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1899.11.24-1946.7.15），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國近代愛國主義者、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七子之歌》創作者。
聞一多有“三He”，一He是喝酒，二He是他的口頭禪“呵呵”，三He就是喝茶。
聞一多把喝茶看成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茶是生活的尺度，沒有茶的日子簡直沒有辦法過。在美國留學時，他向家裡乞討茶。在青島的時候，他找梁實秋、黃際遇蹭茶。在聯大南遷路上，他把沒有茶喝的日子列為最苦的日子。一旦喝上茶，他便大呼過上了開葷的好日子。到了昆明，他找陳夢家蹭茶，找葉公超蹭茶……
茶是過日子的最低標準
聞一多老家湖北浠水也是產茶地，這或許是他嗜茶的一個原因。也或許，他喝茶受好友梁實秋的影響更多。
來自茶鄉的冰心回憶說，他們家喝上茶，就完全是受到聞一多與梁實秋的影響：
1930年的夏天，他同梁實秋先生到我們燕京大學的新居來看我們。他們一進門來，就揮著扇子，滿口嚷熱。我趕緊給他們倒上兩玻璃杯的涼水，他們沒有坐下，先在每一間屋子裡看了一遍，又在客廳中間站了一會，一多先生忽然笑著說：“我們出去一會兒就來。”
我以為他們是到附近別的朋友那兒去了，也沒有在意。可是不多一會兒，他們就回來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煙來，往茶几上一扔，笑著說：“你們新居什麼都好，就是沒有準備茶煙待客，以後可記著點！”
說得我又笑又窘！
那時我們還不慣喝茶，家裡更沒有準備待客的煙。
一多先生給我們這個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條煙茶待客的“風俗”。
家書吐槽：身在異國，對茶葉思念至極
聞一多在美國留學時，曾寫家書吐槽美國日子過得寒酸。
1922年10月28日家書：“我們三人每天只上飯館吃一次飯，其餘一頓飯就買塊麵包同一盒乾魚，再加上一杯涼水，塞上肚子便完了。”
到1923年，聞一多已經受夠了喝涼水的日子，忍不住要向家裡討茶了。
1923年5月7日家書：“久不嘗中國茶，思念至極。此處雖可買，然絕無茶味也，今夏來美同學經瀘時，望託帶泰豐罐頭茶葉數罐。如一人不便攜帶，即託必經芝城者數人若孔繁祁、方重、吳景超、梅貽寶或顧毓琇者皆可也。”
1938年6月27日，聞一多給高孝貞的信裡再次吐糟沒有茶吃，有茶吃，就算開葷！
“快一個月了，沒有吃茶，只吃白開水，今天到夢家那裡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葉送給我，回來在飯後泡了一碗，總算開了葷。
本來應該戒菸，但因煙不如茶好戒，所以先從茶戒起。你將來來了，如果要我戒菸，我想，為你的原故，煙也未嘗不能戒。”
家書吐槽：身處他鄉，喝茶仍是必不可少
日本入侵後，從青島大學到西南聯大任教的聞一多，帶領眾師生一路南下，一路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日子很是艱難。而聞一多寫給妻子高孝貞訴苦的數封信件裡，滿滿都是抱怨喝不上茶水，要麼就是沒有開水，要麼就是沒有茶。
南遷在長沙時候，聞一多給妻子高孝貞訴苦。1937年10月23日的一封信裡，聞一多隻是說屋子不方便飲用茶水。10月26日，這封信就完全是另一番面貌了。
“早上起來，一毛錢一頓的早飯，是幾碗冷稀飯，午飯晚飯都是兩毛一頓，名曰兩菜一湯，實只水煮鹽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蘿蔔之類，其中加幾片肉就算一個葷……至於茶水更不必提了。
公共的地方預備了幾瓶開水，一壺粗茶，渴了就對一點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沒有開水就是沒有茶。自己未嘗不想賣一個茶壺和熱水瓶，但買來了也沒有用，因為並沒有人給你送開水來。”
開水與茶，不可兩得。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想象。但還有更糟糕的情況，聞一多說：
“原來希望到南嶽來，飲食可以好點，誰知道比長沙還不如。還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開茶。至於飯菜，真是出生以來沒有嘗過的。飯裡滿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樹根草葉一類的東西。
一桌八個人共吃四個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今天和孫國華（清華同事，住北院）上街，共吃了廿個餃子，一盤炒雞蛋，一碗豆腐湯，總算開了葷。”
到了昆明後，聞一多發現情況更糟糕。他給高孝貞的信裡說：
“再報告你一件大事。紙菸尋常一天吃兩包，現在改為兩天吃一包。現在做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將來或者能完全戒斷，等將來再說罷。”
喝茶也不容易，“快一個月了，沒有吃茶，只吃白開水，今天到夢家那裡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葉送給我，回來再飯後泡了一碗，總算開了葷。”喝茶就算開葷，這個時候，酒味是真聞不到了。
11月16日，致高孝貞的信，聞一多終於喝上了茶。
“我在這裡一切都好，飲食近也改良了。自公超來，天天有熱茶喝，因他有一個洋油爐子。”
葉公超時任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是一位非常講究過日子的教授。當然，也比天天哭窮的聞一多腰包鼓。
聞一多的茶館小調
昆明茶館滋養了很多人，汪曾祺、何炳棣等西南聯大的學生多有回憶泡茶館的美好經歷，這是茶館的一面。
茶館的另一面，卻是另一種世態。茶館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莫談國事，一些茶館貼上了“休談國事”的條幅，來禁止人們談論“國事”和“天下事”。但是這些滿腔抱負的年輕人知識分子，怎麼會甘心受這種壓制呢。
這種情形下，茶館小調應運而生，在昆明甚是流行的《茶館小調》，充分的展現了茶館在政治空間的擠壓下的世道和人心，與老舍的《茶館》傳達的意思一樣：莫談國事。茶，在這個時候或許只是文人們一種寄託罷了。
王笛在專著《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裡，把小調的署名權給了聞一多。
雲南大學中文系已故教授趙仲牧就在昆明茶館裡聽過《茶館小調》，並親歷了著名的“一二 · 一”運動。1946年7月11日李公樸遇刺後，聞一多於7月15日在雲大至公堂做紀念李公樸的演講，即“最後一次演講”，趙仲牧當時就在現場。
茶館給了談論“國事”和“天下事”的人一個無形的禁忌，後來，讀書人卻步茶館，街頭的茶館生意也清單起來，茶館逐漸就淡出了人們的生活。
然而茶不會，茶作為他們的一種生活的調劑，一種日常的伴侶，一種寄託，它會一直一直陪伴在人們左右，成為一個“過日子”的標準。
如今，在聞一多老家浠水的聞一多紀念館周邊，有“清泉梵響”、“陸羽茶泉”、“羲之墨沼”、“風頂當空”等浠水八景之中的四景，也算是為這位愛茶人留了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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