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农抑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各朝各代的情况稍有不同。

战国时期，著名的齐相管仲，即以打击私商，实施盐铁的国家垄断专营，而使齐国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所以孔子对其评价就很两极，一方面觉得其个人品行操守很差，但另一方面则认为他对于国家层面有很大贡献，因为如果没有管仲，则中华文明有沦陷于北方蛮族的危险。

至汉初商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史记》特设了《货殖列传》来讲这些巨贾经商之事。其中就提到此时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并且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故而出现了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家这样，在蜀地靠冶铁而致巨富的大商人。

当时商业风气如此之盛，以至于以诗礼闻名的邹鲁之人，也多抛弃文学而趋利经商。商业活动并非仅仅是带来了个人财富，也造就了市场与都市的繁荣，如当时长安即有九市，其他不少通都大邑之中也是极尽繁华之能事。

汉初非仅国内商业发达，也带来了国际的贸易发展，蜀商与西南夷之间的贸易，就促进了西南边境的开发。而汉初北方与匈奴的互市以及西域丝路的开拓，则更是促进国际物资交换与文化交往的典范。远至罗马帝国的商品与艺术文化，都透过这个孔道对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说到底，在人身自由与个人财产无法获得保护，个人权利必须屈从于无上国家意志的任何体制之中，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无论得来的方式为何，都会带来猜忌，而商人阶层遭到敌视则不过是怀璧其罪罢了。

自奠定中华帝国大一统传统的秦帝国开始，基本在经济上就都希望能够实施小农经营与重农轻商的政策，并以“罚”（不是“法”）治国。对作为国家附属物的普通百姓的要求就是，除了安分守己地替君、亲生子繁衍，还要能够当兵打仗，为国开疆辟土，其他倒真不是特别重要。所以多余的财富反而会让国家政权感到不安，无论是像和珅等一样由贪污所致，还是如沈万三等一样由经商所得，一旦积攒到了一定的数量，那就成了为国（皇帝）积攒财富，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

除了直接以“罚”（名义上当然会依“法”）来直接没收商人财产之外，国家专营也是一条百试不爽的老路。说到底就是国家直接入场与商人个体竞争，后者当然没啥好果子吃。

以汉代为例，汉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不折腾”，国库极其充盈。但终究还是架不住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东征西讨，再厚的家底子也都败得差不多了。就把手伸向了民间，实施盐铁酒专营，国有商业的均输与平准制，再加上铁腕的算缗、告缗，也就是以偷税为名来算计商人手中积攒的财富

据《史记》记载，很快中等以上的商人大抵皆破产。但换来的却是国库再次充盈，伟大的汉武帝又可以四处用兵、东封泰山、南巡海上。并“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了，得来容易，自然花得也尽兴。说到底，国家官营垄断、盘剥商人与中产阶层，不但皇帝高兴，官僚阶层也大体支持，这不过是利益使然罢了。

历代盐铁官营除了让国库开心之外，百姓感受如何？据《盐铁论》载，其中铁器官营前商人把铁器送到田间，农民可以用钱、五谷或旧器来交换甚至赊账，价格不贵还质量高。官营后，县官鼓铸的铁器连草都割不断，价格贵，百姓苦之矣。其他情况也大致如此，说到底，垄断行业的结果，就是垄断者的高利润与普通民众的经济损失。当然，在阶级社会之中，这些并非是考虑的因素。

中华帝制时期是以人治与阶层为核心，而商业行为则讲求平等交换、商业契约精神，在这一点上，二者之间几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商人阶层，无论多富有，则注定都只能为国蓄财而已，这才是轻商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