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劉強東事了拂衣去


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誰也沒想到劉強東的告別竟如此低調。


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沒有通告沒有致辭,京東的回應也輕描淡寫,只有簡單幾個字“正常管理動作”。


最近企業信息查詢機構天眼查顯示:


劉強東正式卸任京東商城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等多個職位,指揮棒全部交由“二號人物”徐雷。


如果這只是一次單一卸任那也就罷了,問題是劉強東最近幾個月一直在“卸任”路上樂此不疲,這就令人浮想聯翩了。


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自2019年11月份開始,劉強東就不斷卸任京東旗下各公司的法人或高管,逐漸退居幕後:


去年11月,劉強東的名字突然從京東雲計算等一系列公司的高管名單中消失。


今年以來,劉強東相繼卸任京東物流、京東數科、京東零售旗下等多達47家關聯公司的董事長、法人、高管等職位。


曾經,劉強東將公司控制權看得比生命還重,“如果控制不了公司,寧願將它賣掉”。


事實上,劉強東此次卸任只是退居幕後之舉,以退為進。


事實上依舊牢牢掌控著京東的控制權,目前持有14.02%股權,擁有超過70%的投票權。


徐雷是誰?


徐雷接任京東商城法定代表人,讓這位曾經的二把手備受外界關注,徐雷是誰,為什麼是徐雷?


劉強東曾當著100多名京東高管說道:誰不服徐雷,就是不服我劉強東本人。


熟悉京東的人看來,徐雷接班只是時間問題。


去年1月,劉強東首次缺席了商城年會,接替他主持的正是徐雷。


徐雷是誰?


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徐雷並非管培生出身,但也是10年以上的老京東人,一直走在業務一線。
2007年曾任職京東商城市場營銷顧問 ,2009年1月正式加入京東,歷任京東商城市場營銷部負責人、無線業務部負責人、京東商城營銷平臺體系負責人、京東商城副總裁、京東商城輪值CEO、京東零售集團CEO等多個重要職務。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能和雙11相媲美的“節日”——京東618,也是徐雷在2014年高管大會上“打斷”會議提出的。


當時只有2人支持,反對聲延綿不絕。可徐雷依然堅持:“促銷可以做20天,流量也可以用營銷節奏去引導,但一定要讓消費者記住一個符號,那就是京東的618。”


結果證明徐雷做對了。


劉強東曾表示,京東選擇高管的時候,除了能力要和職位匹配外,首先要符合京東的價值觀。


另外,他還需要具備以下幾個特質:做的比說的多;從基層做起;有國內企業工作經驗;誠實。


只有具備了這些,才是真正能和京東,能和我們的事業綁在一起的人。


一條條數下來,徐雷樣樣符合。


2018年7月,京東商城宣佈實施輪值CEO制度,徐雷任首任京東商城輪值CEO,向劉強東直接彙報,全面負責商城日常工作的開展。


2019年,徐雷開始逐漸接棒劉強東,做了一系列重大的組織變革,以前劉強東遵循的兄弟法則,徐雷崇尚的是叢林法則,京東開始實施末位淘汰制,管理層大洗牌,使組織更加優化高效。


劉強東淡出的2019年,在公司CEO徐雷的帶領下,京東交出了歷史上最好的業績。


京東正常運轉不依賴於一人

是組織建設的成功


那麼一手締造京東的劉強東,為什麼現在突然要退居幕後?


第一,京東不再需要劉強東的個人形象


在劉強東“半隱退”的這一年半,京東從低谷中強勢反彈。2020年3月2日,它用一份2019全年財報宣告王者歸來:


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首先,在過去的2019年,京東全年交易額衝破兩萬億人民幣,達到20854億;淨收入5769億元人民幣,同比勁增25%;淨利潤122億元,此前2018年它淨虧25億。


這份超預期的年報,讓投資者重新看到京東崛起的希望。


綜上所述,京東已基本走出低谷,接下來就是它在零售、物流、數科領域的表演時間。


這個時間,京東不用再借助創始人的形象了。


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第二,解綁創始人跟企業的深度聯繫


提起阿里,想到馬雲;提起騰訊,想到馬化騰;提起京東,自然想到劉強東。


但是,提起劉強東,很多人想到的是“明州事件”,這就不可避免地和京東聯繫在了一起。


雖然劉強東的個人形象並不會影響消費者是否在京東購物,但京東當前的體量,未來的影響力,決定了它將要承擔更多更大的社會責任。


為了讓京東這艘航母開得更平穩、更長久,京東與劉強東的個人IP脫鉤勢在必行。


那麼,怎樣才能既完美脫鉤,又保持自己對京東的背後控制權?


卸任公司各個職位成了最優解,這也是劉強東以退為進的高招。


第三,這是組織能力和人才培養成熟的體現。


馬雲在去年九月的卸任演講上說,今天不是馬雲的退休,而是一個制度傳承的開始;今天不是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一個制度的成功。


從這一點上說,劉強東有異曲同工之處。


據京東集團前首席法務官(CLO)兼CHO隆雨透露,京東的組織經歷了3次變革和成長:


第一階段(在2012—2013)是京東基礎設施建設階段。


在此期間完成了體系化、模塊化的搭建,包括薪酬體系、績效體系、職級序列,以及十分重要的人才盤點,為內部培養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根基和未來的人才的戰略基礎。


第一階段(2014—2015年)是實現組織戰略的發展。


京東上市後,進行了一系列的併購,隆雨帶領團隊完成了7000多人的整合,京東最開始只有京東商城,到後來2013年把互聯網金融(兒子)拿出去先獨立發展,迅猛發展以後,成立group,接著還有物流方面、事業部的發展。


第三階段(2016—2017年)是京東人才培養縱深化發展。


這個階段人才庫相對比較充足,2016年除了成立事業部,還要有相應的分享,以後有很多對外賦能的產品模塊。


臺灣版的《哈佛商業評論》問隆雨,京東是怎麼做這一套?


劉強東卸任背後,是一場以退為進的商業哲學


京東前CHO隆雨認為,今天成立的事業部還是不夠靈活,要進行賦能,要找邊界,設立了人事管理八項規定。


京東大學的培養體系都在賦能,無論是事業部還是子集團,都做了大的授權賦能。這也是為什麼京東可以建立人才生態聯盟的原因。


而從2018年年底至今,京東頻繁對組織和人事”動刀“,下決心“裁撤10%高管”、商城組織架構調整。重用10年以上嫡系老兵,徐雷就是在此背景下起來的。


1年多大刀闊斧的改革成效也十分顯著,不但幫助京東走出彼時的低谷,還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無論是交易額、淨利潤還是增速都十分亮眼。


外界對劉強東卸任有無數個版本,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


京東的發展已不再繫於創始人一人之身,而是走上了靠制度、靠組織能力的道路,這是劉強東在卸任之前留給京東最寶貴的財富。


京東的進化之路,也是許多民營企業需要跟進的,留下寶貴的財富,也給新人足夠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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