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長期推崇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因此中國大陸無論官民，都普遍一邊倒地以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為先進、為正確，而以分封制為落後、為錯誤，而全然忘記了中國有句古訓“尺有所長，寸有所短”。
中央集權制和分封制，其實各有其優勢和弊端：
中央集權制有利於君主的權力，有利於一國之內政令的統一，有助於避免君主和諸侯封國之間的權爭內亂；這些恰恰是分封制的短板；
但是中央集權制不利於抵禦外敵，也不利於鎮壓農民起義；這些恰恰是分封制的優勢。
在中央集權制下，地方缺乏自主權，許多政策和措施都需上報中央批准，才能實施；因此應對突發危機就比較遲鈍；而且，在專制的中央集權制下，地方官由中央任命，優先對中央負責，制度性地對地方缺乏責任感，因此他們對地方的責任心就不可能有分封制下的諸侯那麼強。
所以，一旦地方爆發了農民起義，或者遭到外敵入侵，中央集權制下地方官的反應速度和賣力程度，就必然不如分封制下的諸侯。
而一旦農民起義的規模巨大，或入侵的外敵強大，中央集權制下地方官就更容易叛變、投敵，因為他們司職的地方，不是自己的，而是皇帝的，甚至他們自己往往都不是當地人，他們只是一個當差的；既然是當差的，那麼事急了大不了換一個主人——轉投農民軍或者入侵的韃子，反正照樣有官做。
所以劉邦、李自成所到之處，秦朝和明朝的地方官會降者如雲；所以滿清八旗軍的凌厲進攻，明朝的官、將會爭先恐後地叛國。
而分封制下的地方諸侯就不同了，一旦失去了自己的領地，他們就什麼也不是，淪為喪家之犬，而投敵往往是找死——因為造反的農民或入侵的蠻族為了“合法地”佔有土地，往往把領有土地的舊貴族處死，人為造成土地無主。
所以分封制下的地方諸侯，面臨外族入侵時，往往會殊死抵抗，迸發出強大的抵抗力；分封制，就是周朝八百多年中，虎視華夏的北方蠻族，沒有一次能夠入主中原的原因。
與此相似的是，和中國面積差不多大的歐洲，歷史上從來沒被西來的遊牧蠻族徹底征服過，匈奴人、柔然人、蒙古人、突厥人在歐洲封建主的劇烈抵抗下，只能征服東、南部分歐洲；而中國卻先後遭蒙古人和滿洲人徹底征服。
所以，分封制度下的農民，在各地領主、貴族的防範和鎮壓下，很難造反；周朝八百多年，並沒有發生農民起義；歐洲中世紀的一千年當中，只有英、法和俄羅斯各發生了一次農民起義，而秦以後中國多如牛毛的農民起義有多少？
徹底取消分封制，這也是高度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在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迅速滅亡的重要的原因。
中央集權制不利於抵禦外敵和維穩，早在秦統一之初，有識之士就看到了這一點：
秦始皇統一之初，丞相王綰就提議在離京都咸陽較遠的地區保留分封制，建議將始皇帝的兒子封為王，讓他們分赴各自的封國，以加強對那裡的管治，王綰擔憂：燕、齊、荊地遠，“黔首未集附”，舊貴族殘餘勢力伺機作亂復辟，而地方政權缺少核心和權威，武備鬆弛，缺乏強大的社會控制力，而朝廷強悍的軍隊又遠在咸陽和長城一線，一旦東、南腹地有變，鞭長莫及。
但一邊倒迷信法家、醉心中央集權的秦始皇，聽不進王綰的意見，駁斥說“復立國，是樹兵也”。秦始皇死後，王綰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
淳于越是另一個先見智者，公元213年，秦始皇在咸陽宮置生日宴，博士千人賀壽，齊人淳于越進諫說：“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淳于越的意思是：殷商和周朝的君王能夠統治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作為枝幹，重用大臣作為輔佐。如今皇上擁有海內，而陛下的子、弟卻像一般平民那樣沒有勢力。今後一旦出現像齊國田常、六卿那樣的叛亂，陛下的弟子們沒有自己的地盤和勢力，如何能互相救助呢？不師從古人的制度，而能使國家長治久安，我還沒有聽說過...
但秦始皇片面寵信法家派李斯，對淳于越的進諫拒而不納；其後秦始皇的子女果然被趙高一鍋端，而隨著項羽、劉邦的進軍，秦朝的地方官紛紛叛降。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秦始皇聽從了王綰和淳于越的意見，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分封制，那麼秦朝會長久得多，決不會“二世而亡”。
中國的分封制，隨著秦的統一而過早消失。秦朝滅亡後，後世的中國統治者對中央集權制的短板、對分封制的優點，不能說沒有明察，劉邦、司馬炎、朱元璋就一定程度地恢復了分封制，但由於分封制容易對君主權力構成挑戰的缺點，導致君主越來越追求中央集權，宋朝的“強幹弱枝”國策就是典型：宋朝不僅絕不分封皇室，還破天荒地實行“重文抑武”的國策，結果逐漸喪失了抵禦外敵的能力，中國在宋朝的手上，第一次被蠻族徹底征服。
隨著分封制下挑戰中央皇權的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和“靖難”的一再發生，帝王的專權私心，逐漸壓倒了對國家的憂患意識，趙匡胤作出了寧可亡於外，也要防止武將造反的集權選擇，明朝在朱元璋之後，也逐步剝奪了朱家藩王的統治權，明朝各地的藩王淪為有名無實的寄生類，中國的分封制徹底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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