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無邊的社畜生活令人窒息，我沒事就愛看幾集日本綜藝解解壓。
雖然日本綜藝無下限搞笑整蠱，能讓人收穫笑到失禁的快樂。
但關上電腦的賢者時間，我的心頭總會湧出一種“在日本當藝人還不如狗”的錯覺。
在社畜即地獄的日本職場，不管你身在哪個行業，任勞任怨、指哪打哪、勤懇老實的員工都是被壓迫群體。
每天早上準時在電視機前笑意盈盈的女主播也不例外。在全員社畜的日本，雖然她們外表光鮮，但同樣陷入了過勞、貧困和職場霸凌的泥沼。
為了保住越來越難端穩的飯碗，這些外表溫柔可人內心堅韌的大和撫子們，只能披荊斬棘苟延殘喘。
日本女主播到底有多慘，看看這檔節目你就明白了。
日本女主播是廣大女性夢想中的完美職業，也是日本男性夢想中的完美配偶。
女主播的光環代表著“四高”：高學歷、高素質、高顏值和高出身。
她們大多畢業於各大名校，名門望族家的白富美更是比比皆是。
為了能夠拿到這隻沉甸甸的話筒，她們從小就學習了大量才藝。
還有人另闢蹊徑，參加各種選美比賽，指望著一個選美冠軍的身份，幫助她們未來在面試女主播時能加一點印象分。
這種買櫝還珠的迷惑行為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日本女性擠破頭也要去主播行業衝一衝。
然而，一旦踏入這行業，她們就難免要過“女子主播大賞”這一關。
日本NTV電視臺，為了讓一年365天都996的社畜觀眾們獲得一點無腦簡單的快樂，每年都會召集全國各地方臺的當家花旦，舉辦一場“女子主播大賞”。
▲全國女主播迷惑競技大賞
雖然節目名字整的挺像回事兒，但內容獎項與榮譽一點關係沒有。
為了追求“反差感”帶來的視覺+精神的雙重刺激，電視臺把人前端莊優雅的女主播們私下的醜態抖出來，讓觀眾獲得快感。
於是所謂的大賞也變成一場鬧劇，獲得多少認可與掌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關注度和吸引眼球。
觀眾早就看膩了傳統高知美女人設，只有走諧星路線的“賈玲式”女主播更能讓大眾停下遙控器。
因此滿場幾十個女主播在爭分奪秒的搶奪露臉機會時，會發生些什麼可怕的事情，用腳指頭想想都能猜到了。
在自薦環節裡，普通level的才藝（比如鋼琴、吉他和健美操這種小打小鬧）已經不能滿足觀眾的好奇心。
既要好看的皮囊，也要有趣的靈魂，病態的流量取向逼得美女們學雜技。只要能讓觀眾大喊一聲牛逼，她們能當場劈叉給你看。
▲獨輪車表演藝術家
▲迷惑雜技行為
▲十級鼻孔演奏家
▲被主播事業耽誤的體操運動員
除此之外，節目還把平日裡見不得光的職場政治、同行互黑搬到了舞臺上。
畢竟比起當眾耍猴，現場撕逼才是觀眾最想看的。
這類罵戰，分為直接罵人，和讓別人罵自己兩種。
罵得越狠，效果越好，你的特寫鏡頭就越長。
被罵到氣氛high了，那就再來個日式滑跪吧，保證全場焦點都在你身上了。
擠在幾十個花枝招展的女主播裡，單純大V露溝很難被cue到。
不妨再爆點自己哺乳期的隱私，觀眾就能記住你了。
一個半小時的節目中，撕X、爆狠料、自黑互黑甚至霸凌等等搏眼球的手段比比皆是。
最終評選出的冠軍，也僅僅是因為她的梗夠好笑，沒人知道這究竟是在選女主播還是梗王之王。
對於主辦方NTV而言，只要觀眾老爺愛看，節目的底線就是永遠沒有底線。
然而，如此畸形的節目，為何還有女主播源源不斷地加入呢？
其實，這反映的正是整個行業的畸形所在：身為靠曝光度而活的女主播，只有想方設法地爭奪曝光度。
而這種競爭，早在入行之前甚至就已經開始了。
為了能夠獲得一個內定名額，很多日本女生在面試前就會在ins上打聽公司領導的喜好；進入公司後更會見縫插針的在迎新會上大出風頭；部門聚會更是搶著為前輩和領導倒酒佈菜；團建賞櫻時給大家準備便當也成了女職員們一爭高下的角鬥場。
哪有什麼女子力，不過是為了辦公室的日子好過一點罷了。
這才是日本“私以外全員惡女”的真實折射。
NTV的有恃無恐，源於日本電視臺對收視率的瘋狂崇拜。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電視臺收視率愈加疲軟，曾經的輝煌一去不復返。
從高峰的20%-30%，動輒一路下滑到連底褲10%都保不住。
沒有收視率就沒有廣告收入，節目也面臨隨時腰斬的危險。
為了刺激收視率，有的電視臺引進流量偶像代替主播，大肆收割粉絲的收視韭菜。
也有的電視臺，製作虛擬主播招攬宅男生意。
為了保住不斷被打壓的飯碗，日本女主播們自降身價“軋臺”也成為了常態。
大部分日本新聞節目是早7點直播，這就需要女主播們凌晨5點多去電視臺備稿排練。
一天幾檔節目連續錄製下來，往往連4小時睡眠也保證不了，活得比底層社畜還不如。
而很多地方臺由於人手不足和經費有限，把一個女主播當八個男人用也是常見的。
比如在愛媛縣的南海放送電視臺的某檔節目裡，女主播西木一手從前期策劃幹到拍攝再到後期，全部自己獨立完成。
穿著高跟鞋，扛著三腳架，端著攝影機的西木女士，在我看來完全可以運營個人電視臺了。
高強度工作壓力下，觀眾也變得越來越苛刻，稍有差錯就會立刻罵上熱搜。
道歉事小，為此丟了工作也是常事。
比如大家最愛看的美食節目，對於主播們的工作要求極高。
拍攝美食探店時，品嚐時稍微慢幾拍，鏡頭立馬就會切給食物特寫。
主播則淪為畫外音工具人，白白耽誤了一次上鏡機會。
因此有的硬核女主播就為了多這幾秒鐘的露臉機會，硬生生逼出了3秒吞面的絕技。
快手吃播聽說了都想去東瀛偷師。
除了過得辛苦，活得憋屈，工作壓力大到猝死之外，這些鏡頭前精緻靚麗的女主播們，還是低收入貧困女性。
她們拿著和國內北上廣白領差不多的1萬多塊錢月薪，卻要應對日本大都市的高消費。
別的不說，光是吃碗拉麵就得四五十塊，這點工資在日本也就勉強度日而已。
由於主播特殊的職業要求，每週錄製節目時，已經穿過的套裝絕對不能再出現。
而每個月發給她們服裝補貼也只有1萬日元，摺合人民幣600多，一件靠譜的套裝都買不到。
還有1/4的電視臺沒有這筆補貼，這讓她們只能自掏腰包買衣服，動輒就會花掉幾千塊。
被服裝費壓得喘不過氣的女主播們，只有想盡辦法搞到一套像樣的衣服來上鏡。
有的“共享服裝”包月租賃；有的淘二手舊衣服；還有人甚至自己給自己當裁縫。
還有的連私服都省了，一身上鏡下班通用。
連600塊補貼都沒有的長崎國際臺主播中島，一週五天的直播有三天都是私服，另外兩天要自己找贊助商。
每次去拉贊助時，為了不顯唐突。她都要先買件衣服搭上話，再提出“廣告位招租”的請求。
雖然經常被婉拒，但還要硬著頭皮挨家去問。比起面子，還是省點工資更重要。
除了穿衣，吃飯日用也是個問題。
為了省錢，一些地方臺女主播在食堂免費日大薅羊毛，一天吃出兩天的飯。
牙膏用完了，也得剪開刮刮再應付兩天。
然而，比貧困更難忍的是孤獨。
為了一圓主播夢，她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單身在異鄉奮鬥。
交不到當地朋友，更沒時間相親。
久而久之，身體和心理都備受煎熬。
被電視臺形容成“座敷童子”（潛伏在家裡的鬼）的井上千莎，獨自來到熊本縣工作，週末只能孤獨得一個人在家挺屍。
“因為我自己本來就比較認生，所以沒能交到朋友。
抱著能和別人搭上話的想法，就去找占卜師聊天。
但因為我也是個主播，經常去怎麼都不太好，就自學了占卜好幫別人解答。”
用占卜換來聊天的人排解孤獨，每一個生活在大都市的孤獨社畜，想必都有過這樣無奈心酸的時刻吧。
除了擺在檯面上的壓力外，女主播遭遇職場性騷擾事件更是數不勝數。
2013年，TBS電視臺晨間新聞《三野文太的晨間直言！》直播時，插入廣告切換時拍攝到了女主播吉田明世揮開三野文太鹹豬手的鏡頭。
2018年日本男主持登坂淳一，也被新人女主播起訴性騷擾。
日本八卦雜誌《週刊大眾》，進一步曝光了業內暗流：女主播為廣告商陪酒、遭遇性騷擾不但是常事，甚至被某些人視作理所應當。
全員高危行業的女主播們，在多重壓力下，漸漸走向了崩潰的邊緣。抑鬱、厭世等字眼，屢見不鮮。
2016年，日本國營臺NHK天氣預報女主播岡田美晴，直播時突然邊哭邊播。
被開除後，也引出了她因職場壓力導致抑鬱症多年的傳聞。
2007年，尚在哺乳期的NTV電視臺女主播大杉君枝留下一紙遺書後，縱身一跳結束了自己37歲的年輕生命。
遺書中交代了，長期高強度工作和產後抑鬱導致的心理疾病，讓她失去了對生活的盼望。
2008年，TBS女主播川田亞子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後，在日記中寫下“難受”，“感到沒有意義”，“活著很痛苦”等字樣後在車內燒炭自殺。
2010年，女主播山本真純步留下僅有6個月的孩子，跳樓自殺。
遺書中坦白了因工作壓力導致抑鬱、神經焦慮症併發的事實。
最可怕的是主播加藤多佳子的經歷。她曾多次收到男觀眾的死亡威脅——命令她言行端莊，不能再穿短裙，不然小心性命不保。
事發不到一年，僅工作三年半的加藤多佳子就因精神壓力過大停薪留職消失在公眾眼前。
每年撐不下去，因精神問題離職退圈的女主播越來越多。
可還有很多女主播為了能夠保住飯碗，開始動起“歪門邪道”的念頭。
日本TBS電視臺一直不受歡迎的主播田中美奈實，為了恰飯索性一脫到底，拍攝大尺度寫真。
肉隱肉現的性感造型和知性女主播的反差，迅速壟斷了大批宅男的心。
一舉成名後成功拿到了多檔節目offer，吃穿不愁。
而國營臺NHK的青山佑子，為了不讓新人頂替位置，40歲才敢備孕生子。
不過這一生就停不下來，5年連生4個孩子，最後被電視臺勸退離職。
成為女主播前，身為各大名校校花的她們都經歷了全國錄取僅5%的地獄級考驗，哪一個不是人中龍鳳？
然而，進入職場後，這些精英們就像隨時可替換的工具一樣，被壓榨，被玩弄，被拋棄，和其他平凡底層社畜別無二致。
她們拼盡力氣讓自己穿得體面，穿行在鹹豬手之間，努力維持著光鮮亮麗的主播形象，守著這一體面行業的最後一層窗戶紙。
畢竟在畸形的環境裡，萬一哪天收視率下滑，那她們就真的離“死亡”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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