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繼續來品《中庸》。
有一天孔子的弟子子路問孔子“強”的道理。
孔子回答他：“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孔子說你問的是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品行上的強弱之分？還是就人性方面來講什麼才算是剛強？
這個問題乍一看來，似乎會有些疑問。
因為《中庸》從開篇到此，一直是在討論心性之內明之道，主張讓心性迴歸未發之中之本位。
此處卻突然說起人性格品行之強弱，且搞起了地域之分，頗顯突兀。
但其實，這恰恰是“率性之謂道”這個本性核心主題發揮起來遇到的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也就是地域差異對人品性的影響。
而孔子和子路的對話也就是用來闡述在這地域差異下的“中庸之道”是如何體現出來的。
我們知道，人之所以會產生不同人格的差異，其主要原因是在於後天習氣的影響，這其中就包括這地域差異。
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不同地域的人們因生活環境的不同，其綜合人格特性也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上古時期，南方地區，氣候溫暖，植被茂盛，所以南方人並不會因為寒冷和缺少飲食而擔憂。
於是，吃飽喝足之後他們便有了很多的空閒時間去思考，漸漸文化也就發展起來了。
而北方地區缺衣少食，又比較寒冷，人們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如何捕獲獵物，抵抗寒冷，想方設法讓自己生存下去，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所以文化相比南方就要欠缺一些。
如此一來，南北方的人們品行差異也就產生了。
正如孔子所言，南方人更講究文化禮教，做事是講求道義的，這就是南方人的強，是一種柔中帶剛的強。
而北方相比之下民風剽悍很多，做事剛強，比較講求自己的原則，這種倔強強硬的風格就是北方人的強。
但問題來了，過於的剛強或是寬柔其實都是一種偏蔽。
我們回首歷史便可以知道，大宋王朝是典型的文弱王朝，從皇帝到百姓，文化造詣都非常高，但如此一來就出現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社會風氣偏向於文弱，滿腹經綸是擋不出北方草原剽悍的遊牧民族的。
所以大宋為了保全國土，只能依靠上供歲幣換來短暫的和平，這就是典型的文人作風。
第二點就是文化發展的太過發達，人們也就漸漸喪失了本性的淳樸，人們的壞心思越來越多，政治環境變差，這也是一種王朝內部存在的腐敗問題。
而反觀北方那些強悍的草原民族，雖戰鬥力勇猛，但缺少文化註定是無法長久統治的。
蒙古的鐵騎雖曾一度橫掃了大半個東亞，但在佔據了中原建國之後，卻還是吃了文化不足的虧。
雖蒙古人也嘗試接受漢文化，但終歸還是有所欠缺，蒙古人沒有學到漢人治國的精髓，以致於元帝國內部腐敗嚴重，僅僅維持了八十多年就轟然倒塌。
就如孔子所言：“質勝於文則野，文勝於質則史，文質彬彬。”
這“文”與“質”的均衡發展，就是“中庸之道”。
這是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去看待的，那麼迴歸個人又該如何呢？
子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真正的君子要懂得“南北結合”，南方人的文氣要有，但也不能沒有了北方人的剛強，要做到溫柔和順待人卻也剛毅而堅定，這就叫“中立而不倚”。
如此一來，如果生於有道的時代，那麼懂得靈活變通，不斷完善自己。
如果生於無道時代，那麼也能堅守自己的道義，至死不失。
這就是真正的剛強，這也就是中庸本位外在發用的一種體現。
但對於這種“中立而不倚”的把握，孔子也給我們提了個醒：“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循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在追求“中庸”境界的時候，人們很可能會出現這幾種問題。
第一個是追求形式。比如學著別人“能文能武”的樣子，刻意賣弄一番，如此一來本心早已不在本位，而執著於形式帶來的虛榮感上了。
第二就是半途而廢，把握中庸是要時刻下功夫的，稍一放鬆可能又要偏向一端了，比如很多人雖然道理都明白，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暴脾氣，怒火一上來便什麼都不管了，這就是對心性本位的管控做的還不夠到位。
而第三就是獨享逍遙，墮入佛老之流，卻又離不了欲界，美其名曰“辟世”，實乃是“不敢入紅塵”的逃避心在作祟，而非真正得道之人。
這三點孔子講真正的君子是要引起重視的，不能觸犯。
所以綜上，“中庸”這門學問看似簡單，似乎不過不偏不倚而已，但其實細細品來，無論其“內明”的功夫、“外用”的道理以及內外接替之間的權變與融合無處不是至高的智慧，需要真正用心去體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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