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開創基業，多半是以做大做強，成就時代翹楚為目標。然而，風雲變幻之際，滄海橫流之時，幾多折戟沉沙，正像財經作家吳曉波所說，每個企業距離失敗都只是一步。
南京總統府
1922年，年近花甲的孫中山，眼見慘淡經營的老企業“國民黨”病體沉痾，日漸感到“處境艱危”，“經濟久困”，以至“音問梗塞，無從一為紓解”。
自同盟會始，國民黨即一個組織鬆懈、幾無紀律的組織，“註名黨籍之黨員，為數二十餘萬”，“然按之實際，則除在冊籍上載有姓名外，實不知黨員在於何所”。且有組織之部分，多為海外華僑，國內除廣東、上海及四川有少數在上層活動的骨幹外，幾乎沒有任何有形之組織。不僅如此，國民黨從未開過代表會議，也從未形成過什麼決議，就連黨綱也不過簡單幾條。董事長、總裁兼CEO的孫中山清楚，“黨務為革命之基礎，革命乃建國之首功。九年以來革命尚未能達到目的，皆由黨務不振。”但如何振興，卻束手無策。
關鍵時刻，俄國人來了。1923年10月間，孫中山全權委託政治顧問鮑羅廷改組國民黨，照貓畫虎地搬來俄國黨的組織方式和議事程序，並仿照俄共黨章，重新起草了宣言、黨章等指導性文件。當時的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在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信中說，國民黨一大的所有文件，從黨的宣言、綱領到章程等，幾乎都是按照我們的意見形成的。
作為當時世界新興勢力，蘇俄蓬勃向上的朝氣為中國的老牌企業注入了活力。改組後的國民黨力量倍增，截止1927年4月，全國國民黨員總數號稱超過100萬，是1924年改組前的5倍。
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國民黨實現其最大夢想。然而，病毒也開始發作。
雖然黨員人數的多寡，是衡量一個政黨組織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但黨員質量卻是決定因素。改組後黨員數量暴增，其一來自青年學生，五四前夕，中國都市社會集聚了大批因就業無道、謀生乏術、前途渺茫而對社會現實產生疏離和不滿情緒的知識青年，為謀生計、為出路計，他們大量湧入，既大大強化了國民黨的黨勢和聲威，但謀職做官的願望也極大稀釋了國民黨的宗旨；其二來自社會閒雜，國民黨吸收黨員幾乎來者不拒，國民黨改組工作幾乎照抄俄共黨章，獨獨沒有采納預備黨員制度，黨員數量迅速膨脹的同時，質量日趨雜濫，其內聚功能未獲增強，組織形態散漫如故。1927年清黨運動，重創共產黨同時，也逆淘汰了黨內不少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熱情的黨員，使黨內構成更加渾濁。
國民黨本就不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魅力的政黨，權力讓其腐敗的速度更加驚人。1932年《大公報》社論指出，“國民黨自執政以來，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強不羈者，或不滿現狀而去。各地辦黨務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極。多年之黨人風度，能保持者少矣！”《時代公論》更直言不諱，“國民黨弄到現在，結果是天怨人怒，成為眾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勢！”蔣介石本人也承認：“現在一般人看到我們的黨員，就是類似一個特殊階級……特殊階級是沒有一個不討厭，不排斥的。”以至蔣廷黻在《國民黨與國民黨員》一文中指出“在我們這裡，國民黨的黨員都不好意思公開的承認自己是黨員。”
光說不練間，熬過二十年，病入膏肓，黨務負責人陳果夫哀嘆：“黨的宣傳為民主自由，黨的訓練為軍事化，黨的組織為學蘇聯，內部是中國的。如此東拼西湊，不成一套，如何是好？”1948年底，將近九成的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脫離組織。天下未喪，黨已先亡。
組織成事，組織也敗事。有病，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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