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宋祖，秦皇漢武，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帝王偉業”幾乎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開始的，上下五千年古代史中，最高光的時刻能憶起的無非是“周、秦、漢、唐”。
但實際上，在這些光芒之下，還有一人的功績我們不應該輕視，他就是趙武靈王。
他在2300年前掀起的一場變革，開啟了中國人主動吸納外來文化的第一步。
一、趙國的危機
“三家分晉”之後，趙國始建。
趙君雖與秦君同宗同源，但與遠離中原正統的秦國不同，趙氏一族在春秋早期就是晉國公卿望族，受禮樂文化的影響頗深，雖然在權勢的誘惑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與韓、魏兩族瓜分晉國遺產，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從未改變，比如“夷狄之分”與“華夷之辯”。
在多數人眼裡，華夏文化圈以外的夷狄之族，是野蠻與落後的代名詞，他們的一切，都應當受到輕視與唾棄。
然而，春秋末年，遊牧民族逐漸崛起，處於農牧交錯帶的北方諸國不堪其擾，比如趙國、秦國、燕國，其中趙國，尤其為甚。
待到趙武靈王即位時，趙國已處於前狼後虎的局勢之下，北方受匈奴、林胡、婁煩和東胡的侵擾，腹地有中山國屢次犯境，而西邊的秦國更是虎視眈眈。
在此等強敵環伺的情況下，趙武靈王清醒地意識到：趙國要想求得長治久安，唯有解決中山國與“三胡”兩大“外患”，才能集中精力發展國力，以期與秦、齊、楚等國抗衡。
要成功消滅外患，驅逐胡虜，首要問題就是要提升軍隊實力。
中原的農耕文明，雖然在經濟、政治與文化上優於北方遊牧民族，但是，在單兵作戰能力上相對較差，尤其在草原騎兵面前，中原的步兵更是不堪一擊。
並且，與中原的戰車、長矛相比，草原民族的騎兵更具靈活性與機動性。
深刻對比敵我差距後，趙武靈王心中明白，要想戰勝“三胡”，就要放下偏見，虛心學習對方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
這就是著名的“胡服騎射”。
它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胡服”，即把上衣下裳的傳統服飾改為短衣長褲的“胡服”；其二是“騎射”，即以胡人的騎兵為樣本，打造相同的裝備，組建相同的騎兵。
二、改革的阻力
然而，即使貴為一國之君，想要把這個想法落到實處，其難度與阻礙也是不小，尤其是國內的守舊派，對趙武靈王此舉進行了強烈的抵制與抨擊，在他們看來，改服易制乃倒行逆施之舉：
“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
但是，趙武靈王改革之心，並未受到動搖，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成事者從不拘泥於舊禮，而是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只要所行之事能利國利民，就應該值得鼓勵，“胡服騎射”也是如此。
趙武靈王的思想之先進實在令人歎服，並且與後世偉人提出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真正懂此道理的人，千百年來，實為少數，而知道這個道理，又有勇氣去執行，並取得成功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趙武靈王當為其中之一——他不僅是難得的“明白人”，更是歷代改革者們都應學習的“模範生”。
三、改革之路
趙武靈王很清楚，改革的最大攔路虎是朝中守舊勢力，他們實力強大，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都有著極強的影響力，稍有不慎，可能連自己的王位都保不住。
對此，趙武靈王通過“三步走”來解決問題。
第一步，小規模試點。他先在有限的範圍內訓練出一支改穿胡服的騎兵精銳，然後通過幾次優異的戰績打響改革的第一戰，讓所有人親眼目睹“胡服騎射”帶來的好處。
第二步，逐個突破。試點成功後，趙王開始了他的遊說策略，首先爭取到“進取派”，即以肥義為首的部分文官的支持，接著再去勸說以樓緩為首的武將。
在團結了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後，武靈王開始攻克最大的阻力——守舊派，其中實力最強、反對聲最大的就是趙國公子成。
對這些人，武靈王並未採取強硬的舉措，而是給予了他們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然後再逐個對其進行反駁與遊說，最終，在武靈王的耐心勸服下，包括公子成在內的大多數守舊派終於同意進行改革。
第三步，循序漸進地推行。雖然取得了大部分官員的支持，趙武靈王仍然很謹慎，也並沒有立即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改服”，只是對朝中官員和軍隊做此要求，當人們逐漸意識到胡服的好處後（行動便利，防寒保暖），都主動穿起了胡服，自此，“習胡服，求便利”之風在漢文化圈中流傳開來。
看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成功實踐，中原諸國紛紛效仿，大家猶如打通任督二脈一般，在此後的戰爭方式與兵種類型上，踴躍創新，不斷改進。
中原王朝，也因此從戰車時代步入騎戰時代。
可以說，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成功了，其意義重大，影響也十分深遠。
四、趙武靈王的偉大之處
在兩千年後的梁啟超眼中，趙武靈王之功業堪比秦皇漢武，甚至把他評為黃帝之後的第一偉人。
在梁啟超看來，趙王之改制易服，其目的不在同室操戈，而是出於對外敵侵略的反抗，此為其一；
其二，如果沒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中國的騎兵不知要等到何時才能真正出現，李牧、蒙恬等先秦名將是否還能有效地抵禦外族、打擊匈奴猶未可知，甚至漢高祖的“白登之圍”也可能會提前。
趙武靈王把外族的入侵，推遲了數百年。
梁啟超所言雖然過譽，但也不無道理。
華夏自古經濟文化發達、政治早熟，其周圍生活的無不是遊牧或漁獵的民族，他們雖然武力強大，但是文明程度相對落後，長此以往，處於華夏文化中心的國人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天下以我為中心”的優越感，他們可以接受“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卻無法接受任何“胡化”的可能。
趙武靈王，做為一名華夏傳統文化圈中的統治者，能拋開此種偏見，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敢為天下先地進行大膽改革，尤其地難能可貴。
他的這一步，也是胡漢融合塑造華夏文明的第一步。
自此以後，農耕民族開始意識到，在與遊牧民族競爭資源時，不僅要傾盡力量進行軍事角逐，還要時刻保持一顆虛懷若谷之心。
對方之所以能成為我之敵人，必定有其過人之處，無論是技術、軍事還是文化層面，只有不斷地吸納他人的長處與優勢，才能使自己不斷強大，漢唐之盛世不也證明了這一點嗎？
如果以當時的長城為界，以外視為外部世界，以內視為中國，那麼，趙武靈王可能才是真正的“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僅明白了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成功實踐了這一點，就此而論，贊其一聲“偉大”，也算實至名歸。
-宋漣圭，“近代趙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邯鄲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年6期；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06版；
-劉向，《戰國策》，中華書局，2006版。
閱讀更多 阿中說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