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是唯一一个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都有任教的中国人：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由于对汉学的卓越研究，2006年，这位“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此奖被誉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当年和余英时一起获奖的，还有研究美国黑人史长达七十年的富兰克林。《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文章赞扬余英时先生对于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并冠以“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美誉。
在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余英时在答词中说：“生活在美国长达半世纪，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除了初期需要一些心理调适外，我早已能享受美国生活方式，而同时保有我的中国文化认同。”
余英时
身在美国，却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并成就自己史学大师的地位，有司试图转达希望他回国走走的愿望，还组织了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不料，余英时先生回答了一句“我没有乡愁”，代表团只得打道回府。
实际上，余英时先生早在1978年已随同美国史学家访问团回到过他阔别29年的中国大陆。他在1985年写成了《我的中国情怀》一文予以纪念。那一次，他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代表团在中国先后旅行了整整一个月，任务是访问汉代遗迹，在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两三天。从敦煌回来，余英时先生曾做诗：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离开北京的前夕，因为没有安排江南之行，余英时先生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
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这是余英时最后一次回到大陆。他透露，使领馆曾通过各种渠道传话，欢迎他到大陆走走，可以是学术交流，也可以是私人性质的访问，甚至承诺可以归还并修缮他在安徽的祖屋。但余英时还是拒绝了
无论是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研究，还是他的诗歌，都可以看出他浓郁深厚的中国情怀。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一样，他对中国文化的有着深切认同。但是，余英时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曾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非要到一块土地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
在现代价值和传统文化之间，余英时先生并不因循守旧。他曾经说：
简单地说，我认为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下清楚的界线。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来运作。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等来决定的。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的对象。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来传播，国家权力不宜介入。
刘泽华先生弟子刘刚、李冬君夫妇，前不久出版了十卷本《文化的江山》中的前四本。书中主张以文化的眼光透视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不一定非要呈现某种既定的国家形态，在与王朝中国的互动中，它以文化的江山表现出来，即便在当下民族国家的世界之林里，它依然漂洋过海，以全球化的天下观的方式存在。”在刘刚这里，王朝中国不过历史表象，文化中国才是历史本体，自己认同的是文化的江山，有了这种认同，即使不移民，也可以在精神上自足，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刘刚、李冬君
刘刚、李冬君的立身根本，和余英时先生的选择异曲同工。他们认同现代价值，并且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借此，他们可以“诗意地栖居”。
在余英时先生看来，中国前途系于选择价值、理解世界，其基础首先在于中国的内部能不能先建立起一个“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没有自由，根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如实地理解世界；没有秩序，则不能进行创造性的新建设，选择价值和理解世界也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事了。
以中国文化托命人自居的余英时先生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却“没有乡愁”，正是他敬佩的前辈学者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体现。
閱讀更多 閱讀與幽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