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是以漢民族為主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在不同地區誕生不同的特色文化，也衍生出了許多不同的地方語言。為了溝通交流與方便管理，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都
確立以政治中心（國家首都）所在地為文化基礎的官方語言，正如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普通話，最早是由清朝政府以北京官話為基礎所制定的；新中國成立後，將其定名為普通話，明確了其“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作為全國人民的通用語言，在國家民生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普通話”也非一日生成，在過往歷史中都有存在的身影。中國歷史中每次政權更替，以及國家首都的改變，官方語言都會發生改變，並且融入相應的時代特性。作為不同時代官方語言，屬於每個時代的“普通話”，都有特殊的誕生背景，從歲月的變遷中，漸漸形成今天的樣子，本文即對我國古代“普通話”的地理更迭進行總結。
一、先秦前後時期：最早“普通話”的出現
早在西周時期，為了方便與各諸侯國之間進行交流，周王室就有對官方用語進行定義，稱為“雅言”，雅言指的是在周王室都城為中心的區域語言，通用於世家貴族內部，屬於有文字記載最早的“普通話”。
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在周遊列國講學時，面對來自各個諸侯國的學生，也是採用雅言進行教學。《論語》中有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孔子身為魯國人，在魯國內教學時使用的是魯國方言，在外出講學和求見各國君王時，都是使用雅言；蘇秦張儀在列國推行合縱連橫之策，均是使用雅言。然而，雅言的使用侷限在參與國家政務、軍事外交上，使用區域僅為中原部分地區，隨著周王室的權力逐漸縮小，雅言的權威性也逐漸減低。
直到公元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車同軌、書同文”等一系列對中華民族的統一起到大作用的舉措，“普通話”也變成以咸陽為中心的關中方言。然而，秦朝的統治時間不長，在推廣“普通話”上沒有明顯效果。
二、兩漢魏晉時期：“普通話”早期標準的形成
秦朝滅亡後，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標誌著新統一大王朝的誕生，漢朝選擇與咸陽同屬關中地區的長安建都，其“普通話”也基本沿襲了周、秦時期的雅音。
漢朝通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的改革，使國力強盛、人民安樂，各項事業得到全面開花，古漢語也在這一時期得到迅速發展。期間出現多部影響後世的著作、西漢時有《爾雅》和揚雄的《方言》；東漢時有許慎的《說文解字》，劉熙的《釋名》等，以上著作通過首次採用地域說明、同義辨析等方式進行語言研究，標誌著我國古代語言科學的建立。
漢朝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有助於語言的統一。因此漢朝的“普通話”在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推廣，隨著中央政權開通絲綢之路，不斷對西域進行開闢，還融入了我國西部和中亞地區的很多文化、藝術成果，豐富了漢代的語言系統，很多外來詞彙和發音風格也融入到當時的“普通話”中。西漢滅完後的東漢，以及後來曹魏、西晉均是定居洛陽，繼續使用關中方言作為
“普通話”，但是曹魏、西晉的政權不夠穩固，在西晉末年，北方少許民族南下後，“普通話”的傳播中心首次區域性發生改變。
三、南北朝時期：“普通話”的遷移與傳播
西晉覆滅後，代表漢族政權的東晉王朝遷移到了南方，北方則建立若干少數民族政權，中國歷史到了南北朝時期，世家貴族、名士大家從都城洛陽先後遷徙到江南地區生活，都城也遷到了金陵（今南京地區）。
在該過程中，北方的洛陽官話與南方的方言融合，形成了一種南北融合的語言——建康雅音，又稱吳音。東晉南渡是漢族政權第一次整體南渡，對於中國的南北融合起到了極大作用，同時，可以發現“普通話”屬於政權作為宣導制定的通用語，始終都是以政權中心所實行的語言作為“正統”通用語。由於古代底層人民文盲率極高，基本無法掌握話語權，因此在北方世族南渡後，也沒有出現南方語言變成主導，北方世族帶來的官話成為附屬的情況，同樣的情況，在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中，也有出現。
隨著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更替以及民族融合，以北魏孝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實習漢化政策，原先屬於入侵者的異族，開始學習漢文化，在北方的通用語言也吸收了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原本使用洛陽官話發生改變，變成新的北方雅言，為下一次的中國通用語言融合奠定了基礎。
四、隋唐時期：“普通話”高速發展期
南北朝結束後，承接北周政權的楊堅統一中國，建立了隋王朝。隋朝編《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官話作為基礎正音，融合形成長安官話。此時，中國“普通話”推廣中心再次回到長安，隋朝的長安官話在經過少數民族語言、南方方言等多維度融入，長達幾百年的演變，已經和漢朝的長安官話大不相同。經過幾百年的演變，中國的“普通話”再次變成以北方方言為主。在隋朝末期，揚州成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之一，揚州吳音一度成為南方雅言的代表，與長安官話並駕齊驅。
隋朝之後，李唐王朝建立，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又一高峰時期，李唐繼承了隋朝的語言體系，同時在開放邦交，四方來朝的過程中，繼續吸收各民族的語言特點，進行交融。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時期，語言學上口語和書面語逐漸分化，區分逐漸明顯，語言學的系統更加完善。
唐朝前中期國力強盛，政治、經濟、文化對周圍若干鄰國影響巨大，都城長安城（今西安地區）在最高時期，人口達到100萬之眾，其中包括多個國家的常駐使節。其中與唐朝交往頗深當數日本，日本派遣多名遣唐使和留學生，其中以阿倍仲麻呂和吉備真備為日本來華留學生中的傑出代表。
他們在中國做了較長時間的停留，學習了中國的很多先進科學文化技術，同時也因為進入唐朝國子監學習學會了長安官話。在回國後，對本國發展也作出貢獻，在語言上的影響也非常深遠。直到今天的日本詞語中還有很多是唐朝時期傳到日本，在其發音上能找到明顯的北方口音的風格。安史之亂後，唐朝走向衰弱，歷史又走入另外一個混亂時期，“普通話”的更迭再次出現。
五、宋元明清時期：“普通話”的融匯大成
隨著唐王朝覆滅、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沒有大統一的王朝出現，相應時代的“普通話”也無法出現，公元960年，北宋建立，雖然定都東京（開封）地處中原，但是其國土轄區大部分均為南方地區，因此，此前以長安官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失去主導地位，加上經過此前多個政權對南方的開發和經營，南方地區特別是以南京、杭州為代表的大城市，經濟和文化實力強大，毫不遜色於北方地區，以吳語為代表的南方方言再一次成為漢政權地區的普通話。
南北宋同時期的遼、金、大理、西夏、吐蕃等政權，紛紛發展自身民族語言，在政權轄區中推行本民族方言作為“普通話”，例如西夏為了更好強化民族文化，專門研發了党項語和文字，其他幾個少數民族政權都不約而同去漢化。
南宋末年，漢族政權被蒙古滅亡，中國大地首次出現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元朝，元朝建立後，都城選擇北方城市大都（今北京），但是沒有使用北方語言作為“普通話”，使用本民族語言，推行蒙古語為官方通用語，大都（今北京）作為遼、金政權時代的“南京”，已經經歷去漢化政策多年，原始的北方方言已經消亡。
在今天聽到的北方語言是經過後來明、清政權時期演變發展而成，以及不是最初的北方方言，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在推翻少數民族政權的同時，朱元璋還重新將漢文化提到了主導地位，為了恢復漢族語音的正統性，祛除蒙元時期對漢族正統語音的影響，朱元璋頒佈《洪武正韻》。《洪武正韻》頒佈之後，為了恢復正統漢音，先是恢復了兩宋時期的“雅音”，後來又將都城南京地區的南京官話改為全國通用語言。南京官話正式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同時，為了充沛北方區域的漢族人口，在明初進行了多次人口遷徙，今天所聽到的北方方言，很可能明初時期，南方人口往北方遷徙，當地方言與南方方言融匯而成，其中不乏少數民族語言的身影。
明代一朝都以南京官為正統，即使靖難之變後遷都北京，也是將南京官話帶去北京，成為帝國通用語言，反而促進了原來北京地區方言與南京官話的融合。而我們今天聽到的北京話，是通過滿清進入北京後才演變到今天的樣子。
清朝廷統治者，進入北京後，早期實行去漢化政策，結果在實現全國統治時，遇到極大阻礙，隨後轉化較為柔和政策，在發展滿文化的同時，戒備漢文化的發展，隨著清王朝逐步統一全國，建都北京。滿族統治者也在接受漢語言時，將大量的滿、蒙等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特點帶入到北京方言中，北京口音變成官方用語，也是今天我們使用的普通話前身。
清帝退位後，民國政府確定“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作為國音的原則，極大促進了南北人民的較量，例如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現存的影像資料中，他作為一個講粵語的廣東人，還是可以完整使用國語進行演講，讓全國各地的人士都可以聽懂他的話語。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確定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除了在中國大陸 廣泛使用外，港澳臺地區均可以通用。乃至東南亞的大中華地區、漢文化圈都有穩固的地位。
六、總結
我國曆史悠久、文化悠長，但是語言沒有像文字那樣很好的流傳下來，通過與古代歷史語言的研究，不僅可以獲得很多人文信息和相應時代歷史背景材料，對我國的文化研究歷史將有十分重要的推動意義，而且，在如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際，在對外傳播的同時，完善文化輸出內容，增加文化傳播自信，在全世界面前，發出更好的“中國聲音”。
張思敏《我國古代“普通話”的地理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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