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T，俗名滴滴涕，老一輩的人對其之名如雷貫耳，它曾經是人們廣泛用在田間地頭的有機農藥。
DDT，是一種白色晶體粉末，不僅殺蟲效果奇佳，而且是無味的，可顯著提高農作物產量。
而且，在過去很長時間，使用DDT造成人體急性中毒的事件報道基本沒有。
所以，它長時間被認為是一種無害、高效的“萬能殺蟲劑”。
但是，隨著一本叫做《寂靜的春天》的書開始在世界傳播，對DDT的質疑就此開始。
最終，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開始禁用DDT。進入新世紀後，人們正醞釀全球徹底消除DDT。
DDT的問世
1874年，奧地利化學家奧特馬·蔡德勒(Othmar Zeidler)首次合成了它，但是他並沒有在意這種合成物，於是，DDT被塵封65年。
DDT的分子模型
瑞士化學家繆勒出生在瑞士肥沃的國勒河畔，當地每逢莊稼收穫季節，害蟲就開始氾濫，童年的繆勒對此印象深刻。
1918年，繆勒進入巴塞爾攻讀化學專業，雖然家境貧寒，但是依靠著執著和努力，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 最終成為一名優秀的工業化學家。
畢業後的繆勒進入瑞士的蓋奇化學公司工作。
1935年開始，繆勒開始著手殺蟲劑的研究，隨後家鄉的妹妹來信中提到了氾濫蟲災。
這勾起繆勒兒時的記憶，可能正是從那之後，他深刻地認識到他現在從事的事情（研究殺蟲劑）的重大意義，於是他加快了研究步伐。
化學家繆勒
繆勒給自己的新型殺蟲劑制定了一些理想標準：
(1)對昆蟲有毒性，但對植物和人沒有毒性或低毒；
(2)殺蟲效果顯著持久；
(3)價格低廉
在此之後的3年裡，繆勒試驗了幾百種藥物，結果都不理想。
就在繆勒灰心喪氣時，DDT進入了他的視野。
他將DDT用於試驗，毛蟲等昆蟲立即死去，此外，DDT對老鼠等哺乳動物僅僅是產生皮膚瘙癢等短期症狀。
這一切都在告訴繆勒，這就是他苦苦尋找的理想殺蟲劑。
後來，繆勒因為DDT被授予諾爾貝獎，但是再後來有不少人對該授獎充滿了質疑。
與原子彈、青黴素並肩的“大發明”
從1938年開始，DDT就因其顯著的殺蟲效果，而名聲大躁。
1939年，瑞士和美國農業部試驗性地將其用在殺滅馬鈴薯甲蟲蟲害，結果效果出其的好！
1942年，DDT就投放市場了。
DDT因其價格低廉，而殺蟲效果卻十分突出，瞬間俘獲了一大批研究人員的目光。
人們將其用在了各個有關蟲害相關的領域——農業、畜牧業、林業及人類寄生蟲防治。
雖然行業不同，但是，殺蟲的效果卻是“從一而終”的。
於是，農作物大豐收，畜牧、木材等也相應經濟利益顯著提升。
DDT用於畜牧業
此外，因為DDT可以有效殺滅蚊子及其蟲卵，一時間很多與蚊子相關的疾病——瘧疾、斑疹、傷寒、霍亂——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DDT用來殺滅蚊蟲
比如，1943年，斑疹、傷寒在那不勒斯大流行，奪走了很多人的性命。
1944年，那不勒斯大面積使用DDT，結果只用了3周時間，就將疫情控制住了。
數據顯示，1948-1970年之間，DDT控制了瘧疾和腦炎等疾病的傳播，拯救了超過5000多萬人的生命。
光在印度，1947年的印度瘧疾病例高達7500萬例，死亡數更是達到80萬人。
結果，使用DDT後，到了1965年，瘧疾病例只有不到10萬例，而幾乎無人死於瘧疾。
而在斯里蘭卡，1948年，未使用DDT時，每年約有100萬新增瘧疾患者。
而開始使用DDT後，直到1963年，每年新增瘧疾患者為18個，效果簡直用“逆天”來形容。
當DDT在全球各個地方傳來好消息時，一時間DDT就如同來自上天的恩賜——不僅殺蟲顯著，而且“健康”“低廉”。
當喜獲豐收時，農場主們會將倉庫裡平時用來殺蟲的DDT，搬出來進行噴灑慶祝。
DDT是農場主歡慶豐收的“煙霧”
而露天游泳池進行消殺時，噴灑人員會“毫不客氣地”直接對著人群進行噴灑，而人們會被很高興地享受在這一片“朦朧”中。
DDT是游泳池的必備驅蟲劑
當然，城市綠化自然會將DDT廣泛地噴灑在城市的每個角落，以預防蟲害，
綠化用DDT預防蟲害，使廣泛存在於城市的每個角落
甚至，一時間模特、演員的背景霧都是用DDT來製作的。
DDT被用作模特、演員的背景煙霧
可見，DDT在當時被宣揚成怎樣一種“正面積極”“健康”的角色。
在那個年代，DDT與原子彈、青黴素被認為是20世紀的“三大發明”。
與原子彈並肩的“偉大發明”？——DDT
環保上遭遇"滑鐵盧"
DDT之所以能如此高效殺害昆蟲，是因為它的作用機制是一種針對昆蟲神經特有的麻痺毒性。
當人們在全球如此大規模地噴灑在各個地方——土壤、水體，確實有效控制了蚊子、蝨子等一系列寄生蟲。
但是，因為DDT是一種難以降解的藥物，它可以在生物圈進行富集，最終因其毒害。
比如，DDT可以導致鳥蛋殼變薄，當鳥類進行孵化時，變薄的蛋殼無法承受體重，竟然直接破裂了。
DDT可造成鳥類蛋殼變薄
這導致了一些鳥類因此瀕危。
正是基於DDT對環境的破壞性，1962年，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發表了她的著書《寂靜的春天》。
她在書中描繪了一個被化學制劑汙染的死寂世界：沒有鳥兒的歌唱，河流飄著死魚...
雷切爾·卡森和她的著書《寂靜的春天》
但是，她的書在剛出版時並不被人所理解，人們對其進行嘲諷、謾罵，令其承受巨大壓力。
然而，即便人們如此不願相信DDT的毒性，當週圍環境不再生機盎然時，他們還是決定對其進行重視。
於是，從上世紀60年開始，對DDT的質疑聲音也開始出現了。
上世紀70年代以後，DDT對生態系統的破壞作用逐漸得到了公認。
於是，曾經DDT最早生產國——瑞士率先禁用了DDT，其餘各國也紛紛開始禁用DDT。
上世紀90年代，對DDT的質疑聲進一步加大，DDT被報道對野生動物和人類的內分泌系統產生不利影響，而有的文章直指DDT具有致癌的作用。
一時間，曾經的“天使”被唾棄為“魔鬼”，DDT成了過街老鼠，人人都想上來踩一腳。
重啟“爭論”
不得不說，DDT的興起是因為它的高效經濟的殺蟲效果。
而它的墜落卻與“環境保護”在全球成為熱門有關。
上世紀中後期，圍繞人類對生態的破壞開啟了一股反思熱潮。
而且，基於上述理念，人類形成了現在的主流科技發展思潮——綠色、環保、可持續！
DDT雖然被某些文章被報道具有不利影響，但是，一直並沒有關於DDT對人體的直接的、可靠證據支持的毒害作用。
而且之前DDT使用的幾十年間，也基本上沒有報道有關DDT的毒性作用。
人們禁用DDT，並不是因為它對人體有毒性，而是因為它對環境的破壞性。
比如，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在防治瘧疾的指南里，還是推薦了DDT。
這種策略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兩害相較取其輕”。
瘧疾（尤其在非洲）每年可在全球造成幾十萬人死亡，相對於DDT的造成的環境等損失，拯救廣大欠發達地區人們的性命更加重要（DDT很廉價）。
非洲村落仍在使用DDT殺滅蚊蟲
WHO：“南非等國家禁用DDT後，瘧疾暴發的歷史說明了在沒有合適替代品之前就禁用DDT是有一定風險的。”
世衛組織的這一策略選擇，一時間又引起了人們對於是否禁用DDT產生了討論。
但是，最終禁用DDT的聲音似乎佔到了主流，比如2009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就制定了消除DDT的計劃：2017年禁止生產DDT，2020年全球禁用DDT。
我們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禁止DDT用於農作物了，但是一直保留其運用於衛生突發事件時的潛在使用資格。
結語
DDT從首次被發現，到人們對它的歡呼，又到人們對它的唾棄，再到重新啟用它的思考。
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總是如此一波三折！
但是，可以肯定地是，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有“極端”傾向的——要麼最好，要麼最壞！
而實際上，DDT本身可能並不多麼“可怕”，可怕的是人們看待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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