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中晚唐藩鎮割據的歷史，人們往往有感於中央集權的衰落，但是就帝國與藩鎮的關係而言，一個常簡的問題是：既然已然平定了安史之亂，為何還要設置藩鎮呢？考察安史之亂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發現，唐帝國能夠平定叛亂，所依靠的主要是兩股勢力：叛軍中復歸唐廷的降將、西北方面的朔方軍，而
中央自身的力量則是極為虛弱的，甚至後世被視為帝國命脈的東南地區也出現了劉展之亂，而李光弼則不得不在與叛軍決戰之時派兵平亂。基於這種中央與地方的力量對比，允許安史舊將安置在兩河地區幾乎是帝國唯一的選擇。對於唐廷與藩鎮關係的問題的解讀必須區分不同地域與類型的藩鎮分別分析，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們基於後世的視角可以將兩河地區的藩鎮分為河朔割據型與中原防遏型，但是在叛亂平定之初二者的分別不大，基本上均由安史舊將和地方軍閥主導，尤其是中原防遏型藩鎮，其作用更多表現在唐代晚期，在安史之亂平叛後前夕，中原藩鎮對中央的挑戰甚至比河朔藩鎮更為激烈，二者的區別毋寧於說更多受到了地緣政治的影響。安史之亂後不久河南地區就形成淄青、淮西、汴宋三大平盧系藩鎮並立的情況，而這三大藩鎮均表現出一種自立化傾向，自行廢立節帥，唐廷不得不採取容忍態度。直到四鎮之亂後，唐廷才真正去除平盧系將領在河南地區的影響，其中最為強硬的淮西、淄青直到憲宗時代才真正歸順。
至於平叛的另一重要力量朔方軍則更令人唏噓，早在安史之亂時期，朔方軍就受到了朝廷的猜忌，唐廷一方面設立宦官監軍，另一方面又頻繁調換主帥，無論是郭子儀、李光弼還是僕固懷恩都未能逃過唐廷的猜忌，而這種猜忌心理在叛亂結束之後也並未緩解。有感於中央實力的虛弱，唐廷著意培植作為禁軍的神策軍，而同為西北軍事力量的關中藩鎮也相應的受到了打壓，將四鎮之亂推向最高潮的並非叛軍本身，而是涇原兵變和李懷光之亂，在談及李懷光的反叛是，李碧妍不免唏噓的指出：“叛亂的根源在於朔方軍的驕傲，他們曾是帝國的肱骨，也認為自己必然是帝國永遠的肱骨，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地位，因為朝廷從未將他們視為肱骨。”
最後我們把目光回到河朔，如果說安史之亂後，朝廷憑藉自己的努力重新馴服了中原藩鎮，那麼河朔藩鎮則讓唐廷認識到自身實力的侷限，四鎮之亂最初以德宗拒絕李惟嶽繼承父位為開端，最終則以平定西北藩鎮的叛亂無疾而終，如果說此前此前唐廷承認河朔的半獨立地位，允許其不入版籍、父子相承，以換取河朔藩鎮對帝國統治的承認只是相互妥協的結果，那麼在四鎮之亂後，這種政治慣例則以【河朔故事】的形式被確立下來，即李德裕所言【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
由此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在安史之亂剛剛平定時，帝國與藩鎮的關係可以這樣描述：在劉展之亂被平定後，東南藩鎮已經基本被帝國控制；西北藩鎮自認為帝國的骨幹，但是唐廷對其十分猜忌，謀求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控制關中；而對於兩河地區的安史舊將和地方軍閥，無論是帝國還是藩鎮，都還處於試探的階段，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中原藩鎮並不比河朔藩鎮更為忠誠，二者都想擁有父子相承的半獨立地位，而唐廷的態度也是十分堅決，
在一系列的鬥爭後，唐廷大體控制了中原藩鎮，但對於河朔藩鎮，仍只能在事實層面上承認其半獨立地位。 德宗時代的四鎮之亂成為帝國與藩鎮關係的重大轉折點，在這場安史之亂後最大的危機過後，帝國與藩鎮的關係被重新洗牌，最為重大的變化是以朔方軍為代表的西北藩鎮全面退場，神策軍的崛起意味著唐廷全面掌控了關中，而企圖獲得與河朔藩鎮同等特權的中原藩鎮則在此次叛亂後被重新洗牌，安史舊將被徹底清除，朝廷開始派遣文臣入主地方，然而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在德宗失利後，河朔故事逐漸以政治慣例的形式被確立下來。
在傳統的認知中，河朔故事的長期存在意味著帝國權威的喪失，這種看法固然符合歷史事實，但這種看法同時忽略了河朔故事對藩鎮的約束力。仇鹿鳴在《長安與河北之間》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黃巢之亂時期，魏博鎮韓簡【引魏人入驅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引起了內部的極大不滿，【三軍屢見不從】，不久便被偏將樂彥禎斬殺取代，而樂彥禎掌權後，【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重新回到了河朔故事的政治傳統中，由此我們可以看出，
河朔故事一方面是帝國對河朔半獨立地位的承認，另一方面也阻止了河朔藩鎮走向獨立，因此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正是補完了河朔故事的另一面。總而言之，河朔故事實際造成了中晚唐歷史實然層面與應然層面的斷裂，在實然層面上中央無力阻擋河朔割據的事實，但是在應然層面上河朔故事作為一種政治傳統同時保證了河朔藩鎮對帝國的認同，最初只是無奈妥協的權宜之策，最終演變為約束河朔走向獨立的政治傳統。為了進一步闡釋這種政治傳統的作用，我們不妨再來看這樣一個例子，彼時陳行泰在盧龍發動兵變奪權，向中央請賜節鉞，李德裕主張【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果然不久之後因為陳行泰長期未獲節鉞，盧龍再次發生動亂，陳行泰被推翻，繼任者張仲武一生都對朝廷表示恭順。在這個故事中，固然體現出驕兵這一社會團體的特點，但同時，禮儀性質的朝廷節鉞作為象徵物也體現出政治傳統對藩鎮的影響。
以往我們談論中晚唐藩鎮割據，往往談及的都是中央集權的衰落，如果與秦漢帝國或是唐初相比，這樣的看法固然沒有問題，但是如果與此前東漢末年的形勢相比，則會發現中央集權在政治文化領域的擴張，在董卓之亂後，漢帝國再也無力控制地方割據，最終很快走向了滅亡，然而在安史之亂後，唐帝國則小心的維護其與藩鎮的關係、努力試探出一條央地關係的邊界，最終重新掌控關中、馴服中原與東南，並以河朔故事的形式維護了帝國的統一，從這個角度而言，
我們甚至能夠從安史之亂-四鎮之亂-元和中興的脈絡中，感受到在經歷重創之外，唐帝國是如何走向復甦的，誠然即使是元和中興也未能實現唐初的盛世，但是若與安史之亂與此前的東漢相比，那麼代宗、德宗、憲宗走過的路，無疑是一種奇蹟。最後，我們從政治傳統或政治文化為切入點，探討一個經典命題，即田餘慶先生的【常態-變態】理論，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指出，雖然東晉呈現出士族門閥主導的特徵，但是士族政治只是中國歷史的變態，並且必然向皇權政治的常態迴歸，如果說田餘慶這裡只是歸納式的總結，那麼中晚唐的歷史則成為更為鮮明的寫照，換句話說，皇權政治之所以是一種常態，不是因為他在時間上更為漫長，而是因為即使處於變態時期，皇權政治依然以政治傳統的形式約束著人們的觀念與行為，阻止其他政治勢力偏離，並向皇權政治迴歸，這才是常態與變態的根本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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