了新中國的誕生，同仇敵愾，並肩戰鬥，流盡熱血，直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於此，它的取鏡與深探，為我們帶來了肅穆而特別的閱讀體驗。
常常，我們在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中看到場面的宏大，而這歷史進程中的人民的偉大恰恰是文學更需著重關注的。《牽風記》為我們展現出為了新中國的誕生，多少英雄兒女，雖然出身不同，但投奔革命，以一腔熱血換取中國人民的獨立與解放，他們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員，他們在歷史的偉大進程中，不負時代的使命，不惜自己的生命，以一己之生命成就祖國之大業，從而成為民族的英雄。他們雖然性格各異，各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弱點，但在大義面前，他們勇敢而決絕，絲毫沒有個人私利與踟躕猶豫，這是怎樣的英雄兒女。能夠寫出偉大歷史進程中的人民的偉大，是作家的神聖責任。當我們這些後來人只能從歷史的記述中讀到歷史事件的發生、進程與結果時，我們還能同時在文學的記述中讀到誰是這歷史事件的推動者，他們如何推動，他們是具有怎樣情懷的人，他們在身處的歷史大轉折中，又是怎樣做的。這是我們想通過文學瞭解的，也是文學應該告訴我們的。人民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怎樣反映這個“動力”，怎樣書寫人民的英雄，怎樣呈現英雄的人民性？《牽風記》給出了答案，很好地完成了一個有歷史責任心的作家同時也是一名戰爭親歷者的使命。
小說共二十八章，前有“序曲”，後有“尾聲”，序曲與尾聲在同一個時空，而二十八章則是對於戰爭年代的“還原”與“回憶”。雖則二十八章，但每一章都不長，支撐這不長的章節的不是宏大的場面，而是大量的細節，這些關於革命人的細節如一個個骨節，支撐著作品的“脊樑”。汪可逾，這位生於北平詩書之家的進步女性，16歲入伍，不足19歲犧牲，不但彈得一手好琴，而且信念堅定，為人又如一縷春風，正如作家借小說中另一主人公齊競寫的碑文“與她相識的人，無不希望以她為藍本，重新來塑造自己。”的確，凡與她相處的人，無不以她為做人的座標，能夠不自覺地檢視自己的缺點。她的品質使個性暴躁的人溫和，又使齷齪的想法能夠克服，而喚醒人的本質的善，使人變得純粹。這種對於人的魅力、人的品質的刻畫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即使在戰爭年代，在艱苦卓絕的戰鬥中，革命者仍然保持著作為人的純粹，這種純粹是信仰的根基，是做人的本質，也是影響和感染著人、指引著人的一種革命者的必備素質。齊競、曹水兒無不為她的高潔與純粹而深深打動，從而在戰爭的磨礪中完成人格的成長。徐懷中在小說的題記中寫道：“獻給我的妻子於增湘”。我想正是因有千千萬萬個如汪可逾這樣品質高尚、為人寬厚的純粹的人，這樣真正的人民英雄，革命才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掩卷慨嘆，《牽風記》不獨是一部新兒女英雄傳，更是作家徐懷中作為一箇中國革命的參與者親歷者而在90高齡奏響的一曲“高山流水”，那對於人的信仰信念、人格理想的禮讚，是如此動人心魄，鑄人靈魂。
歷史書寫中的現代意識
徐則臣《北上》所跨越的歷史長過百年，從1901年直至2014年，從20世紀起始到21世紀開端，這段歷史不可謂不長。如何處理歷史書寫中的往事纏繞，是其首先面對的一大難題。而在一部30萬字的篇幅中，鋪排開110年的歷史演進、生活長卷，之於一個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青年作家更是一種巨大的挑戰。如何迎向這種挑戰並最終將一條盛放著民族興衰、人民喜怒哀樂的大運河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所需除了故事講什麼，更重要是如何講好故事，或者說，如何將好的故事講好。顯然，怎樣講故事是對作家藝術才能的考驗。而面對一條活起來的河，徐則臣的方法是逆流而上。取材的功夫、剪輯的功力、語言的騰挪、氣息的把捉，他追求的是沉入水底的人聲，躍出河面的濤聲，河水拍打船舷的輕柔之聲，船隻晃動時木頭榫枘擠壓摩擦的細碎吱嘎聲。這些聲響，通過1901年的“北上”、1900年至1934年的“沉默者說”以及2014年的“大河譚”而交響在一起，凝結成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水和時間自能開闢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見的歷史裡，很多東西沉入了運河支流。水退去，時間和土掩上來，它們被長埋在地下。”徐則臣的深入“挖掘”的功夫不亞於京杭大運河濟寧段故道的考古大發現所花費的功夫，不同的是，後者是將一件件器物從歷史的長河中打撈上來，而《北上》要打撈的不只是這些物質器皿，還有凝結於物質之上的一些看不見、道不明然而又確實存在的氣息。
懷著一種對自然和自然的改造者——人的雙重敬畏，《北上》做到了把一條大河寫得多姿婀娜。其間，無論是一路隨船北上的旅行者，還是不意捲入戰爭而又脫離戰場融入中國民間的異族人，或是世代以河為生的船工，還有立意記述和拍攝大運河變遷的後來者，他們居於不同的時空中，感受著運河帶給他們的種種不同以及種種相似，還有那亙古不變的人與自然生死相依的糾葛。
在這一場場的人與自然的生死之戀面前，一條歷史的大河如畫卷一般鋪展開來，大河之上，千帆競發，小波羅、謝平遙、邵常來也好，邵秉義、邵星池也好，或者是孫過程、孫過路，還有馬福德、如玉，抑或是作為後人的胡念之、孫宴臨，還有謝家後人的“我”，都不過是這條長河的過客，他們都被同一條血脈似的河流牽連著，成為一種人類命運的共同體，在各自不同的生命時段裡完成和接續著一項項尋找的使命。或者冥冥之中，這使命就是他們在無盡的時間裡要完成的命運。小說結尾大運河申遺成功，這個歷史的節點也是對於一種生命再出發的喚醒。正如作者所言：“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們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題記所引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話“過去的時光仍持續在今日的時光內部滴答作響”，也許它的指向在於一種更為開闊的河道，把人類的一切聯通起來，這種感覺如河中沉埋深入而又重見天日的汝瓷瑰寶——止水鏡天之色，蒼穹入水，翠青交映。
舞臺生涯中的不倦求索
現實題材的小說之所以難寫，難就難在人物的塑造。作家如何從時代的深處、從時代中人的成長軌跡中，提煉和鑄造一個讓讀者記之念之、為之迷戀、為之傾情的人物。這個人物不僅帶有時代中種種人物的成長印跡，而且有“這一個”之特別，“這一個”之不朽，這是一個真正的作家必須交上的答卷。同樣，作家為了他的“人物”，押上去的不僅有他本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而且還必定押上他的總體的藝術觀與全部的思想儲備。陳彥在《主角》的後記中引用他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長篇小說的主要思想是描繪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的了”，表明了他對這一“人物法則”的清醒認知。他說：“寫憶秦娥時，我也常常想到陀氏《白痴》裡的年輕公爵梅詩金。陀氏說‘良心本身就包括了悲劇的因素。’梅詩金最大的特點，就是能理解和寬恕他人，以至讓很多人以為他真是白痴。我的憶秦娥……有時她也是真憨痴，有時卻不能不憨痴。她沒有過多的時間精明，也精明不起，更精明不得。太精明，也就沒有憶秦娥了。因而，陷害、攻訐、阻撓，反倒成為一種動力，而把一個逆來順受者推向了高峰。我十分景仰從逆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周遭給的破壞越多，用心越苦，擠壓越強，甚至有恨其不亡者，才可能成長得更有生命密度與質量。”
書中1976年的憶秦娥也就十一二歲，而從一個“燒火丫頭”成長為一代秦腔大師的過程，不僅是40多年的改革開放所提供給人的解放和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才華的大的社會環境造就的，而且也呈現了人在時代鉅變中緊緊握住命運的纜繩，在藝術生涯中苦煉苦修、不折不屈的人之為人的價值所在。從易招弟到易青娥到憶秦娥，一個女性舞臺藝術家所經歷的，不僅是前輩的幫扶培養，也有同行的怨懟嫉妒，甚至競爭者的詆譭與破壞，還有來自傳統戲班子中某些不良習氣的干擾，來自男性為中心的某種文化不平衡造成的排擠和否定，有來自同仁的鼓勵，來自觀眾的歡呼，也有獨自一人面對困窘的無依與寂寥，當然還有來自愛情的溫潤、婚姻的不諧、親人的不解，總之鮮花掌聲有之，榮譽讚美有之，當然同時嘲笑阻礙有之，攻訐陷害也有之。憶秦娥對這一切照單全收，她從一個甘於被命運擲來扔去任人擺佈的弱女子，成長為一個敢於扼住命運的咽喉而奮起成就自己藝術的有獨立人格的主人公。陳彥以他厚積薄發的文筆與力道，也以他深懷的正義與道德，書寫出了一個藝術家的真正誕生，不僅是成為舞臺上的主角，也同時也成為其生活中的主宰者。
生活中的痛苦與磨難，命運中的不公與曲折，都能通過一顆藝術家的心靈，轉化為真的藝術。這可能正是藝術之為藝術的真諦。藝術的產生，即是從萬般多彩的生活中，從豐富複雜的人性中，見到人的本質與真的本質，並以良善的心靈與美好的文字去完成對一切事物的愛的理解。如果有這種襟懷，其中撕裂，其中毀壞，又奈之何？如果一個人是這樣將生活中的一切都經由一顆堅強的心靈而轉換成為藝術的存在，那麼生活又奈她何？一切藝術都是相通的，藝術家之所以能成為藝術家，成為她個人命運的主角，成就她自己的主要原因即在於這一層。
所以有“時鐘的敲擊”，有“理想主義的任性”，有“看似粗糲、倔強、甚至有些許的暴戾”的秦腔的之氣血賁張和深沉的生命吶喊，有“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進取”，而在此間，“我的主角憶秦娥，始終在以她的血肉之軀，體驗並承繼著這門藝術可能接近本真的衣缽。因而，她是苦難的，也是幸運的。是柔軟的，也是雄強的。”
的確，較之“虛頭巴腦，投機鑽營，製造轟動”與“計上心來”“討巧賣乖”而言，“大角兒是需要一份憨痴與笨拙的”，這種“笨拙”是在生老病死、寵辱榮枯、飢飽冷暖、悲歡離合的貼地行走的戲劇藝術中見人見物、見血見淚、見仁見情、度己化人的基礎。於此，陳彥才可能無愧於“我的主角憶秦娥”的自信，才可能以一個憶秦娥寫出戲曲藝術內環境的建設——藝術家人格修為的亟需與重要。
方寸行止，正大天地。
倉才，倉才，倉才，倉才，倉才倉才倉才倉才，倉才才才才才才才……
板鼓越敲越急。那節奏，是讓她像上場“跑圓場”一般，要行走如飛了。
鼓點如號角。憶秦娥與她的角色，已經全然融為了一體。
智性寫作中的日常表達
知識分子寫作，或者是以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為主體的寫作，一直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較為強勁的一脈。這種現象源於知識分子對自我精神的認知與探索的需要，而在這樣一種認知探索過程中，包含著對這一群體的日常生活與心靈發展的檢視。李洱《應物兄》之意也在於此。當然，在這樣的自我勘察的路上，伴隨李洱的仍是那種瑣碎日常之上的反諷，這種反諷時而尖銳犀利，時而又看似無動於衷，但即便是不動聲色的白描裡，我們也能感到作家本人的焦慮與遊移。他在下筆時的娓娓道來，和他對所描繪事物的並不全然肯定，他的話語層面的流暢語言和他包裹在語言層面背後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憂鬱，共同構成了這部作品的多義性與藝術性。以物為兄，敬畏萬物；心存敬畏，感知萬物，這可能是一直以來的中國文人視物之理，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也由此變得微妙。《應物兄》所反映的正是物之微妙，在不可把握不可細究中，作家傾心於附身於物的某種彷彿性和模糊性，在這樣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敘說裡，他試圖發現人的測不準原理，也就是人的豐富性、可變性與複雜性。小說圍繞一個研究院的建立而展開故事，但又把事件的整體性與故事的發展性不斷打散，敘事上的解構主義之應用，使得事物的完整性與延續性遭到質疑或否定。小說每一小節的標題也是從這一節敘事中的前幾個字隨機命名，這種細節的“應物”，我想可能即是日常敘事與現實主義的區別所在，可能也是多數讀者接受起來並不順暢的原因。對於《應物兄》的閱讀前提或許有一定的限定性與挑選性，比如知識性的儲備、文化性的比較等等，然而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李洱延續了他自己的敘事風格的那種堅定性。在看似猶豫、並不確定的敘事的發展中，作者的講話口吻與腔調之底氣卻是如此堅決，這在李洱這一代作家中並不多見。讀過《應物兄》後記的人，或可知道那堅定的來源。他敘述了親人的逝去與無常，與之相伴的是他寫作進行的數度中斷與頑強增長，那些句子迴歸到了一個常人的堅實，同時也是一個作家對這堅實日常的冷靜。掩卷而思，我想也許是布萊希特式的敘事一直在成就他，雖然我深知，真正成就他的不是視角、刺點或者別的什麼“物”，而是他的對於人的感激與忠誠。這部80多萬言的作品獻給母親，冥冥之中，是他對於母親的真誠的愛成就了他。
正如小說中寫到的那個麻省理工學院來北京大學的訪學者所譯的孔子的“仁者愛人”：“仁”字是一個字，但說的卻是一個世界，兩個人組成的一個世界。“仁”的原初意義，說的就是主體必然嵌於世界之中，與世界和他者親密地聯繫在一起。
的確如是。誠哉斯言。
總體來看，無論是如《人世間》《主角》的現實主義書寫，還是如《牽風記》反映戰爭人性的歷史書寫，或者如《北上》《應物兄》這樣的作者主體介入力極強的實驗文本，都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閱讀感知，這種豐富性當然也反映了作家對於現實生活的感受與把握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生活的廣闊，人性的複雜，藝術的境界，現實的博大，時代的進步，都在召喚著我們。“高原”路上，“高峰”在望。這個新的時代尚未得到充分表達的一切，更在激勵著作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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