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生活當中，有兩個現象特別引入注目：
一是軍隊自身的動盪比較頻繁。以仁宗朝慶曆年間為例，先是有慶曆三年（1043）王倫、張海、邵興等一系列“兵變”，“數千裡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後又有慶曆四年（1044）的保州兵變，知州、通判等眾多地方官被亂刀砍殺；慶曆七年（1047），更是爆發了北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貝州王則“兵變”。而這些動亂還只是仁宗一朝比較有名的“兵變”，如果將其擴大到整個北宋歷史，那麼這個數據應該是讓人觸目驚心的。
二是北宋社會持續和平穩定。除了徽宗末年的方臘起事外，北宋數百年間既沒有軍閥混戰發生，也無大規模農民暴亂。我們從北宋的詩詞歌賦以及各種流派的畫作也能看出，北宋社會長時間保持著一派安定祥和、百姓安居樂業的欣欣向榮局面。我們再來看北宋百姓對當朝的評價。“本朝百年無事”、“百年無心腹患”……這些評價雖然有誇大之嫌，但基本上還是符合史實的。
很明顯的是，以上這兩個現象是非常反常的。無論放在哪個朝代，都不大可能同時出現這兩種現象。但這種反常既然出現在了北宋，那麼自有其道理。
而這兩種現象同時出現的始作俑者正是鼎鼎有名的募兵制度。
北宋募兵場景
先說募兵制與北宋軍隊頻繁動盪的聯繫。軍隊動盪當然與宋廷治軍不嚴有關，但其主要原因還是出在募兵制上。為了突出募兵制對北宋軍隊的影響，范仲淹專門對此了唐初府兵制和北宋募兵制下的軍隊狀況，他指出：“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北宋）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群盜。”由是范仲淹建議宋廷在京畿地區部分地恢復府兵制度。
除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等名臣也同樣認為北宋募兵多為民間遊手好閒之輩，且大多難以馴服。而當代學者也多贊成此種說法，如程民生認為：“北宋募兵多為天下失職獷悍之徒，這種安排很容易導致軍隊內部不穩定。”
再來看下古今學者對募兵制與北宋社會長時間和平安定的聯繫的看法。宋神宗直接就稱募兵制使“天下承平百餘年”；宋人晁說之、李燾也認為正是有了太祖皇帝承襲唐代募兵制，北宋才能百餘年天下無事；當代宋史名家漆俠更明確地指出：“募兵制維護了宋代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維護了宋朝的統一局面。”
綜合以上古今大臣學者的意見來看，正是募兵制的存在，軍隊的不穩定才有可能與社會的安定平和和諧共存。但矛盾的雙方不可能勢均力敵，很明顯的是，北宋社會長時間的健康狀態是以犧牲軍隊部分穩定為代價而換來的。
《清明上河圖》局部
事實上，宋太祖當初在確立募兵制度時，正是以社會安定的大前提作為出發點的。在宋太祖看來，實行募兵制度的一大目的就是能夠消解一些影響社會安定的因素。比如由災民餓民引發的底層暴亂，危害地方治安與穩定的小偷大盜，這些不穩定因素都能夠通過募兵制無形地消解掉。對待小偷大盜，宋廷就將他們收編到軍隊中，田錫就曾說過：“與人為害者募之入軍，則鄉間靜謐。”
而對於災民餓民，宋廷則選取部分招募為廂軍。如此，便不僅拯救了災民，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們落草為寇的可能性。
很容易觀察到的是，歷史上很多次農民起義的主要力量來源都是一些荒民災民。宋廷從國家政策上盡力吸收一部分流民的做法，有利於將這些威脅社會安定、國家統治的不確定因素轉化為鞏固封建統治基礎的力量。
其次，確立募兵制度的另一大作用就是打破階層固化，讓社會底層的失業遊民能看到地位上升的希望。自魏晉以降，門閥政治和門閥觀念逐漸淡化乃至瓦解，這一下就像上帝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原來被血緣、門第觀念束縛的社會民眾，尤其是中下層百姓，開始想入非非，陷入一種“人人皆可稱王稱帝”的狂熱狀態。
於是人人都想模仿陳勝、吳廣，通過起義戰爭來獲取向上爬的原始資本。這種社會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唐中後期及至五代數百年間戰爭不停的原因。
陳橋兵變後黃袍加身的趙匡胤
而宋太祖本人就是唐末五代亂局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可以說正是這種社會心理在推動著趙匡胤往成為宋太祖的路上努力。
所以應該說再也沒有人比宋太祖更清楚這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式的樸素思想對江山社稷的危害了。為了疏通社會中下層民眾的這種狂熱情緒，從太祖、太宗開始，北宋將科舉取士的範圍以及錄取數量擴大至史上最大最多的程度。
正如宋人王栐所說：“唐末叛亂者多是進士不第之輩，這都是因為唐朝科舉取士數量太少，進士及第者僅有一二十人，而部分科舉失意者被迫無奈只能走向唐廷的對立面。而宋朝則廣開科舉之門，使人人都有被錄取的希望。英雄豪傑都在科舉路上拼搏，所以很少發生動亂。”
不過，實際情況是，科舉能吸收的社會民眾還是極其有限的，並且在識字率低下的古代，通過科舉獲取社會上升通道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對於絕大多數底層百姓尤其是失業流民來說，這條通道天生就不歡迎他們。而募兵制恰恰就很好地填補了這種空缺。
一方面，雖然北宋向來就有重文輕武的傳統，軍人的社會地位相對不高，但是募兵制至少為底層百姓提供了一條政治出路。根據《宋史》“凡入仕，有貢舉、奏萌、攝官、流外、從軍五等”，
可知從軍補官在宋代也是一條比較重要的入仕途徑。
北宋名將狄青
縱觀整個北宋一朝，憑藉軍功由普通士兵升至高級軍官者始終不在少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非仁宗朝名將狄青莫屬。狄青本是一介平民，被宋廷招募入伍後硬是通過十多年的辛苦拼搏，從一名普通士兵成長為樞密使。雖然這其中很難說沒有宋廷刻意為之的意思，但其初衷還是為了激勵那些失業遊民入伍致仕。在宋廷的刻意引導下，受到誘惑的失業無賴之徒相繼被吸收進軍隊中，最終成為鞏固北宋統治基礎的螺絲釘。
另一方面，通過募兵制將社會底層的這些失業遊民吸收到軍隊後，受北宋嚴苛軍法的限制甚至控制，他們便更容易被組織起來，成為宋廷征伐天下的利器。由此才有了前文所說“百年無內憂外患”的大好局面。
更重要的是，這些失業無賴之徒入伍後，便與地方民眾脫離了聯繫，此時的他們只會在乎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所以北宋“兵變”次數雖多，但規模和影響都是相對有限的，其緣由便在於“兵變”領導者往往缺少群眾基礎，甚至處於群眾的對立面。
由此可見，募兵制的確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宋軍隊的一些不穩定，但在總體上還是非常有利於北宋社會的和平安定。
參考史料：脫脫《宋史》
漆俠《知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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