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史公的自我期許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1]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人的作品。[2]《史記》不是一部合乎今日標準的“歷史書”，雖然它在客觀上為我們提供了史料，但太史公寫作《史記》的目的不是敘述歷史。《史記》“述往事”，是為了“思來者”，追尋某種意義，“述往事”是“思來者”的手段，也是載體。一如司馬遷在《自序》中引用董仲舒所說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表面上只是述“行事”，而孔子所作“空言”恰在其中。太史公的思想和主張（作），也蘊涵在《史記》對古今史事的敘述中（述）。
從司馬談到司馬遷，都有一種“述作”的使命感。《自序》司馬談臨終前執遷手而泣曰：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司馬談認為周公的偉大在於歌頌前人功德，孔子的偉大亦在於編修以舊聞為載體的“六經”。
司馬遷當仁不讓，自詡為繼承周公、孔子的人：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而司馬遷繼承孔子的方式，是希望通過寫作《太史公》書來繼承孔子所作《春秋》，孔子編修的“六經”是其重要依據。可以說，繼《春秋》，是太史公的自我期許。
就像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一樣，司馬遷也矢口否認自己要“作”一部類似《春秋》的書，稱自己只是“述故事”，“非所謂作也”。然而實際上，《史記》全書引用和比附《春秋》之處比比皆是，[3]何況《自序》下文立即自道《太史公》書記事的起訖：
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麟止”正是比附《春秋》絕筆。
有趣的是，對於《史記》記事的上限，司馬遷為何不效法他認為是孔子所編籑的《尚書》，始自“陶唐”，[4]而一定要“自黃帝始”？這是我們閱讀《五帝本紀》時，需要始終思索的問題。
二、五帝人選的取材
《史記》的篇目次序往往有一番用意。太史公把《五帝本紀》置於首篇，把黃帝冠於五帝之首，其中的深意值得發掘。從其所“述”發掘其所“作”，是一件困難的事。必須兼具“好學”、“深思”的品質，若“寡聞”、“淺見”則不得“心知其意”。[5]要理解太史公，必須好學博聞，掌握比《史記》更豐富的信息。本文正是通過史源學的方法，意即分析《史記》面對豐富而蕪雜的“六經異傳”和“百家雜語”（材料），[6]作了怎樣的取捨和裁斷（取、裁），從而發掘太史公的思想和主張（作）。
《五帝本紀》中的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這一組五帝人選，在太史公的時代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比如收入《禮記》的《月令》，所載五帝是太昊（伏羲）、炎帝（神農）、黃帝、少昊（摯）和顓頊，《繫辭》記載的五位上古聖王是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太史公為什麼不選擇《月令》或《繫辭》的五帝版本，而選定了目前這一組五帝，他的文獻依據是什麼？
太史公在《五帝本紀》讚語中，對史源有明確表述：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太史公指出除《尚書》以外，《五帝德》和《帝系》是《五帝本紀》最重要的史源。至於為什麼相信後來收入《大戴禮記》的《五帝德》和《帝系》，太史公給出的理由有三：第一，認為這兩篇文獻是孔子所傳。第二，實地考察相傳為黃帝、堯、舜活動的區域，與這兩篇文獻有相合之處。第三，可與《左傳》、《國語》相發明。
《史記》五帝取材於《五帝德》和《帝系》，然而太史公給出的解釋並不能解決我們對於五帝人選的疑惑。如果說《五帝德》、《帝系》與孔子有關，雖然這並非儒家的共識（“儒者或不傳”），可是太史公同樣認為《繫辭》與孔子有關，[7]為何不取《繫辭》五帝？此其一。太史公實地考察了黃帝、堯、舜的遺蹟，為什麼不考察顓頊和帝嚳的遺蹟？[8]而《史記》五帝人選的特殊之處，除了以黃帝為始，主要就在於顓頊和帝嚳，黃帝、堯、舜作為五帝則爭議不大。此其二。《史記》五帝並非《五帝德》和《帝系》專有，先秦文獻如《國語·魯語下》、《呂氏春秋·尊師》、《管子·封禪》也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並舉，[9]唐人所見《世本》五帝原亦如此，[10]太史公為何重點談《五帝德》、《帝系》，《國語》只處於從屬地位，且未及《世本》、《管子》？此其三。[11]由此我們認為，太史公看重《五帝德》和《帝系》，不是因為它們提供了更可信的五帝人選，而是因為它們賦予了五帝某些特質。
三、對《帝系》的吸收
與《月令》、《繫辭》、《呂氏春秋·尊師》等文獻中的五帝相比，《五帝德》、《帝系》最明顯的特點是，以黃帝為始。更重要的是，在《五帝德》尤其是《帝系》中，五帝中的後四帝，乃至夏、商、週三代的始祖禹、契和后稷，全是黃帝的子孫。
建構遠古帝王之間的血緣關係，並不是《五帝德》和《帝系》的獨創。比如《國語·晉語四》即談到“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但是《五帝德》尤其是《帝系》，首次建構了一整套由五帝至三代的血緣譜系，使五帝同源，三代一系，皆出於黃帝。比如舜的出身，《孟子》只說“舜發於畎畝之中”，本來是匹夫，父親是瞽叟，並未指出瞽叟以上的血統。而《帝系》把舜的血統清清楚楚地追溯到顓頊乃至黃帝。《史記》全盤吸收了這套尚未成為共識的血緣系統，記載於《五帝》和《夏》、《殷》、《周本紀》及《三代世表》等篇，深刻地影響了此後兩千年的文明認同。尤其是作為十表之首的《三代世表》，所以將五帝、三代帝系集於一表，並巧妙地採用“旁行斜上”的體裁，正是出於對這一譜系的完整呈現。[12]
為了維護這一血緣譜系，《史記》對它可能引起的質疑加以解釋甚至彌縫，在此聊舉三處。帝嚳是顓頊的侄子，何以繼顓頊之後為帝，《五帝本紀》解釋說帝嚳的父祖玄囂、蟜極“皆不得在位”。此其一。對於舜的出身，《五帝本紀》解釋說舜的祖先從顓頊之子窮蟬以下，“皆微為庶人”。此其二。同為帝嚳之子，堯何以成為五帝之一，而摯不列入五帝。《五帝本紀》說：
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摯是堯的哥哥，理應繼立為帝，[13]此處卻說他“代立”。“代立”一詞在《史記》中多次出現，我們把它視為一種太史公“書法”，在這裡指摯作為帝是“不善”的，[14]不稱其位，所以不能列入五帝。此其三。反觀前兩處“不得在位”和“微為庶人”，措辭也是有微意的。前者暗示帝嚳有“在位”的合理性，後者告訴我們舜這一支早已是匹夫了，因而用語有別。我們認為以上三處細節，都是太史公對《帝系》五帝、三代血緣系統的辯護，而未必有史料上的依據。
《史記》堅持這一套宏大的血緣譜系，認為五帝、三代血緣出於黃帝，這無疑是《史記》記事以黃帝為始的重要原因。至於五帝人選是否有顓頊、帝嚳，可能只是這一血緣譜系的副產品而已。
對古人而言，五帝人選相當於歷史事實。然而太史公裁斷這一史實所依據的，並非材料的客觀性，而是自己心中的準則。太史公為何對五帝、三代的血緣譜系情有獨鍾？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關注五帝事蹟乃至整部《史記》。
四、對《五帝德》的增刪
《五帝本紀》記述黃帝、顓頊、帝嚳的事蹟（述），主要取材於《五帝德》（取）。但二者並不完全一致。太史公刪削和增添的一些內容（裁），可能包含了他的思想和主張（作）。
需要說明的是，太史公看到的典籍內容與今本一定有所不同。我們利用現存典籍分析《史記》取裁，只能作有限度的討論。然而當《史記》與今本典籍的若干差別都不約而同地指向同一問題時，應承認該問題確實在太史公的考慮之中。
（一）人帝
今本《五帝德》記載黃帝“乘龍扆雲”，[15]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而這些神異的事蹟都被《五帝本紀》刪去。太史公似乎在向讀者強調，黃帝、顓頊、帝嚳等五帝，都是人帝。雖然《五帝德》本來就認為黃帝更近於人，[16]太史公仍然刪去了可能引起誤會的內容。
與此相關，《五帝德》含混交代黃帝壽命大約是一百歲，而《五帝本紀》明確記載了黃帝的死，說“黃帝崩，葬橋山”，最終如其他常人一樣死去，埋葬在了一個確定的地點。[17]
與《五帝本紀》塑造的黃帝形象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封禪書》方術之士口中的黃帝。前者是人，後者是仙，是不死的。[18]漢武帝所以汲汲於封禪，其目的之一即在於長生不死。為了達成封禪的條件，武帝刻意營造太平盛世。而在這種虛假的繁榮背後，民生凋敝，盜賊蜂起。[19]武帝太初改元詔更是直言“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20]似乎有鑑於此，太史公著意在全書首篇，塑造黃帝作為人帝的形象。
《五帝本紀》讚語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太史公寫作《五帝本紀》時，面對五花八門的黃帝故事，如何取捨和裁斷？其標準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一定寄託了太史公的理想，而其理想正具有現實指向。司馬遷所謂“上記軒轅，下至於茲”，[21]所謂“通古今之變”，[22]《史記》中的“古”往往與“今”相呼應。此類微義，非“好學深思”的“聖人君子”不得“心知其意”。[23]在此意義上，《史記》與《春秋》一脈相承。
（二）戰爭
《五帝本紀》所載顓頊、帝嚳事蹟，主要來自《五帝德》。而黃帝事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不見於今本《五帝德》。最引人注目的，是開篇對戰爭的敘述：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除了“治五氣”至“然後得其志”，其餘均非今本《五帝德》所有。
《史記》作為一部崇尚“六經”、自命繼《春秋》的書，竟然以戰爭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全書的序幕。《五帝本紀》記述黃帝發動戰爭，達四處之多，只有第二處阪泉之戰沿用了《五帝德》。綜觀全段，黃帝開戰的次序值得玩味。先是針對不服從當今天子炎帝的諸侯用兵，致使諸侯賓從炎帝。需要注意的是，“神農氏世衰”中的“世”，指的是王朝、家族的衰落，而不單指炎帝這一任統治者。這次戰爭好比在王室衰微的東周，伯主作為諸侯之長，尊奉周天子，主持秩序。
其次對失去諸侯擁戴的炎帝發動阪泉之戰，結束了業已衰落的神農氏的統治。此次戰爭，或可類比秦滅周。
接下來的涿鹿之戰始針對蚩尤。上文說“蚩尤最為暴”，此處又說“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並非贅餘。阪泉之戰以前，蚩尤不服從的是炎帝。阪泉之戰以後，神農氏的統治告終，蚩尤作亂，軒轅責無旁貸。這裡的“帝命”，應指黃帝，下文對軒轅的稱謂即已變為“黃帝”。打敗“不用帝命”的諸侯蚩尤之後，黃帝受到所有諸侯的擁戴，無論實質上還是名義上，都成為了獨一無二的天子。此次戰爭，與楚漢戰爭有類似之處。
黃帝最終成為天子，建立新王朝（有熊），此後的戰爭，是為了征討不服。類似漢高祖對異姓諸侯王的戰爭。
這些對戰爭的敘述，反覆提及“諸侯”。根據今天的歷史研究，諸侯“賓從”和貢“享”天子，是西周封建乃至秦漢大一統王朝的產物，炎黃時代的國家形態絕非如此。《史記》的類似記述，是將太史公當代的制度和文化套用在了古代，違背了歷史事實。雖然太史公對古史的認識存在這樣的侷限，但並不妨礙我們解讀太史公的意圖。我們認為，用諸侯的歸附和離散來表達民心所向甚至天命去就，[24]是遍佈《史記》全書的一種“書法”。在阪泉之戰前，“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意味著天命已在軒轅而不在神農氏，“軒轅乃修德振兵”，這與《史記》記述桀、紂末年的情形如出一轍。[25]涿鹿之戰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始踐帝位。
《史記》對黃帝用兵、湯武革命直至秦崩楚亡的易代戰爭，相關敘述都帶有天命論的色彩，即所謂“易姓受命”，甚至秦滅周、統一六國亦然。[26]太史公認為得以結束舊王朝、創立新王朝的戰爭，是正義的，是順應天命的。他在《律書》中指出：
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中略）。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27]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
需注意此處的“勝者用事”，帶有五德終始的色彩，並非“勝者為王”之意。
從《史記》戰國秦漢部分看來，太史公抱持一種“逆取順守”的理念，守成要用文治，但易姓換代，勢必要通過轟轟烈烈的戰爭才能迎來新的時代，就像漢高祖所做的那樣。
湯武革命、易代戰爭在《孟子》中已有很多討論，到了太史公的時代，卻成為一個敏感話題。原來在漢景帝時，儒家《詩》學宗師轅固生與道家黃生，[28]爭論湯武是受命還是臣弒君。處於下風的轅固生最後抬出了高皇帝，惹得景帝禁言，“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29]太史公無疑是贊成轅固生的，轅固生所說：
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與《孟子》一脈相承。太史公也將這種論調，具體地落實到全書的易代戰爭中。比《孟子》走得更遠的是，《孟子·盡心下》說武王伐紂“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認為《尚書·武成》的血腥記載於理不合。而《史記》完全不迴避對武王斬紂的記述，後來遭致極多非議。大約在太史公看來，從黃帝、湯武至劉邦這些受命帝王，不應以常人的道德倫理來衡量。《五帝本紀》開篇即不滿足於《五帝德》等文獻中既有的黃帝形象，著意通過繁複而周密的戰爭敘述，重塑黃帝的偉大形象，突出易代戰爭的正當性。
然而與其他朝代鼎革不同的是，舜、禹之間易代，乃是通過禪讓而非戰爭，我們應如何認識夏的建立？同時，五帝易代，均為和平過渡，也不是通過戰爭，[30]是否意味著太史公將五帝視為同一王朝？要回答這些問題，應先釐清“易姓受命”在《史記》中的意涵。下面我們通過《五帝本紀》對姓和國號的論述，推測“姓”在王朝更迭中可能具有的意義；再通過《史記》對《尚書》、《孟子》禪讓故事的取裁，觀察太史公的“受命”理論。
五、對《國語》的化用
（一）同姓則同德
《五帝本紀》末尾有一段關於姓和國號的論述：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後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此處將夏後、商、週三代與五帝的有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一樣，都視為“國號”，可知在太史公看來，五帝像三代一樣，是五代王朝。同時，太史公認為五帝和禹皆為同姓（公孫），禹建立夏朝後改姓，三代異姓。
本文無意根據今天學界對姓氏的研究，糾正太史公在對歷史事實的敘述中存在的偏差，我們關注的是太史公為姓賦予的意涵。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太史公對五帝及禹的姓及國號的特殊看法，與《五帝本紀》敘述這六代王朝更迭時均未發生易代戰爭冥合。我們大膽推測，太史公認為只有在“易姓”受命的改朝換代中，戰爭才是必要的。而這一理論的來源，似乎是《國語》。
《五帝本紀》中有一句著名的話，學者常常用來討論姓的起源：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這句話出自《國語·晉語四》。今本《國語》原文作：
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下略）。”
司空季子這番話的落腳點是同姓不婚、異姓則可以通婚，以此來說服晉公子重耳娶晉懷公的前妻、秦宗室女懷嬴。對比《五帝本紀》對姓的論述，實與司空季子的言論有很多出入。差別較大的如司空季子說黃帝和炎帝是親兄弟，黃帝是姬姓。而《五帝本紀》黃帝姓公孫，“神農氏世衰”，意味著炎帝與黃帝屬於不同的家族，不可能是兄弟。
小有異同的，比如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只有青陽和蒼林氏兩人與黃帝同姓。關於黃帝之子，《五帝本紀》承襲《五帝德》和《帝系》，只提到了玄囂和昌意兩人，後四帝及三代始祖，全是玄囂、昌意這兩支的子孫。《五帝德》和《帝系》未明言五帝的姓，《五帝本紀》既然說從黃帝到舜、禹同姓，那麼玄囂和昌意也應該與黃帝同姓。《五帝本紀》又說玄囂就是青陽，正好與《國語》相合，而昌意則與《國語》蒼林有所不同。[31]
《五帝本紀》跟《國語》的相同之處，看起來只有“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果我們暫時擱置黃帝姓什麼、黃帝的兒子姓什麼這類事實判斷，思考太史公和司空季子認為“姓”意味著什麼，那麼二者似乎尚有更深層的共通之處。司空季子說“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並認為炎、黃開戰與異姓異德有很大關係，“姓”可以對現實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史記》全書記載的“易姓受命”，無一例外地伴隨著戰爭，正與“異姓則異德”相合；而從黃帝至禹，按照太史公對其國號和姓的論述，屬於同姓易代，則是和平交接，正與“同姓則同德”相合。
《五帝本紀》讚語說《國語》“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弗深考”者，大約是指黃帝姓什麼、黃帝與炎帝有無血緣關係這類具體的事實判斷，與太史公的判斷不符。能夠“發明”《五帝德》、《帝系》和“表見不虛”的，除了《魯語下》提及的五帝人選，以及《國語》中其他一些關於上古帝系、族姓的論述與太史公的判斷相符者，[32]“同姓則同德”、“異姓則異德”的理論，亦當在太史公的考慮之中。
（二）旁證：易姓受命與改正朔
我們還可以從正朔的角度，為“同姓則同德”提供一個有力的旁證。《曆書》說：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似乎在說只有“易姓”的王朝更迭，才改正朔。
《史記》全書確實貫徹了這一理論。《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迎日推策”，《曆書》說“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又說“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中略）各司其序，不相亂也”。太史公可以追溯的最早的歷法是黃帝建立的，宜以孟春一月為歲首，即所謂夏正。《五帝本紀》備載帝堯“敬授民時”，亦與曆法有關，而在《曆書》的敘述中，顓頊命重黎、堯立羲和兩事，都是對黃帝所建秩序的恢復，而非改歷。《曆書》又說堯禪舜、舜禪禹，皆申誡“天之歷數在爾躬”，乃是強調曆法。玩《曆書》文意，“歷數”應是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的，並未新建，《五帝》、《夏本紀》亦未載舜、禹修歷之事。[33]所以《曆書》提出：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中國文明只應交替使用三正。太史公大約認為，黃帝至夏六代均建寅，商、周則因易姓受命而改正朔，秦、漢易姓受命，亦當改用三正之一。[34]
太史公的這一理論，背後有經學家對於五帝是否改正的分歧。一說認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35]一說認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醜，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36]雖然我們見到的兩說都晚於太史公，但《曆書》所述與前說若合符節，而《五帝本紀》刪去其史源《尚書》堯死後“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的記述，又恰與後說針鋒相對，由此可以斷定，這兩種《尚書》經說由來已久，是太史公“厥協六經異傳”的內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較之可能是《曆書》史源的《誥志》和《國語》“絕地天通”條，《曆書》改《大戴禮記·誥志》“虞夏之歷”為“昔自在古”，並新增“蓋黃帝考定星曆”云云，從而令《誥志》“歷建正作於孟春”和《國語·楚語》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得以巧妙地上溯至黃帝。《曆書》對《誥志》和《國語·楚語》的綴合與加工，似乎正是太史公對黃帝至夏均建寅的辯護。
至此，我們發現了《史記》中易姓受命與改正朔的相關性。其邏輯正與易姓受命和戰爭的相關性一致。意即易姓受命，必然伴隨著流血戰爭；異姓王朝建立之初，一定要改正朔，才能順承天意。同姓受命，則是和平交接；同姓王朝建立，當沿襲前朝正朔。這正與《國語》“同姓則同德”、“異姓則異德”相合。
（三）五帝、三代帝系建構的深意
《史記》五帝三代的帝系、血緣、國號、姓、曆法，共同營造了一個互相聯繫的理論體系。《史記》所以堅持五帝三代同出黃帝，所以認為黃帝至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所以認為易姓受命始改正朔，這些看似怪異的論調，其深意可能在於，太史公試圖對黃帝以降的所有王朝更迭，獲得一以貫之的認識。
既有的五帝史料誠然劃定了敘事的界限，使太史公不得無中生有、信口雌黃，但太史公仍然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對文獻施以有傾向、有目的的取裁是，[37]。明乎此，我們有望對《史記》的記載獲得更豐富的理解。比如《五帝本紀》謂禹本來與五帝同姓、建立夏朝後改姓，或可視為太史公針對各項“史實”與諸條“理論”可能引起的矛盾，而使夏姓這一“史實”遷就“理論”和其他“史實”的彌縫工作。
鄙見容易引發的一個質疑是：舜、禹和平交接乃是由於禪讓，與同姓異姓無涉。然而我們回到《史記》自身的脈絡，會發現：政權能否成功交接，決定因素並非禪讓還是世襲，而在於是否得天命。禪讓應在受命的框架下加以認識。下面，我們主要通過《五帝本紀》及《夏本紀》中堯舜、舜禹以及禹啟的政權交接，觀察太史公的受命理論。
六、對《尚書》和《孟子》的拼接
關於歷史上的“舜禹之事”，太史公一定看過很多“百家雜語”，例如《韓非子》“舜逼堯，禹逼舜”及“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一類的記載，但《史記》全未採信。
《五帝本紀》堯、舜事蹟主要取材於《尚書·堯典》和《孟子·萬章上》。《史記》記載堯在位時，舜得到四嶽的舉薦，並完美地通過了各種考驗，堯對舜說“女登帝位”，欲禪於舜，這時舜是推讓的，“讓於德不懌”。[38]《史記》的這些敘述全部本自《尚書》。此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舜的身份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史記》加入了《尚書》原文沒有的內容：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這句話有兩層意涵。首先，舜還不是真天子，是暫時做代理天子。其次，舜是不是可以繼位為真天子，不是堯個人能決定的，要看天命。
這兩點在《史記》中非常重要，不僅在堯舜禪讓、舜禹禪讓、禹禪益而啟繼這三個事件中一以貫之，還影響到太史公對其他一些重大問題的敘述。[39]其實這兩點都本自《孟子·萬章上》：
鹹丘蒙問曰：“（中略）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中略）。”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中略）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中略）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中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中略）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尤其是“萬章曰”這一段，基本全為《五帝本紀》吸收。而在《尚書》經文中並不具備這些內容，[40]可以說是孟子的《尚書》學說。
《孟子》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史記》雖未出現這句話，實際上秉承了這一精神。堯雖然屬意於舜，但最後使舜踐祚為天子的不是堯，是天。天意又從何得知呢？這是貫穿《史記》始終的一個問題。《五帝本紀》在此與《孟子》完全一致，是通過諸侯的歸附等現象來體現天命所屬的。舜得天命，所以才能踐天子位。舜禹禪讓亦與此如出一轍。
可是後來禹禪益未成，啟繼禹為天子。這說明人類歷史從“公天下”墮落為“家天下”了嗎？《史記》中完全沒有這種論調。[41]《夏本紀》用“諸侯皆去益而朝啟”來體現天命在啟不在益，此即《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啟繼禹，與堯舜、舜禹禪讓的機理並無二致，起決定作用的是天命。
啟得天命，還可以從太史公對《尚書·甘誓》的述作中得到印證。《夏本紀》敘述啟即位後：
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中略）。用命，賞於祖；不用命，僇於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鹹朝。
從“大戰於甘”到“予則帑僇女”與《甘誓》內容相同。然而《甘誓》本文並未交代是誰向有扈氏開戰。《墨子》、《莊子》、《呂氏春秋》以及劉向《說苑》認為《甘誓》是禹所作。《史記》認為啟作，乃是依據《尚書序》。《書序》原作“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史記》承襲此說，並進一步認為開戰的原因就是“有扈氏不服”，質疑啟的王位合法性。那麼《甘誓》“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在這一語境下就成為有扈氏違背天意，啟要代天去懲罰他。如果說這還只是啟的一面之詞，那麼最後《史記》新增的“天下鹹朝”，恰恰表明在太史公看來，啟是得民心、得天命的。
對於禪讓和世襲的優劣，《孟子·萬章上》講得非常明白：
孔子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
《史記》秉承了這一精神，並不鼓吹禪讓。無論禪讓還是世襲，都不能脫離天命孤立看待。
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在孟子的時代，燕國上演了活生生的禪讓，燕王噲把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燕世家》記述當時的情景：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六國年表》說“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為臣”。其他很多世家、列傳也有類似的敘述，強調君臣綱紀的顛覆。《燕世家》更是把燕噲禪讓的動機說成是受了蘇代和鹿毛壽的蠱惑。甚至還說：
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太史公對燕噲禪讓的完全否定，溢於言表。
《史記》對此的記述誠然與《孟子·公孫丑下》有不少出入，其思想和主張卻是相通的。《史記》批評燕國昔日的國君變為臣下，正是前引《孟子·萬章上》中“齊東野人”對堯、舜禪讓的認識水平。更重要的是，《孟子》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同理，國君也不能僅憑個人意願把君位指派給人。王位、君位不是任何個人的私產。
那麼繼體之君應如何確定？《史記》全書推崇嫡長子繼承製，[42]似乎就是把血統視為一種天意。倘若太子缺席，諸侯或國人的意向則變得更加重要。
結語
通過觀察《五帝本紀》對《五帝德》、《帝系》、《國語》、《尚書》等主要史源的取捨和裁斷，可知《五帝本紀》凝結了太史公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這些思考或多或少指向一個問題：王朝更迭。這也是貫穿《史記》全書的問題。舊王朝何以失天命，新王朝何以得天命，新王朝的歷史定位是什麼。這是太史公究天人、通古今，竭力思考的問題。
《史記》記事始於黃帝，既非唐堯，[43]也非三皇。[44]太史公追求的既不是現成的信史，也不是單純的古老。太史公看重的應是黃帝的典範意義。黃帝憑人力獲天命，用戰爭創立異姓王朝，繼而衍生五帝、三代。黃帝是太史公及後世的“聖人君子”，認識漢家從何而來時，沿秦、周而上，能追溯到的最悠久、最具典範意義的王朝開創者。
本文原載《文史》2020年第1輯（總第13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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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史公自序》謂“為太史公書。”《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太史公百三十篇”。兩相參照，我們傾向於認為書名原作“太史公”。為了兼顧學界的習慣，本文統一標作“《太史公》書”。
[2] 本文在不區分司馬談和司馬遷時，統稱作者為太史公。
[3] 另一方面，太史公的見解與《春秋》不盡相同，否則何必另作《太史公》書。
[4] 據《五帝本紀》讚語，太史公應認為“《尚書》獨載堯以來”是“《書》缺有間”造成的。
[5] 見下引《五帝本紀》讚語。
[6] 《太史公自序》雲：“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7] 見《孔子世家》。
[8] 今本《五帝德》載有顓頊的活動範圍。
[9] 《封禪書》“管仲曰”云云歷舉十二位曾事封禪的古代帝王，司馬貞《索隱》雲“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亡”，意即《史記》此處取材於《管子·封禪篇》。孔穎達《禮記正義·王制》引述《管子》雲：“無懷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所引正與《封禪書》相近。
[10]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雲“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又云孫氏注《世本》“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世本》已佚，王謨等人輯本或將黃帝列入三皇，是從孫氏注，非《世本》原貌。
[11] 更有甚者，《史記·曆書》所言上古帝王無帝嚳，有少皞，似與《五帝本紀》自相矛盾。究其原因，少皞乃沿襲《曆書》此處的史源《國語·楚語》所述“絕地天通”事，與《五帝本紀》的五帝人選，並非同一系統。
[12] 《三代世表》的體裁，參趙益《〈史記·三代世表〉“斜上”考》，《文獻》2012年第4期。
[13] 《史記》全書流露一種傾向，認為嫡長子繼承製是自古就有的制度。
[14] 《史記索隱》雲：“古本作‘不著’，（中略）俗本作‘不善’，不善謂微弱，不著猶不著名。”
[15] 《五帝本紀》不取《五帝德》黃帝“乘龍扆雲”，而補入《左傳》黃帝官名以雲命、為雲師的記載。學者解釋《五帝德》的“扆雲”，一說駕馭雲，一說如《左傳》以雲紀事。
[16] 《大戴禮記·五帝德》宰我問孔子“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孔子回答：“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孔子講述黃帝事蹟之後，說：“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17] 本文此處參考阮芝生先生《三司馬與武帝封禪》，《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1996年11月。
[18] 參阮芝生《三司馬與武帝封禪》。
[19] 見《平準書》、《酷吏列傳》等。
[20] 見《曆書》。
[21] 見《太史公自序》。
[22] 見《報任安書》。
[23] 《太史公自序》雲：“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24] 對於諸侯的歸附，《史記》的用語是諸侯“歸”、“朝”等等；對於諸侯的離散，《史記》的用語是諸侯“去”、“叛”、“不至”、“不朝”等等。而在諸侯國內，則往往以國人共同的行為表達正當性。
[25] 《夏本紀》雲：“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殷本紀》記紂時“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等等。
[26] 《六國年表》序雲：“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又云：“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27] 《律書》此處顓頊、共工之事，不見於《五帝本紀》，亦與《五帝本紀》的五帝系統不合。這種現象在《史記》中比較常見，我們認為太史公在不同的篇章使用了不盡相同的史源，沒有強加整合和統一。
[28] 《太史公自序》謂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29] 事見《儒林列傳》。
[30] 在此以《五帝本紀》所述歷史為討論對象。
[31] 上古“昌”、“蒼”同音，“意”和“林”差別較大。
[32] 參李零《帝系、族姓的歷史還原——讀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史》2017年第3輯。
[33] 僅《夏本紀》讚語提及《夏小正》，但未明言夏朝所建。
[34] 對於建亥的秦歷，太史公每有譏評。《曆書》下文說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中略），而正以十月（中略），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對秦歷不以為然。同樣的語氣，在《封禪書》和《張丞相列傳》中也有所流露。
[35] 《尚書·舜典》“正月上日”傳《正義》引“先儒王肅等”說，《正義》並謂“孔意亦然”，偽孔傳也持這種見解。
[36] 同上引鄭玄說。亦見《五帝本紀》“正月上日”張守節《正義》引。
[37] 尤其能說明問題的是，《史記》春秋部分對《左傳》和《公羊》的取裁。
[38] 據裴駰《集解》和司馬貞《索隱》，《史記》的“不懌”採用了《今文尚書》“不怡”，《古文》作“不嗣”。
[39] 比如周公是否稱王的問題。對此《尚書》家有相反的學說，太史公則認為周公攝政未稱王。
[40] 偽孔傳亦認為舜攝位。
[41] 以禪讓為公天下的論調，與《史記》堯、舜、禹皆是黃帝子孫的血緣譜系相矛盾。
[42] 我們的理由有二。第一，太史公崇尚父死子繼，否定兄終弟及。《史記》全書敘述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措詞有明顯區別，並暗示兄終弟及會導致衰亂，這在《殷本紀》中尤其明顯。第二，因廢嫡立庶而導致衰亂，在《史記》中不勝枚舉。如《魯世家》襄仲殺嫡立庶，哀姜哭市，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
[43] 《漢書·司馬遷傳》贊雲“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批評《史記》堯以前非信史。
[44] 張衡批評《史記》：“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見《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後來司馬貞《史記索隱》即為《史記》補作《三皇本紀》，記太皞伏羲、女媧、炎帝神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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