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学的误区

对《诗》的认识和理解,是首要的问题:而不通观《诗》的内容,就无法看出它的性质和特点。

1、《诗》是什么?

过去的定义是: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它是正确的么?否,它应是我国古代歌词选集。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的条件看,它都不可能是”总集”。这不仅从季札观乐所说的话来看;做为诗歌王国的中国,又在不读《诗》无以言的环境中,诗歌创作,何止三千!另外,”诗”古时也就是辞和词。

2、什么是”删诗”?

删,就是选编:谁删了?历史上说孔子,有人反对。但不管是谁,反正有人删了,不然怎么会出来一本《诗经》!从历史来看,孔子删还比别人更合适些,当你拿不出其它证据时又何必去急忙否定!《论语•子罕》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在公元前484年;至今,已整整过了2480年。

3、”思无邪”是指《诗》的思想内容不邪恶么?

否。此句出自《鲁颂•坰》,与”思无疆”、”思无期”等并列,在这里它是指”诗思无余”、”诗思无涯”。”邪”应读为yu(余)才可押”斯马斯祖”的韵。

4、”六诗”是”赋、比、兴、观、群、怨”么?

否。这是把”赋、比、兴”和”兴、观、群、怨”掐头去尾的硬性拼接。”赋、比、兴”是写作手法;”兴、观、群、怨”是诗的艺术功能,二者不可混为一谈!”风、赋、比、兴、雅、颂”六义,则是社会功用。

5、《诗》有正风,正雅,变风、变雅?

否。请问,既如此,那么有无正颂、变颂?风与雅在仪礼中有常用和不常用之分,并无正、变之分,还有”笙诗”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笙《白华》,笙《由庚》等,”笙”是奏乐而没有唱词(可能供失),又明来的”诗”呢?

6、《小雅》、《大雅》有何区别?

过去常说:”雅者正也,大雅大正,小雅小正”,那么《风》《颂》一定不正了吧!实际上,《大雅》即大夏,《小雅》即小夏,这是地域之分。《周礼》:”幼童舞韶,成童舞大夏”,本来就指大雅,历来无异议,也正如此才与《风》、《颂》相谐调,编书体例才统一。

7、《诗》的作者为谁?

有人说《风》全是民歌,否。《风》的作者还有许穆夫人,她是卫国郡主。有人说可能由大夫加工而成,否。其中虽然包括一些士大夫的作品,但是所有的诗,只有记录和选择,没有加工和润色。孔子说到过落选的《唐棣之华》(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就是证明。

8、”诗言志”是指文学要有正确的思想内容么?

否。此句出自《书•舜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说音乐的构成及各部分功能;”诗”是指歌词,它自然是表达意思的;至于它是否正确,并没有谈。等等。

这些问题,是需要加以澄清的,但由于受师承,门户的影响,长期各执一词,而莫衷一是。当然,有些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总不能像疑古派那样,把历史说得这也不可靠,那也不可信,既缺乏认真探索的精神,又没有接受新的观点和正确论证的勇气,致使一些本可能解决的问题,悬案终生。

任何定义如果只能以偏盖全,则不能成立;任何学科如果无力、无效,就无法生存与发展。那么《诗》的研究如何迎接历史新时期的挑战?《诗》学的出路何在呢?

1、《诗》是历史的产物,就必须把《诗》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上古中国,特别是周代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这是首先要注意到的。我们从《书》、《周礼》、《春秋》中可窥其一斑。首先,西周本是一个跨越洲际的世界型国家;因此,采八风的地理范围,不只限于现中国境内。其次,在它以前的般商社会,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就已相当发达,因此才会有”抱布贸丝”之”银”,领人状软保激”的”君子”,”纠纠葛葛”的女工等。再次,它已有了相当完部的礼制;因此,才有《考工记》的工艺技术规范,才有婚点燃要零礼仅,才有不同阶层的不同权力地位和社会等级现象。传统性和多样性,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当时的礼制和小国寡民性的双重特点,因此才以”履印”、才有”仲春二月”歌风。最后,由于”戎狄相间,汉胡杂处”等原因,还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反映在《诗》中,就有许多难字,难词不易解释,以及音、义的不确定性。这些,要求《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这正是传统《诗》学所缺乏的。

2、《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所以要把《诗》放到生活实际中去探讨和理解。古代社会生活虽然给现代生活方式打下了许多烙印,但它究竟不与现代的完全相同。如果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感情表达方式去理解《诗》,自然会出现许多误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虽然是社会生活中的最尖锐,突出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是一切诗歌的唯一内容。因此,把《月出》、《伐檀》等诗篇,说成是反压迫、反剥削的题材就失之偏颇。像《鸡鸣》本是写男女幽会的,硬要解释为女子催男子去上朝,藉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就未免牵强。目前,也不能用爱情、弃妇、美妇等模式,硬套一些作品。不能把古人的用诗和作词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作颂”和写”作诵”的混为一谈。

3、《诗》是语言的艺术,就不能不在语言上花力气,下功夫。传统的训话学,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通假转来转去,经常出现南辕北辙。如”睢”本为目旁,《说文》中并无”睢”字,有”鹃”,但注日:”本作睢”。而”丰”古读为beng(蹦),如蚌,今读为bang(棒)、是健美之意,如丰姿。古无轻唇音,所以不能读为feng(风)。另如”岂弟”,从字面上如何训站出”亲切”、”兴奋”等含义呢?这些可以从英语中的kindly的对比中了解到。再如”荡”与dance,均为跳舞;”殿屎”与deceve应解为政治上的不满或骚动;”天天”与wom(盘根错节)相通,应读为wowo等等,为数不少。

《诗》和历史都是人创造的,神话是神秘化了的历史,传说是艺术化了的历史。同样,也不可以把《诗》神秘化,把传统《诗》学神秘化。我们要剔除《诗》中的神话成份。因为,”上帝”往往反映先帝;”天帝”往往反映西帝。因而”履帝武敏”是指姜原踩了帝喾的大脚趾;而”喾”在汉文中无义,却与圣人、上帝的go、god,音义相同,因而又不可以读为ku(库)。当然,如”天命玄鸟,降以生商”之类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图腾崇拜;祭先人时,也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这些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认识或宗教倾向;但是我们要摆脱疑古派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从艺术语言中发现历史的真实。因为,如何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也属于《诗》学的一项基本任务。

新的历史时期赋于《诗》学以新的活力,我们应该给旧的传统《诗》学划上句号。它不只是一个时间的终结,也不仅仅是《诗》学的问题,而应该是过去那种教条保守的,呆板划一的思维方式的终结,是在古典文史领域中流行过的只为古人、洋人作注,以及人云亦云,人写我抄等不健康学风的终结。别了,”诗无达诂”;别了,传统《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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