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箭。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
這首詩出自唐代詩人盧綸的《塞下曲》，形象的演繹了飛將軍李廣“射虎中石”的典故，突出了他的騎射能力以及臨陣之勇武。而在王勃的《滕王閣序》中，一句“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更是寫盡了一代名將坎坷的一生。
李廣出身于軍人世家，由於長期生活在塞北之地，“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李廣的騎射技藝使得他在皇帝身邊如魚得水，漢文帝曾經稱讚他“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後來，李廣歷任隴西、北地等邊郡太守，作戰十分勇敢，匈奴稱之為“飛將軍”。但就是這樣一位國之大將，就算參與了漢匈之間的所有大戰，但始終未得封侯。
在《史記》中，司馬遷借星象家王朔的口吻，認為李廣殺降不得封侯，但是後世認為，李廣不得封侯是自身性格造就的悲劇。李廣難封，折射出了時代轉型下的傳統武將困境，更是西漢從騎射到衝擊戰術革新背景下的宿命。這種戰術革新，建立在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大規模衝突的背景之下，而之所以會被人們忽略，則是因為後世對於騎兵的長期誤解。
真實的騎兵作戰
一提到騎兵作戰，大多數人腦海中便會湧現大規模騎兵軍團衝鋒陷陣，或者是兩軍主帥陣前交戰，大戰幾百回合的畫面。但是很遺憾，在西漢的戰場上，基本不會出現這種令人血脈噴張的情況，因為此時馬鐙還沒被髮明出來。
馬鐙發明後，騎兵相互作戰，最常見的是雙方在一定距離後便開始衝刺，在接近時用手中的武器瞬間擊殺對方。但是在實戰中，這種單兵作戰的場面則很少發生，騎兵面臨的往往是成建制的步兵或者是騎兵集群，一次衝擊往往需要與多名敵軍，這樣下來生還率會很低。因此，騎兵的作戰，往往是大規模集群作戰。
和騎兵相比，步兵方陣的特點是嚴密，騎兵以衝擊戰術直接衝擊步兵隊列，是在馬鐙和馬槊發明以後。腳踩馬鐙的騎兵在馬背上會更加穩定，當大規模騎兵衝向步兵之時，會給敵方帶來強大的心理壓力，當步兵隊列被分割以後，指揮系統便會失靈，造成混亂失控的局面。
將時間撥回到秦漢之際，中原政權自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來，也採用了遊牧民族的戰法來組建騎兵部隊。騎兵雖然和戰車一樣可以高速奔馳，但是由於缺少馬鐙，難以進行衝擊作戰，只能用弓箭射殺敵人，《六韜》對此有詳細的記載：
“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此時車戰仍然是戰爭的主流，騎兵的作用僅僅侷限於追擊和輔助的任務，不能發揮大規模的作用。而面對陣列嚴密的步兵，沒有馬鐙的騎兵腰和胯無法發力，一隻手握緊韁繩更是侷限了騎兵的發揮。此外，騎兵的弓並沒有步兵的弩箭殺傷距離遠，戰馬的目標又太大，戰國到秦漢時期，騎兵沒有擊敗成建制步兵的先例。
那麼問題來了，匈奴那時候也沒有馬鐙，為什麼能夠經常劫掠西漢邊郡，全身而退呢？
事實上，匈奴騎兵相比較漢軍步兵並沒有太大的優勢，因為騎兵的機動性，匈奴人大規模劫掠並不會遇到成建制的漢軍步兵，而漢軍步兵也不可能追擊高機動性的匈奴騎兵，因此在人們的固有印象中，匈奴似乎佔據了一定的優勢。就人們耳熟能詳的白登之圍來看，這是漢匈之間首次大規模作戰，雙方妥協的根源在於誰都沒有把握直接吃掉對方。
漢匈之間的戰術區別，根植於雙方的統治邏輯
最早的騎兵便來自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射獵本就是遊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而這也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戰術形式。匈奴騎兵大多為單兵作戰，從不與敵人進行近距離貼身肉搏，利則進，不利則退，這是匈奴的主要戰術。
匈奴人採取“騎射”而非衝擊肉搏，看似是缺乏集權，沒有權威的束縛，實質上和生活環境以及長期的生活習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眾所周知，400毫米等降水線是遊牧和農耕分界線，農耕文明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要強於遊牧文明，而遊牧文明面臨的不可控因素則大大增加。一場數十年不遇的大雪或者旱災，可能給整個部落帶來滅頂之災，而這也強化了部落內部的從屬關係，長此以往，中央集權的難度則會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草原廣闊，各個部落大多逐水草而居，物資人員流動性高，稅收的難度呈幾何增加，自然難以供養大規模的官僚機構。因此匈奴內部是鬆散的部落聯盟，難以形成統一的意志。在無馬鐙的馬匹上進行高速衝擊搏殺的近戰，騎兵的傷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應對陣型嚴密的步兵軍陣時。
匈奴人鬆散的政治結構，使得部落首領無法強制手下的戰士們從事這種危險的活動，因此匈奴人從來不會採取貼身肉搏戰，“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從戰國到秦漢前期，遊牧民族從來沒有與中原政權進行過大規模的主力決戰，更不用說攻城略地的大規模攻堅戰。
而中原政權，農耕的生活環境使得人民安土重遷，而這給編戶齊民創造了可能。戰國初期，各國的變法便是為了確立古典軍國主義的原則，國家財政供養的士兵是為了貫徹中央集權下統治者的意志而存在，步兵方陣的基本作戰原則便是紀律。正是由於強大的中央集權存在，為漢武帝時期組建大規模騎兵以及戰法革新提供了可能。
西漢騎兵戰術革新——從騎射到衝擊
在西漢建立的同時，草原上的匈奴也開始崛起，冒頓四處征伐，將草原各民族納入其統治勢力之下，形成了北方草原第一個統一的遊牧王朝。冒頓建立的北方匈奴，將以往各自為戰的草原力量整合起來，對中原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威脅。《史記•匈奴傳》記載：“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文景之時，匈奴便經常會流動到漢朝邊境狩獵，一旦發現邊境防禦力量不足，便把狩獵轉變成了劫掠。文帝、景帝曾多次集合重兵防禦匈奴，但是往往主力趕到，匈奴人已經飽掠而去。經過多年漢匈戰爭，西漢君臣早已達成共識，與匈奴作戰必須組建大規模的騎兵部隊。
經過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漢武帝即位時國庫充盈，便開始醞釀徹底解決匈奴威脅。但是，即便是大力發展養馬業，漢代的騎兵部隊依然無法媲美匈奴騎兵。
經過長年累月的練習，匈奴人可以在顛簸的馬背上拉弓射箭，而這是漢族騎兵所不具備的。漢武帝於元光六年，第一次派大規模騎兵出擊匈奴，四萬漢軍損失過半，足以說明傳統騎射難以對抗匈奴。在稍早的中原戰爭中，就已經有騎兵衝擊的嘗試。項羽垓下戰敗後，以二十八騎便衝開了漢軍騎兵的包圍圈。因此，漢軍對匈奴的優勢不在於騎射，而在於陣法和紀律，如果把步兵的作戰紀律運用到騎兵身上，移動的兵團便能平衡掉匈奴人的個體優勢。
從衛青開始，漢軍的騎兵戰術便不再與匈奴進行遠距離騎射，而是把步兵的正面衝鋒戰術移植過來，用近距離肉搏戰抵消掉匈奴人的騎射優勢。
就是這麼一點小小的改變，卻賦予了騎兵前所未有的戰鬥力。當騎兵組成衝擊方陣，成建制的向敵人衝擊而來時，靠著強大的慣性，匈奴人基本上非死即傷。此外，漢軍的冶鐵技術先進，護甲自然強於匈奴，在肉搏之時佔據優勢。更為重要的是，西漢騎兵的長兵器肉搏時面對匈奴人的馬刀時，一寸長一寸強，更有利於擊殺對方。
漢匈之間的戰爭形式，由雙方的遠距離對射，變成了馬上的步兵打弓兵，近距離肉搏下，騎射技藝無法發揮，自然步兵佔優勢。正是由於漢匈雙方統治邏輯的不同，使得衛青可以讓手下士兵從事高風險的衝擊戰法，而匈奴則沒有這種讓騎兵成陣型正面搏殺的能力。
飛將軍李廣：戰術變革下不合時宜的失意者
在衛青採取大規模衝擊戰術取得勝利的光芒下，李廣顯然是一個失意者。在《史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關於李廣勇武的記載，帶百騎深入匈奴，射殺三名匈奴射手後，面對數千名增援的匈奴騎兵，仍能帶將手下安然返回軍營。甚至在受傷被俘後，還能趁機奪得匈奴戰馬，射殺追兵後全身而退。
李廣平生多次參與對匈奴的軍事行動，未立大功卻勝少敗多，根源在於他過於依賴自己的騎射特長，強調個人英雄主義。李廣常年生活於邊地，作戰方式自然受到匈奴人的同化，統帥軍隊依靠個人魅力而非嚴整的軍事紀律：“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
身為一名騎兵將領，身先士卒固然能夠激發士兵們一往無前的勇氣，但是卻無法取得勝利的戰果。元光六年出擊匈奴，李廣本人被俘後逃脫，麾下一萬騎兵全軍覆沒，很有可能是個人身先士卒被俘後引發的崩盤，缺乏紀律的部隊，在各自為戰的窘境下被分割殲滅。
李廣並非不知道衝擊戰術對匈奴的效果，元狩二年，李廣率軍深入匈奴後被左賢王圍困，便命令自己的兒子李敢與數十騎直貫敵騎，出其右而還。但李廣卻只將其作為激勵士氣的舉措，仍然堅持與匈奴對射，所幸張謇率軍趕來，才避免再次被俘的命運。放棄成熟的衝擊戰法而繼續固守傳統的騎射技藝，最終使得李廣勝少敗多，難以封侯。
忽視漢匈戰爭大背景下騎兵戰術的變革，對於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以及騎射技藝的盲目自信，才是飛將軍李廣個人悲劇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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