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宣宗貞祐南渡（1214）、遷都汴京為轉折點，金代社會進入後期走向衰亡。蒙元鐵騎步步進逼，而女真軍隊則失去了原來的剽悍而流於文弱。宣宗朝政日益腐敗，因循苟且成風，士大夫們的報國熱情受到很大壓抑。這便是南渡後的朝政特點。詩壇卻出現了新的生機。南渡後的詩壇，改變了明昌、承安年間的尖新浮豔之風，詩的主流轉向質樸剛健。現實的困境，使詩人們洗褪了怡和浮豔的詩風，詩作有了更多的勃鬱矯厲之氣。
金宣宗
南渡以後的詩壇，領袖人物是趙秉文、李純甫。他們都致力於扭轉詩壇上的不良風氣，把詩歌創作引向質樸剛健的軌道。然而，在詩學觀念上，趙、李之間存在著很大分歧，互相辯難，又各自在周圍團結了一批詩人，形成了不同的詩歌流派。趙秉文一派以趙秉文、王若虛為代表；李純甫一派以李純甫、雷希顏為代表。這個時期的詩壇，形成了“二水分流”的趨勢。
趙秉文是金代後期的文壇領袖，他官至禮部尚書，位重權高，本人又有多方面的文學藝術成就，因此，形成了非常廣泛的影響。趙秉文主盟文壇數十年，尤以南渡後影響最大。李純甫，自號屏山居士，承安二年進士。他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他素有濟世懷抱，曾以諸葛亮自期，章宗南渡時，他曾兩上策疏，受到章宗的賞識；而到宣宗時期，術虎高琪壓制士大夫，使他感到憂憤與失望。但他狂放不羈的個性與其道不行的胸中塊壘，無處排遣，只好蟠曲於詩中，呈現出迥異常格、雄拗奇峭的藝術風貌。李、趙都有很卓越的創作實績，又有鮮明的理論主張，所以成為南渡詩壇的核心人物。劉祁曾指出他們在扭轉詩風中的關鍵作用時說，“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閒閒、李屏山倡之”。
趙、李二人在詩學主張上多有不同意見。如：趙主張得眾家之長，以多方繼承古人為尚，李更強調擺脫蹊徑，自成一家。趙主張風格多樣化，不滿於李純甫的作品只有一種面目，“文字止。趙主張含蓄平淡的風格，而反對李的奇險風格，等等。南渡以後詩壇，出現了許多詩人，創作是頗為活躍的，但圍繞著趙、李，形成了不同的詩歌流派。一派是以含蓄平實為審美追求，趙秉文、王若虛、完顏壽等詩人，都在此列。如趙秉文的《雨晴》：“一抹平林媚夕輝，山煙漠漠燕飛飛。倚欄遙認天邊電，何處行人帶雨歸。”清新恬靜，含蓄蘊藉，意象細膩。
但趙詩中多有擬作，缺少個人風格，多有用前人之語而未化者。王若虛是金代著名詩人、詩論家，有《滹南遺老集》行於世。在其詩論名著《滹南詩話》及其他文章中，王氏都力詆黃庭堅及江西詩風，主張自然真率。他的詩歌風格也較為質樸平實，道出胸臆中語，如《慵夫自號》：“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差比時人得少閒。”在真切質樸中見磊落不平。完顏是金世宗之孫，封密國公，是金代最有成就的女真作家。晚年曾自刊其詩三百首，詞一百首，稱為《如庵小稿》。他的詩風蕭散平淡，近於王維、孟浩然一派。
南渡以後詩人更有特點的是以李純甫為代表的一派。在李純甫的旗幟下所聚集的詩人們，大都是性格豪放剛直，而在詩歌創作上多喜奇峭造語。尚奇，是這派詩人共同的美學傾向。李純甫的詩作足以代表這派詩風，如《怪松謠》：“…壯士囚縛不得住，神物世間無著處。堤防半夜雷破山，尾血淋漓飛卻去。”與其說是寫怪松，毋寧說是在吐棄胸中的勃鬱不平之氣。詩人的個性—豪放不羈，成為怪松的靈魂。李純甫的詩，狠重奇險，崢嶸怒張，但決非無病呻吟。他心中有不平，有鬱憤，不吐不快。
這派詩人的創作多有奇峭豪獷的風格，雷希顏的詩作意氣高邁，奇峭不平；李經在當時也詩名頗震，“為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歸潛志》），其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抒發落第還鄉、流落塞北的情懷，意象甚奇。其他如張谷、周嗣明、宋九嘉、麻知幾等都是豪邁不羈的奇士，都從屏山遊，詩風雄奇跌宕。南渡後的詩壇，形成了不同的詩歌流派，也就產生了各自的流派風格，在藝術上比南渡前更加成熟。而在一個更為宏闊的背景下來觀照南渡以後的詩壇，以李純甫為代表的這派詩人的創作，比起趙秉文那派詩人，更有獨創性的特點，更能代表“國朝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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