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成都武侯祠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合祀庙。然而作为刘备集团的大功臣法正，却被请出了武侯祠，不在陪祀名单之列。法正被视为刘备集团的“谋主”，曾经全程参与了刘备一生中两次最为重要的军事行动，夺取益州和汉中之战。从其“
谋主”身份来讲和立下的功勋来讲，法正是完全有资格的获得陪祀这份殊荣的。法正之所以会被请出武侯祠，则是因为他的“游侠”性格并不符合时人对于陪祀人员需要“德才兼备”的价值观念。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位“游侠式谋主”法正。
武侯祠属于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合祀场所
一、出身高贵却不得志的法正
法正在历史上，常常被认为才华出众，但是却又行为不端，睚眦必报，这也是他从武侯祠陪祀名单里被划掉的原因。而且，因为他有背叛曾经的主公刘璋的“黑历史”，更有甚者指斥他为背主的小人。那么，法正到底何许人也呢？
法正本来是扶风郿县人，其出身原本非常高贵。
《后汉书·法雄传》：
“雄字文强，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后为青州刺史，州界清静，迁南郡太守。”
法正的先祖其实就是战国时齐国的国君齐襄王，齐国国君本姓田，因为齐国后来被秦国灭掉了，齐王室后裔不敢再用田姓，于是改姓法。在汉宣帝的时候，法正的家族从东方齐地迁徙到了三辅地区，而且历任太守一类的高官。比如《后汉书》里提到的法雄，也就是法正的太祖父，就曾经担任过青州刺史、南郡太守这样的要职。
法正出身尊贵家世显要
汉末四海鼎沸天下大乱，而关中地区又是受兵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所以，很多关中地区的人都南下益州以避乱世，法正就是这其中的一员。法正入益州的时候，刘氏父子在益州的统治已经到了第二代，也就是以“暗弱”闻名的刘璋。而刘璋的“暗弱”，特别是“暗”在法正身上也有所体现。
《三国志·法正传》：
“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
法正在刘璋手下官位不高，先是为新都的县令，最后官做到头了也就是一个“军议校尉”。关于这段，胡三省曾经有过评价，他认为刘璋既然已经让法正做官了，但是又“官之而不能用耳”，往轻了说实属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说严重点更是“祸伏于此矣”。法正因为得不到刘璋的重视，又加上和当时他一起到益州避祸的同乡关系也不好，屡遭这些人非议其行为不端，让他顿生“虎落平阳”的失意感而“常窃叹息”。
法正在刘璋手下并不得志，常常叹息
有人把法正的这种私下叹息，看做是陈胜吴广那样的“辍耕垄上”，其实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有本事的人，一旦生出这样的情绪，对于主上其实往往会非常危险。这就是所谓的“为国者可坐视此辈之失志，而泰然不为之所哉！”
笔者认为胡三省在这里的意见非常中肯，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得到了后来历史发展的应验。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到的“刘璋暗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确实展示了他对当时益州政治气氛的洞察入微。而这益州当时的这两个情况其实又互为因果，正是因为刘璋的“暗弱”，才导致了法正这样的“智能之士”不能施展抱负，进而“思得明君”。
刘璋的“暗弱”并非妄加指责，是有具体内容的
有人指责张松和法正是背主的小人，笔者觉得法正固然品德说不上忠贞之士，但是如果单纯地以他背叛刘璋就彻底否定其人格，其实未免有过于片面，走向极端的嫌疑。和法正一起背叛刘璋的关键性人物还有张松，如果说法正是因为单纯不得志而背叛刘璋的话，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张松的行为就会有些不得其解之感。张松当时在益州的职位是“别驾从事”，根据东晋庾亮《答郭逊书》“别驾，旧典与刺史别乘，周流宣化于万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我们可以看到，张松几乎是益州的二把手。已经是如此高官的张松，也和法正一起积极策划迎刘备入川取代刘璋，这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贪图富贵功名了。
法正和张松都并非只是单纯地贪图功名富贵
应该说，一个出身高贵，又才华横溢的法正，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的。
二、功勋卓著的“谋主”法正
有着一身才华和政治理想的法正，却在刘璋手下郁郁难以施展抱负。那么，法正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机会出现在张松这里。
田余庆先生把刘备得以入川的契机总结为“张松创其议，法正为行人”，两人在密谋以刘备取代刘璋的最初阶段，合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
《三国志·法正传》：
“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让，不得已而往。”
陈寿在这里也认为，在益州方面和刘备接洽结盟之事的最初阶段，张松举荐法正前往，法正是属于“不得已”才成行的。 笔者觉得陈寿在这里颇有一点春秋笔法，或者说干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法正和张松这两人早就经常在一起长吁短叹，而这个时候由张松举荐法正前往荆州，法正怎么可能“辞让”，最后竟然还是“不得已”才成行的呢？《华阳国志》倒是一语点破了其中的真相，“扶风法正留客在蜀，不见礼，恨望。张松举正可使交好刘主，璋从之，使正将命。正佯为不得已而行。”
法正和张松早就经常私下串联
这或许就是法正本人的主意也不一定？在这之后，法正又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再次获得前往刘备处的机会，这次他带着四千人的军队留在了刘备处，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刘璋手下。法正的“谋主”本色，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放异彩。
攻取益州和夺得汉中是刘备一生中两次最成功的重大军事行动，击败曹操夺取汉中之役更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而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有法正作为“谋主”全程参与。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因为法正早亡，他还会参与刘备的伐吴之役。
张松即使之前见过刘备，也属于“非正式会晤”
在刘备攻取益州的过程中，在几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都可以看到法正的身影。
《三国志·先主传》：
“（法）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刘备是在听取了法正力陈“益州可取之策”之后才决定入川的，可见法正的陈词极有说服力，张松在刘备入川之前是否见过刘备，史籍中说法不一。按照《刘璋传》和《先主传》的说法，张松并没有见过刘备，仅有《吴书》认为张松在赤壁之战后在荆州曾经有刘备有过一次会晤。《通鉴考异》认为《吴书》的说法并不准确。如果《考异》的结论不差，那么在刘备下定决心入川这个决策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就是法正无疑了。
张松在刘备入川之前是否见过刘备，史籍中说法不一
从这个角度讲，法正是刘备夺取益州的头号功臣，并非虚美之词。更何况，法正还是刘备夺取益州军事行动的全程参与者。刘备和刘璋会于涪城的时候，法正认为这是夺取益州的绝佳机会，力劝刘备在宴会上擒杀刘璋。刘备虽然以“此大事也，不可仓卒”为由拒绝了法正的建议，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毫无疑问地，此时刘备是看到了法正的尽快取得益州的效忠之心。刘备之所以“信爱”法正，笔者觉得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刘备对于法正的信任的具体内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法正擒杀刘璋的“奇谋”建议，虽然显得操之过急而被刘备否决，但是他的“谋主”地位，则在这次涪城之会中显露无疑。所以后来刘备在军事行动上的重大决策，都会经常向法正问策，而法正也表现出了令人信服的水准。
法正建议直接擒杀刘璋，兵不血刃拿下益州
《三国志·法正传》：
“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先主闻而恶之，以问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璋果如正言。”
应该说，郑度的这个战略直击刘备的战略软肋。刘备在别人的地盘上深入作战，其实毫无后方可言，一旦刘璋方面坚壁清野，对刘备来说确实非常危险。刘备的反应“深恶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郑度建言的正确性。在这种关键时刻，刘备又是问计于法正。法正则非常有把握地断言刘璋不会听取郑度的正确意见，事实证明果不其然，应验了法正的判断。
刘备在进攻的刘璋的军事行动中，开始进行的较为顺利。涪城，绵竹接连投降，在吞并了李严等人的降兵之后，力量更加强大的刘备耀兵于雒城之下，剑指成都。然而到了雒城之后，刘备意外地吃了个“大瘪”。
《三国志·吴范传》：
“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
这是东吴方面在蜀中回去的人所传递的消息，他们都认为刘备因为雒城的重挫，攻取益州已经变得不可能。而曹魏那边的传言就更加离谱了，“时有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魏书·袁涣传》）虽然这些消息都不属实，但是史料却都反应了刘备在雒城战事的艰难 。刘备在攻雒城时战死，当然只是一个传言，而刘备身边的另外一个“谋主”庞统却真的在这里中流矢而亡。“庞统围雒，中流矢卒”（《三国志·庞统传》）。刘备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身边的“谋主”就只剩下法正一个人了。刘备最终攻克雒城，在建安十九年（214年）的初夏，开始向成都进军，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法正的出谋划策。
三、品行不完美的“游侠”法正
《史记·游侠列传序》：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笔者觉得，“游侠”在汉代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这一点在法正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关于法正的“游侠”做派，其实在我们之前提到的擒杀刘璋的计谋中其实已经有所体现了。这个计谋虽然有可能不需要劳师动众，一举拿下益州，但是却存在道义上的巨大缺陷。王夫之对此曾经有过评价，“璋初迎昭烈，二子者，遽欲于会袭之，忍矣哉！君子于此，劝璋以州授先主而保全之，则得矣，其他皆不忠不智之徒也。”
王夫之在这里尖锐地指出了法正的“奇”谋不“正”，具有强烈“不忠”的色彩，其实这正是游侠“其行不轨于正义”的真实写照。难怪“奸雄”曹操都要称法正为“奸雄”。
法正既不“法”，也不“正”
法正的人品不行，是一个“游侠”式的人物，在后来他任蜀郡太守志得意满的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法正确实是不能算是一个谦谦君子，报复起昔日有过节的人来，甚至有点心狠手辣，可以要了别人的命。当然，曾经施恩于自己的人，也不忘其恩。
而最让法正感恩戴德的，当然是刘备了。
《三国志》裴注：
“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汉中之战刘备用法正的方略斩杀了夏侯渊，这段历史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里不再展开。我们单来看看汉中之战里的这个片段，在这段记载里，裴松之如诉如绘，给我们展示了极强的画面感，也把法正的“游侠”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荀悦在《汉纪》里也曾经对“游侠”有过这样的定义“游侠之本……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在这里，不管是司马迁的笔下的“
不爱其躯”，还是荀悦所说的“见危授命”，放在法正身上，都显得那么贴切。汉中之战，可以说是法正“游侠式谋主”最完美的一次诠释。刘备在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后，自封汉中王，“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这里又引出一段公案，那就是法正和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问题。
四、诸葛亮与法正的地位问题
关于尚书令一职，本人曾经在今日头条有一篇相关的文章做过较为详细的讨论。详情请看 。尚书令发展到汉末三国，已经是一个实权性职位了，所谓“任总机衡”，尚书令行使国家权力已经成为常态。
所以，就有朋友据此认为法正被刘备任命为尚书令，在刘备集团的权力已经大过了诸葛亮，更有甚者还得出了刘备最倚重的是法正，而不是诸葛亮的结论。这些说法在网上讨论的很厉害，关于这个话题，接着“漫谈”法正，笔者今天也来尝试做一个梳理和讨论。
首先要加以承认的是，法正的作为“谋主”，又因为其“游侠”气质和刘备很“对味”，深得刘备的信任和重用，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法正的尚书令一职，在刘备集团当然也是最具分量的官职之一。但是笔者之前曾经谈到过，讨论古代官职，最好用一种发展动态的眼观去看待，并不能说某个职位在曾经某个阶段是什么样的情况，它就会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制度的演变总是悄无声息，润物无声的，往往难以察觉。法正的尚书令严格来说，只是汉中王国的尚书令。而刘备集团在刘备称帝，建立蜀汉帝国之前，实际上是存在两个权力中枢的，那就是大司马府和汉中王国尚书台。
“左将军”合法性来源更高一些
汉中之战前，刘备的最高官职应该是行大司马，左将军。而在这两个官职里，行大司马是刘璋推举的，而左将军则是来自汉廷的直接任命。从这个角度来讲，左将军是刘备的最高权力来源。关于这一点，还有两个佐证，那就是刘备在称汉中王的《上汉帝表》里并没有提到“行大司马”一职，第二是刘备在这之前的核心权力机构是左将军府。所以，当刘备自称汉中王后，汉中王国草创，汉中王国的权力机构也属于一个过渡阶段的产物，这个过渡阶段的最终形态是蜀汉帝国。所以，此时左将军府（后来改称大司马府）依然担负着维持刘备集团权力正常运转的最重要任务，而诸葛亮此时以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其实权只可能比法正重，而不可能低于法正的尚书令权力。
关于诸葛亮的“署大司马府府事”权重于法正“汉中王国尚书令”这个观点，笔者还能找到一些其他的佐证。
《上汉帝表》：
“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
这里明确表示刘备的汉中王国之建，完全是“依汉初诸侯王故典”。这就说明相当于汉中王国国相的“尚书令”法正，必须要有来自于汉帝的任命才具备合法性。然而此时的汉廷已经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法正的“尚书令”多少带有一点私署的性质，汉中王国的尚书台其权力低于“大司马府”，也是合乎逻辑的。
诸葛亮依然是刘备集团最重要的人物，位在法正之上
最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段子”，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法正得势以后，大肆报复曾经轻慢过自己的人，导致数人因此丧命。有人觉得法正威福太过，就跟诸葛亮告状“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从这里其实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法正虽然受到刘备的“亲爱信之”，但是其在刘备集团的地位却依然是在诸葛亮之下的。
当然，法正为尚书令，必然掌握诸如选举、刑狱和监察等实权，这毫无疑问是会分掉诸葛亮“大司马府事”的一部分权力，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而后来法正死后，刘备似乎也一直有类似的动作，继任尚书令的刘巴、李严这样的安排意图已经比较明显。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官职和制度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等到刘备过世蜀汉帝国的丞相制度建立。蜀汉的尚书台权力已经被置于丞相府的控制之下，比如后来的尚书令陈震等人本身就是诸葛亮的亲信。
总结
法正从成都武侯祠中被“请出”，无疑反映了时人的价值观念。这也和法正本人的历史形象较为贴合，法正是备受刘备信任和重用的“谋主”，这和他的“游侠”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位“游侠式谋主”虽然在刘备集团权位崇高，特别是在被刘备任命为汉中王国尚书令之后，其身份地位都达到了顶峰，然而却依旧无法和作为“肱股”的诸葛亮相提并论。
閱讀更多 大鍋故國神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