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權活著，因為我在呼吸，因為空氣屬於所有人。那麼，他們就無權讓我捱餓！”——《流浪漢》
《流浪漢》成書於1887年，是莫泊桑小說集《奧爾拉》的最後一篇。1887年，37歲的莫泊桑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強烈的偏頭痛使他很難創作，但在近乎幻覺和瘋癲的狀態下，他依然創作出了被後世稱道的奇幻文學傑作《奧爾拉》。
囿於這個特殊的年份和《奧爾拉》的耀眼光芒，這部短篇小說遠沒有像《項鍊》《俊友》《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那般引人注目，更像是一個荒誕而又真實的飯後故事，給人一種聽聽就行，沒什麼價值的感覺。小說講述的是一個二十七歲的木匠雅克·朗臺爾，為了養活自己踏上找工作的旅途，飽受排擠和冷眼之後窮困潦倒，被迫流浪直至犯下大錯被判刑二十年的故事。
居伊·德·莫泊桑（1850年8月5日—1893年7月6日）
《流浪漢》很短，正文僅7573字，很快就能讀完，卻又吸引著我一遍又一遍重溫，去感受朗臺爾從為了有用到為了活著，飽受世態炎涼與人性醜惡的折磨，最終尊嚴與理智逐漸被屈服和野蠻代替的人性變化，思考人的社會性與自然性的關係，進而辨別普通人活著的意義。
一、對“有用”的追求是人的社會性體現
莫泊桑從小說一開始就已經讓朗臺爾處在了“無用”的境地，流浪漢在被定義為流浪漢之前，在故鄉芒什省，他是個“身強力壯，做得一手好木工”的木匠。但在大規模失業的背景下，擁有木匠身份的朗臺爾失去了被社會機器認可的作用體現，沒有活計可做。
在長達兩月的無所事事和吃閒飯生活之後，“他去鎮政府打聽消息，秘書告訴他在中部地區能找到事做。”於是，他出發了，離家出走，找尋生機。一方面因為對統治階級的盲目信任，另一方面出於對社會價值體現及獲得回饋的需求，他並未對秘書的話語做進一步的核實，所以才會做出看似荒誕卻又無比真實的選擇。
起初，他只想做木匠，但惡劣的社會環境並不允許，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挖土、餵馬、鋸石、劈木、修枝、挖井、和漿、捆柴、放羊，有什麼做什麼，但卻離目標越來越遠。最初的社會價值體現就是對木匠的需求，當這種需求消失，朗臺爾只能不斷降低追求，即使是放下了手藝人本有的自尊，低聲下氣，能做盡做。
一位木匠不再被需求，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就如農民不再擔心食不果腹的時候，就不會在收成微薄的土地上播種糧食。當一個社會充滿活力，農民可以選擇學習新的技術，掌握更高級的社會價值體現方式，成為新興工人，博得更高的資本回饋。但當社會出現動盪，資本停止流通，工人又不得不面臨失業。
19世紀的法國社會正是如此，經歷了前中期戰爭與長期的政治動盪，使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緩慢，但從1870年開始至20世紀初期，法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和金融貴族結成聯盟，以對付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階級矛盾變得尖銳複雜。朗臺爾不過是這歷史洪流中的一個過客，在殘酷的資本壟斷及毒化的社會風氣衝擊之下，他不得不放棄作為一個社會人所擁有的價值，迴歸到對“活著”的最基本自然需求的滿足中。
二、對“活著”的根本需求是人的自然性體現
自然性就是人作為動物的自然屬性，比如食色慾望，基本的安全感與舒適感等等。而對於朗臺爾來說，就連最基本的“活著”都在掙扎，食物得靠善良憐憫的佈施，色與慾望僅能在犯罪之後獲得，對安全與舒適的追求，使得他面對坐牢不害怕反是迫不及待。
流浪之中，飢餓、疲憊、寒冷始終圍繞在朗臺爾左右，一點點蠶食著這個20歲小夥兒強壯的身體，“他不知何處藏身，何處休憩，世界上竟沒有他的存身之所。”食不果腹、居無定所以及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允許朗臺爾對自身價值體現有更多的想法，反是在偶爾的自然性滿足中，逐漸麻木了理智。
偶然的機會，他見到了一頭奶牛，這也是他長期匱乏的自然需求第一次被滿足。“他想，只要有個罐子，我就能喝點牛奶了。”這一刻，他依舊殘存著社會性的理智，但在下一刻，飢寒交迫與奶牛的溫順，導致他惡的一面又被逐漸放大。他並未繼續思索著用高貴的禮儀與繁瑣的禮節去對待一隻奶牛，而是走過去踢了它一腳，直接用嘴接住了充沛的奶水，並在奶牛腹部的餘熱下度過了漫長流浪中的一晚。
這種偶爾的自然需求滿足，並不是自然和社會本來的饋贈，而是朗臺爾在極端惡劣環境、世態炎涼與人性醜惡的折磨之下，用冷酷的反社會性行為所獲得的。但是當這也無法得到保證，冷漠的人性又不得不逼迫他做出一些飲鴆止渴的行為。
前後兩次遇到統治階級的代表，村長和憲兵時，他的態度發生了扭轉性的變化。起初他希望得到活做，對坐牢享受的安全與食物需求並不是十分強烈，但當這些最基本的需求都無法滿足，他入室盜竊食物與烈酒，進而做出侮辱婦女之後被抓時，要的不再是工作，而是在眾多冷眼下，泰然自若地接受所謂“正義的審判”。
將朗臺爾推入深淵的不正是統治階級的不作為，與冷漠無知的冷眼旁觀者麼，但最終的惡果卻只能由流浪漢自己承擔。
三、活著也是一種權利，豈能將之也剝奪
莫泊桑一生創作了350多部中短篇小說，在揭露上層黑暗統治以及被毒化的社會風氣的同時，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同情。《流浪漢》也不例外，莫泊桑深度刻畫出19世紀末期法國社會統治者的無情，以及社會風氣的極度醜陋和人性的扭曲，將朗臺爾代表的工人階級悲慘遭遇的源頭指向了統治階級和社會風氣使然，表現出普通人在時代、社會車輪運轉時的無力與茫然，卻又為他們賦予了同情與悲憫。
區別於其他流浪漢，朗臺爾在流浪初期不甘於僅僅滿足於嗟來之食，依舊試圖通過勞動甚至是難得的工需，來獲取自己應得的社會價值。這也是《流浪漢》這本小說吸引我的地方，第一次自然需求滿足，離開時對奶牛的親吻；被村長、憲兵質問時，依舊以一名木匠自居；甚至在侮辱婦女之後的倉皇而逃，從本質上來說，朗臺爾並不壞，可高落差的階級差距，冷眼對待的富足群眾，矇混無禮的村長憲兵，都將他推到了深淵的邊緣。
在長期的困頓、強烈的自然需求得不到滿足中，木匠又真實地一點點放棄對社會性的追求。為了“活著”，流浪漢的尊嚴、理性、善良逐步隱藏，直至消失不見。當人的社會性被忽視和抹殺之後，僅存的自然需求便不再受到公序良俗的束縛，進而做出一些社會人無法理解的舉動。
一個人一心想憑著雙手養活自己並沒有錯，當這樣的希望也被澆滅，他必然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反抗，要麼消亡。但作為一個人，他不該失去生存的權利，故對於資產階級壟斷後的蕭條與毒化社會的冷漠無情，必然會去推翻重鑄，他能做的也只剩下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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