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化漢為胡”，卻不是開歷史的倒車

孝文帝漢化改革是南北朝時期最具標誌性的一次事件。以孝文帝為首的改革派，試圖通過漢化鮮卑貴族的方式推動北魏內部的民族融合。這一舉措在孝文帝在世時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由於改革者的激進以及鮮卑保守勢力的反對，這一次改革所積累的矛盾，最終導致北魏在三十年後滅亡。

而這卻並非事情的結束。孝文帝改革中，除了均田制、戶調製（唐租庸調製前身）這些在後世影響深遠的制度建設外，孝文帝本人更是將移風易俗作為重中之重，在所謂的“太和改性”中，北魏南遷鮮卑貴族開始改胡姓為漢姓。

魏文帝遷都洛陽

到了東西魏對峙時期，西魏的實際創立者宇文泰卻以一種看似反其道而行之的態度，全盤否定了太和改制的內容，勒令改漢姓者恢復鮮卑所謂“三十六國九十九姓”的傳統。不僅如此，還給麾下有功漢臣賜以胡姓（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 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 , 所統軍人, 亦改從其姓——《周書》）。

對於今人而言，這種化漢為胡的方式，似乎是在開歷史的倒車。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對於一個政權而言，想要進行這種足以動搖其統治基礎的制度改革，往往必須承擔相應的代價。北魏的殷鑑在前，作為政權創立者的宇文泰為何會如此不智的推行這種容易引發矛盾和衝突的姓氏改革？更加弔詭的是，在這之後，西魏政權開始逐漸扭轉了與東魏對峙時的長期劣勢。待到北周（前身為西魏）與北齊（前身為東魏）在北方建立後，前者甚至最終將後者傾覆。

在這場長達幾十年的東西對峙中，西魏的漢臣集團不僅未曾反叛，甚至還成了西魏得以獲勝的關鍵。這又是為什麼呢？

要想理解這種看上去極為反常的現象，我們還要從宇文泰賜漢胡姓的原因談起。

一、宇文泰賜姓的實質：與其說是化漢為胡，不如說是籠絡人心

如果單單從改姓這一舉動來看，我們似乎可以得出 ，以宇文泰為首的西魏鮮卑貴族是在試圖“以夷變夏”。

但事實上，這種看法其實之流於表面。這一時期西魏進行的所謂改姓，其實分為兩部分。一方面，宇文泰以西魏文帝的名義要求曾經的鮮卑貴族恢復往日胡姓，而同時，他又通過“賜姓”這種看上去具有獎勵意味的方式，將其治下漢族世家改為胡姓。

對於被要求恢復胡姓的鮮卑貴族而言，姓氏的變更其實並不是一種難以接受的事情。相反，在鮮卑、烏桓等民族形成早期，各部落之間往往通過戰爭形勢形成新的聯合，而在戰爭結束後，勝利者往往會通過改姓的方式重新構建一個新的集體。而對於一支依靠武力獲得統治權的遊牧勢力而言，“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的舉動，正是一種常規行為。

尤其是從六鎮之亂到西遷關隴，武川鎮軍人經歷了數次權力更迭，恢復胡姓，也是一種整飭人心浮動局面的選擇。

而對漢人“賜姓”則略有不同。與以遊牧放牧為生，常年奔逐遊獵的遊牧民族不同，關隴地區的漢族對於姓氏的重視是前者難以比擬的，一旦強制性要求他們改換姓氏，很容易引發新一輪內部紛爭。而這種紛爭，對於整合一個新興勢力有害而無益。

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

正因如此，西魏時期宇文泰對於漢臣的賜姓，並不是一種強制性的舉動，而是作為當做賞賜和有功之臣的籠絡。這從當時被賜姓的漢臣身份也可見一二，如西魏禁軍中的關隴士人王傑，因自身武藝為宇文泰所喜，被賜姓“宇文”。

而更多的例子則與當時的“鄉帥”有關。所謂“鄉帥”，皆是在地方統帥保境鄉兵的統領，比如出身正平郡的楊鏢，曾經在小關之戰後幫助西魏召集鄉人和豪強。而之後被宇文泰改名為裴俠的裴協，更是曾經對宇文泰忠心耿耿，武川軍（六鎮之一）西遷時，為效忠宇文泰更是拋家舍業，隻身入關（俄而孝武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周書》）。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這些再後來被宇文泰賜姓的關隴漢人，其本身早已是宇文泰麾下不可或缺的助力，也正因此，對於宇文泰而言，這種“賜姓”往往是與賜爵位、賜田宅並行的籠絡之舉。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宇文泰雖然賜姓於臣下，卻並不意味著後者的漢姓被就此廢止，相反，在西魏乃至之後的北周，被賜姓的漢臣兩姓往往可以同時存在，尤其是那些與鮮卑舊部格外交好的漢將（如後來又改姓萬紐於氏的唐瑾），雖多被賜姓“宇文”，

但以上這些，僅僅能說明宇文泰賜姓的舉動並非出於惡意，卻無法解釋宇文泰為何會執意通過這種方式來為麾下漢臣賜以胡姓。要知道，無論宇文泰本身目的為何，他的賜姓之舉一旦被故意曲解，也極易引發漢臣對於改姓的牴觸情緒，這種有著較大政治風險的舉措，究竟隱藏著什麼深層次的目的呢？

這可能與當時宇文泰所面臨的一系列困境有關。

二、內憂外患不斷的西魏：鮮卑貴族、洛陽逃人以及關隴士族三股勢力交錯下的隱隱暗流

從後續的歷史發展來看，北齊雖然於公元577年為北周所滅，但是，兩政權僵持初期：東魏和西魏尚在的那段時間，這種攻守態勢卻截然相反。

如今的河南省汝南縣、江蘇徐州市以北，河南洛陽以東的大片土地，均為東魏可實際掌控的領土，相較於彼時人煙稀少的南方，可耕種面積狹窄的秦川，

與之相比，無論是人口、田地、財富還是軍隊，西魏都處於劣勢。

而與東魏相比，西魏唯一的優勢其實是孝武帝西遷之後所擁有的正統之名。然而，對於已經分裂許久的天下人而言，北魏正朔的稱呼究竟有多大意義，其實還僅是一個見仁見智的事情。

更加嚴重的問題則出現在內部。

雖然在許多資料中，宇文泰被視為西魏這一政權的實際開創者，但事實上，對於西魏軍隊乃至它的前身北魏西征軍而言，出身武川軍並在西征途中嶄露頭角的賀拔嶽，才是他們真正的領袖。

西魏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六鎮叛亂時期。與後世想象中不同，反叛北魏的六鎮軍民，並非天生反骨的逆臣，而是在官員貪腐、柔然入寇等諸多因素下不得不倒戈一擊的流落之民。

聲勢浩大的六鎮之亂

在這場動搖了北魏統治的叛亂中，他們不得不輾轉于軍隊、叛逆以及之後的爾朱氏一族之間。在這種流離顛簸的狀態中，他們開始逐漸形成了以親緣和地域維繫的核心關係。

而在武川軍（六鎮之一）西征關隴之時，他們的境況就更加危機，即使是其統帥爾朱天光，也對這次西征並未抱有太大期望。

將為軍之膽，武川流民的絕望和無助自不待言。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武川軍人賀拔嶽，卻在西征途中表現出了他絕佳的領袖天賦。

六鎮位置圖示

對武川流民而言，與逡巡不前的爾朱天光相比，賀拔嶽幾乎成了他們的最後希望。

可以說，入關作戰的六鎮軍人，正是在賀拔嶽的領導下，創造了一個個近乎於不可能的軍事奇蹟，而在這一過程中，賀拔嶽也逐漸成為這一支西征軍隊的核心。

然而，這也成了這支在戰爭中逐漸凝練起來的軍隊最大的照門。

北魏永熙三年，侯莫陳悅在東魏高歡的唆使下誘殺賀拔嶽於河曲（“悅乃誘嶽入營，共論兵事，令其婿元洪景斬嶽於幕中）”——《魏書·侯莫陳悅傳》。

以領袖的個人威望為核心凝聚起來的軍事團體，其毀滅也往往與其領袖的身死有關。拓跋越生前，在他的積威和影響下凝練而成的西征軍，終於暴露了它的弱勢。史書記載，賀拔嶽死後，西征軍“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若非侯莫陳悅並未及時安撫賀拔嶽麾下，導致他們“全眾而反”，可能之後就不再會有東西魏對峙的局面形成。

統合六鎮流民的賀拔嶽

可以說，宇文泰成為西魏，本身就是一系列事件影響下的風雲際會。事實上，即使是在他掌握兵權後，李虎、寇洛、梁御、侯莫陳崇等賀拔嶽舊部，依舊在軍中有著難以預估的能量。尤其是後來的八柱國之一李虎（李唐先祖），更曾經多次與宇文泰表現出相左的政見。

在這種情況下，苛求宇文泰能夠在西魏建立之後的短時間內聯協好內部的各方，本身就不太現實。

更雪上加霜的是，這一時期的西魏，由於政權建立之後必然進行的種種權利讓渡和政治媾和，在其內部起主導地位的甚至已經不止是原先六鎮軍卒為主的鮮卑一系，孝武帝西遷時期追隨而來的洛陽逃人（即所謂的山東士庶群體）、關隴本地士族充塞朝廷上下。

對於剛剛建立的新生政權而言，由於河陰之變和之後爾朱兆入洛這兩次事件，其真正能夠信任和依仗的良臣幹吏已經少之又少，以武川鎮為核心建立起的西魏，雖不缺乏武臣，卻鮮有熟悉周知朝廷運作的官員。

在這種情況下，內附而來的關東士庶和本地的士族，是宇文泰等人不能不加以籠絡和蒐集的人才。正因如此，以尊奉元魏為號，西魏開始試圖通過種種文化和制度上的融合來消弭各個利益集體之間的矛盾。

而鮮卑還姓和漢族賜姓，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開始的。

三、賜姓背後的軍事和政治考量：西魏內部勢力的彼此融合與府兵制的設立

賜姓運動的導火索，其實是爆發於大統九年的兩魏邙山之戰。

自孝武帝西遷之後，高歡因“逐君之醜”而陷入了政治被動中，然而，輿論和民心對他所造成的牽制仍然只是暫時的。

通過誅殺反對派大臣劉戚、楊機等人，高歡暫時將這一政治危機平復，轉而騰出手來進攻西魏。

在這之後的數場大戰中，雙方雖然互有勝負，但根基更加雄厚的東魏顯然更加迅速的從戰爭的損耗中走出，相反，實力較弱的西魏雖有河橋之戰的大勝作底，卻依舊在東魏的頻繁攻勢中左支右絀。

在這種國運對賭中，弱勢一方一旦失敗，便很難復起。正因如此，邙山之戰便幾乎成了壓垮西魏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這一戰，同時還將西魏內部的種種矛盾再次暴露。

在邙山之戰進行至中段以前，雙方其實仍然處於一種較穩定的均衡中，然而卻因為宇文泰心腹趙貴“為左軍失律,諸軍因此並潰”，最終導致西魏戰陣的全線崩塌。

但出於對於內部的制衡，已經多次觸犯軍規的趙貴，僅僅被免官，甚至在之後還以大都督身份協領本部兵馬。這種明顯的偏袒激起了鮮卑宿將的不滿，西魏內部的穩定再一次受到威脅。

對隋唐歷史較為熟悉的讀者可能記得，這次大戰後，在隋唐時期曾大顯身手的“府兵制”開始確立。

大唐府兵

的確，府兵制的確立，正是以西魏邙山之戰為引。在這次大戰中，宇文泰苦心經營多年的心腹部隊所剩只有不到五萬之數。

在這種情況下，關隴豪族這一股尚未被西魏完全融合的本土力量，開始進一步走入西魏的決策核心。《玉海》中記載：

“大統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軍，合為百府......府不滿百，每府一郎將統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大將軍統二府，一柱國統二大將軍，凡柱國六員，復加持節都督以統之”。

乍看之下，這種設六軍百府的方式，僅是宇文泰在附會周朝舊制。但其中有一點極為重要，所謂的“百府”，雖然只是虛詞，卻依舊是一種正式的軍事編制。對於六鎮胡人而言，這種府兵制其實是一種效仿部落兵制的舉措，是對祖先制度的迴歸。

而另一方面，這種府兵的設立，也限制了統兵權本身的下放，如前文提到的在邙山之戰中統兵不嚴的趙貴，之所以在官職被剝奪後依舊統兵，正是因為這種部落式的統兵權存在，他才可以依靠所謂大都督的身份繼續保持對軍權的持有。

八柱國十二將軍

但是，宇文泰麾下的六鎮兵卒在頻繁的戰爭中劇烈消耗，為了達成其“增軍旅”的目的，擴大中央軍士兵的來源就是必然之舉。而這也是宇文泰“置六軍”的主要目的：統合和收編關隴貴族勢力掌控的鄉兵群體。

與六鎮之軍不同，西魏的鄉兵群體在此之前一直為關隴豪右所掌控。與驍勇善戰的六鎮兵卒相比，漢族鄉兵僅有守土備戰之職，而且由於其統兵權極為鬆散，在兩位的歷次大戰中，鄉兵僅僅只能看做對六鎮兵馬的補充和配合。

這並非完全是因為隴西士族對西魏的抵制，相反，權力和義務素來相生相伴，正是因為隴西貴族始終無法邁入西魏上層權力核心，鄉兵作為一支遊離於中央之外的軍事力量，一直無法為西魏所掌控。

邙山之戰

如果從大統八年之後的種種改變看，西魏無疑在通過種種方式促進關隴勢力與鮮卑六鎮的融合。“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正是在以所謂的名姓譜系來重新劃分胡漢權力的分野。

這從開府權的下放也可以看出，對於西魏而言，開府權必須是所謂“官族”（鮮卑貴族）才能擁有的權力，正因如此，在宇文泰時期對漢人的賜姓詔書中，除了賜姓本身外，我們經常能看到對賜姓者授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等職務的記載。這些被賜姓的漢人，與其說是被賜予了胡姓，不如說是被西魏賜予了開府建軍的特權。

四、餘論：是主動擁抱還是頑固拒絕，兩魏攻守局面轉換的背後，隱藏著兩勢力統治者對民族融合的態度差異

在中國歷史上經常會有一些驚人的巧合，中原王朝的衰落往往導致周遭遊牧民族的崛起，而後者也往往趁此機會入主中原。在這種輪迴式的重演中，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文明開始走向融合。

南北對峙二百年

這種融合往往伴隨著反覆和衝突，血腥和殺戮。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這種文化的融合，正是使得華夏民族一步步淬鍊和熔鑄的根由所在。

在這期間，胡人與漢人彼此融合，彼此同化。而五千年曆史中，又以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融合最為漫長和波折。

孝文帝漢化改革，是這次大變革中最值得矚目的一環，但在這之後，東西兩魏作為北魏的繼承者，卻在面對這一大勢所趨時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與上文中我們所提到的西魏宇文泰不同，東魏的統治者，在一開始就選擇了極為頑固的抵制策略。面對漢人士大夫，東魏乃至之後的北齊始終抱著一種近乎於歧視的態度。即使是面對為政權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高昂 等人，朝廷仍是“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意思是他本人非六鎮勳貴）”而加以排斥。

這種排斥還蔓延到對代北的漢化鮮卑人身上，在北齊時期，“漢兒文官”甚至成為鮮卑貴族汙名化他人的手段。對漢人的歧視風氣，由此也可見一斑。

與之相比，西魏顯然邁出了融合的一步。窮則思變，自北邙山之戰後，以府兵制設立為契機，宇文泰開始加緊籠絡隴西漢家豪族，並憑藉這一基礎建立了規模更加龐大、戰力更加強勁的府兵。東西魏之間攻守格局的轉變，也自此開始。

從這一點上來說，宇文泰看似“化漢為胡”的舉動，非但不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反而是進一步加速了胡漢民族的融合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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