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制度、文化傳承與融合研討班”今年年初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若干學者倡議組建，目的在於增強宋元明清史領域中的跨朝代、跨學科交流。近年來關於“新清史”研究所引起的論爭，使得從歐亞史、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待古代中國的研究一時蔚為大觀，備受關注。由於元朝和清朝都是由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中國大一統王朝，具有更廣的歐亞史意義，同時在斷代史的貫通研究上也有彼此啟發的視角，所以“宋元明清制度、文化傳承與融合研討班”的第一場討論“大元史如何鏈接新清史”，就圍繞沈衛榮教授去年出版的新著《大元史與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教研究為中心》展開。
因為疫情的原因，本場報告第一次以雲端的形式於4月2日在騰訊會議室展開，並且突破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人員限制，對相關研究的國內學者開放，開創了新的會議研討形式。本次研討會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烏雲高娃研究員主持，主持人首先介紹了研討班的組織緣起，以及本場的討論主題——大元史與新清史是近年來的熱點問題，如何將元史和清史研究置於歐亞史乃至全球史之中，如何在拓寬視野的前提下進行區域史的研究，回應這些問題，需要不同斷代、不同學科研究者間的對話。
一、主旨發言：大元史和新清史研究的意義
在主旨發言環節，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的羅瑋認為大元史和新清史，都涉及到在廣闊疆域中如何實現有效治理的問題，引發了熱議。去年北京大學的張帆教授“如何看待元朝”的講座、廈門大學李春圓的文章《“大元”國號新考》（詳見《歷史研究》2019年第6期），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回應。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的吳四伍響應了羅瑋的發言，認為今天發起這個討論，倡導從大元史跟新清史的鏈接，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超越朝代的侷限，從一個較長的時段觀察歷史本身。關鍵在於朝代之間怎麼鏈接？沈衛榮教授的書說藏傳佛教在西夏、元和明三代政治、宗教體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實質上是從另外一個觀測點觀察宋元明清的內在更替，從西藏而不是江南，從高原而不是平原。這種歷史觀測鏡裡看到的連續性，他們的撕裂與重合，明顯跟江南視野中的景象，有著很大的差異性。其二，元史何以大，清史何以新？元史之大，究竟是復古，還是創新呢？“新清史”雖公開宣稱“多語種文獻、全球視野和滿洲因素”三大標配，但是上述因素同樣也是老一輩學者研究清史的常備工具。“新清史”究竟新在何處？作為一種新的流派，他們帶給我們的衝擊力是什麼？如果只是立場的差異，只是譁眾取寵，為了創新而創新，那麼給後人帶來的更多是障礙，而不是幫助。在他看來，“新清史”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的衝擊，是政治史的重提，或者說是“復古”，促使我們對於影響清代歷史的大事件、大格局有更多的反思。其三，“中國”概念怎麼理解、何以生長？沈教授書中指出，新清史的出現和引發爭議之處，在於如何理解“中國”。簡單地說，清朝是不是在中國歷史序列之中，或者又何以擺放清朝的歷史序列？在新清史看來，“清朝”和中國只有部分重合，此外，還有“內亞的帝國”。沈教授認為，這種簡單的涇渭分明的區別是不妥的。吳四伍認為他最欣賞的是沈教授指出：“中國”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既是一個歷史的、人文的概念，又是一個民族的、地域的概念，還是一個政治、法律的概念，若我們只選取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來談論一個抽象的中國，則一定是不全面和不恰當的，也都無法與這個現實的中國相對應。此外，中國還是一個處於不斷變化和發展中的歷史性的概念，是動態的，是生長中的。如果承認這種生長性，而不是本質論，那麼元史、清史、藏傳佛教都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有其特定位置。歸根到底，怎麼定位、怎麼描述元和清在歷史序列中的位置、形象，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而非封閉式的答案。
作為《大元史與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教研究為中心》一書的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盛潔也“現聲雲端”，說作為一個編輯，最大的快樂來自於書籍每一次被引用和討論。沈衛榮教授不僅是優秀的學者，而且是學界會寫作的作者。在圍繞著“新清史”的熱議中，沈教授發表了一系列長評，引發了進一步的討論，促使出版社將其組織成一個主題進行出版，同時出版的還有沈教授的《迴歸語文學》。如果說《大元史與新清史》一書是提出問題，那麼沈教授的另一本著作《迴歸語文學》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回答，指出了研究的學術路徑。即將出版的新書《何謂語文學》，則會有更進一步的探討。《大元史與新清史》出版之後，呂正惠、鍾焓等學者發表了長評，“澎湃新聞”、《中華讀書報》等多家媒體給予好評，豆瓣評分也很高。相關話題同時引起了學者和普通讀者的興趣。在策劃這本書的時候，我們的設計思路是“大家小書”，希望讓學者的作品得到更廣泛的討論。現在一些流行的歷史建構，是由掌握話語技巧、迎合普通讀者興趣的非專業作者來主導的。而大元史和新清史，與我們的史學傳統有一定的差異，對於我們有關全球史的思考，有很大的啟發。策劃本書，希望我們歷史學者的書寫，能受到讀者越來越多的關注。
《大元史與新清史》、《迴歸語文學》
二、元史學界的回應：文獻與視野的擴展
北京大學的張帆教授認為我們討論大元史和新清史，強調的是和傳統的元史、清史的不同之處。傳統的元史、清史，是在歷代王朝的序列裡來研究的。大元史和新清史的概念，提示我們關注其與狹義的中原、漢文化具有差異性的一面。主張大元史與新清史的日本、美國學者，主要關注邊疆、民族、宗教等問題。雖然他們的關注點很重要，但是即使從傳統的制度史入手，也能看到元與清的特殊性。元朝、清朝作為統一王朝，想要統治和原來的環境、生產生活方式不同的大型社會，必然要被動或主動地採取和接納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和管理體制。深入研究這一採納、學習的過程，會發現制度的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出與傳統的中原王朝的不同之處。比如元朝對金、宋制度有很多揚棄，清朝對明朝制度也有很多揚棄，哪些因素得到發展、哪些被捨棄，這裡面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即使是為元、清所繼承的制度因素，表面來看非常相似，機構設置差不多，但是內在的運行邏輯和背後的政治理念也是有很大的不同。這些方面有很多深入探索的餘地。
復旦大學的邱軼皓副教授認為與國內的研究情況不同，最近十年研究元史的西方學者越來越少，相反，將蒙古帝國作為整體進行的討論非常熱鬧，學者們從不同領域切入進來。他近年來的研究，更多地在擴展外文史料，不再把漢文史料當作核心、把元朝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目的在於，一是探索我們對史料的掌握程度，對已知和未知的史料還能夠挖掘多深，二是作為受過元史訓練的研究者，進入新的領域、研究伊利汗國和金帳汗國，能不能從新的視角得出新的觀點。圍繞著語文學的問題，他的看法有些不一樣。語文學這門學科，包括其理論和應用，其高峰在伯希和開始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一批學者已經淡出了學術舞臺，留下了重要成果。之後，區域文化、跨文明研究崛起，相對而言古典的語文學某種程度上衰落了。對區域研究而言，比如伊利汗國史研究被置於伊朗史框架內，金帳汗國史研究被置於俄羅斯史和東歐史框架內。語文學是一種必要的訓練，如伯希和對譯文、名詞的反覆討論和校勘，但是對於處理海量的文獻則減損了效力，難以展開討論。現在的區域史和跨文明史研究，語文學訓練是其基礎，不再集中於字詞、術語上。沈教授所講語文學的復興和提出新的語文學的嘗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們理解歷史文本、推進對歷史的認知，似乎還處於試驗狀態。對國內的研究而言，文獻的積累、規範的閱讀，可能是更重要的。傳統的對勘、對音研究，是很重要的一筆財富。但是，怎樣儘可能快速地擴展文獻和視野，則需要在教學方法上面進行更新。
南開大學劉曉教授回應，幾年前他參加了“何謂‘中國’，何謂‘亞洲’——重新講述蒙元史”座談會，論文收入《重新講述蒙元史》這本書中，討論了歷史上的“中國”概念和現在的差異。毫無疑問，元朝和清朝的歷史都是中國的歷史。至於元朝和清朝的特殊性，新清史的所謂三個特徵，元朝也有類似之處。這不是現在才認知到的，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很早就注意利用多語種文獻研究元史。相關議題鍾焓老師寫過很多文章。講到元朝和清朝的不同之處，元朝的國家統合力比清朝要弱。清朝的統治者漢文化程度很高，在民族防範上有很多政策規定，如對夷狄名號的忌諱，為此興起不少文字獄。但這在元朝是根本不可能的。元朝科舉考試，考《春秋》是用胡安國的注本，而胡注是特別強調夷夏之防的。又如文天祥死後，元朝很多官員寫文章來悼念、稱頌。他們在南開大學讀《通鑑續編》，這本書很有意思。這是元末至正年間出版的書，但其中宋朝的下限是1279年，宋朝的年號列在前面，後面附元世祖的年號，這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是殺頭之罪。最近劉曉教授完成了江南鎮戍體系的研究，發現在淮河以南有將近九十個漢軍萬戶的番號，軍隊人數至少有四五十萬，其中一半沿長江佈防。江南是最重要的財富來源地和人口聚集區，是鎮戍的重點地區。
《重新講述蒙元史》
三、清史學界的對答：借鑑的價值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邱源媛研究員強調：滿文之於清史研究的重要性，現在已成為學界的共識，不能否認，某種程度上這與新清史所帶來的影響不無關係。自己在十幾年前做學生的時候，在北京甚至很難找到合適的滿語老師，而現在情況則大為改觀了。她認為目前基於多語種文獻的清史研究，更多關注邊疆管理、政治制度等國家層面的問題，討論多集中於王朝東北部、北部、西部地區及其非漢人群，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傳統漢族區域，對於社會史、區域史、經濟史等領域的關注相對較少。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清代旗人群體和八旗制度，研究對象有比較濃的非漢因素，同時基於對社會史、區域史的研究，她近年來有意識地將兩種研究模式結合在一起，組織了一些交流對話，包括2016年AAS-in-Asia 上內亞與華南學派的專題對話，以及去年“書譜石刻：中古到近世華南與西域研究的對話”工作坊等活動。她認為目前清史領域中呈現出來的多語種利用、多元研究視角，不應該侷限在國家層面的政治史、制度史、國家疆域等問題，需要走向更開闊的學術空間。清代社會史、區域史的研究，即是其中頗具潛力的領域之一，清史得天獨厚的史料條件，官方檔案、民間文書是其他朝代所遠遠不及的，其背後所蘊含的豐富而多元化的問題意識亟待挖掘。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魚宏亮研究員認為就新清史來說，元代與清代大致在兩個方面具有繼承關係，一者為滿洲上層信仰中的所謂“藏傳佛教世界”，一者為皇太極獲取林丹汗傳國玉璽的草原正統問題。新清史的爭論起源於何炳棣先生有感於美國學界對中國史的曲解，發表長文《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由此引發幾次大的辯論。在何炳棣《捍衛漢化》一文發出後，基本上結束了爭論，一些重要的問題實際上何先生都講過了。目前，歐美的一流學者已經比較多地關注中國學者的研究，比如彭慕蘭，但新清史很少用內地學者的研究。
深圳大學的蔡偉傑認為關於美國新清史的學者引用中國學者的問題，他的認知不太一樣，以歐立德為例，他的代表作《滿洲之道》裡面就大量徵引了定宜莊、劉小萌，以及王鍾翰等老師們的著作，他們都是中國大陸一流的滿洲史與清史學者。其次關於沈教授的書，其中對新清史的很多批評，例如關於藏傳佛教的部分，他也同意。不過有些部分，他的認知也跟沈教授有所出入，例如關於新清史的學術系譜上，他認為書中提到的Rian Thum的研究，不能列入新清史中，Rian的研究更應該放在像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還有Ben-Dor Benite等人所屬的中國的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研究中，才更能理解其意義。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和歐楊（Max Oidtmann）等人的研究更能代表美國新清史的新發展。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共同點，是兩者都強調要從歐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待元朝和清朝。當然元史和清史都是中國朝代史的一部分，但是它們也都具有更廣的歐亞史意義。在中國的元史學界，很早就已經注意到非漢文與域外史料的重要性以及元朝的世界性。我們說新清史強調非漢文材料，並不代表漢文材料不重要，而是說漢文與非漢文材料都應該為學者最大程度掌握。對中國的理解亦然，例如張帆教授提到元朝開啟了大中國時代一樣，清朝也擴展了歷史上中國概念的內涵。在這些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大元史跟新清史確實有互相借鑑與互相發明的地方。
歐立德、謝健、歐楊
四、疫情下學術研究的新探索
在兩個多小時的網絡會議結束之後，一些學者在其他學術平臺繼續了對相關議題的討論。如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孫昊認為，清史在表達文化自信方面有一個顯著表現，是對西方學術界中的“文化帝國主義”性質進行辨識和反擊。對海外學術思潮蘊含的意識形態問題要有清醒的認識，這樣才能處理好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才能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正確面對海外學術成果，建立起自身的話語體系。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李鳴飛認為沈教授書中提到與傳統的以多語種文獻為基礎的考據史學相比，現如今歷史敘事已經更重要、更熱門、更受大眾歡迎，更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歷史學者應該考慮以大框架敘事的方式把自己的研究講給大家聽。她認為沈教授這本書是很有趣的，雖然題目叫大元史與新清史，但其實是以沈教授自己多年的藏學研究為線索，針對一些大眾所關心的問題做的回答。眾所周知，有一部分人對元朝和清朝與中國的關係有所疑問。尤其，其中牽涉到西藏與元朝和清朝的關係再推演到與中國的關係，沈教授在《大元史與新清史》一書中，給出了基礎堅實的答案。
由於今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學術交流活動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烏雲高娃研究員嘗試以雲端學術研討會的形式組織展開學術對談。一方面在疫情期間，在保證學者們的安全的前提下，能夠順利開展學術活動，使得學術交流活動能夠持續進行；二是在當前疫情形式下，講述好中國故事，以國際的視野進行跨朝代、跨研究室、跨學科之間的交流，推進學術工作。三是通過這一系列學術活動，以新的形式給更多年輕人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嘗試學術活動新形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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