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個月，有一條新聞：
北洋艦隊“定遠”號沉船遺址確認
提“定遠”號，必想起甲午海戰
總是能勾起國人一段屈辱的回憶
但是，這艘曾經的“不沉”鐵甲艦
也見證過一段晚清對日本的最後強硬
1
1886年8月1日，日本的長崎港。
港口的碼頭上，聚集了不少日本的民眾，熙熙攘攘，指指點點。
一種難以形容的情緒，正在醞釀。
因為在他們眼前出現了四艘巨大無比的戰艦——並不是他們日本海軍的軍艦，而是到訪的大清帝國北洋艦隊的四艘戰艦：
排水量7340噸的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
排水量7340噸的鐵甲艦“鎮遠”號；
排水量為2440噸的防護巡洋艦“濟遠”號；
排水量為1280噸的炮艦“威遠”號。
“定遠”號。“定遠”號和“鎮遠”號為清朝委託德國建造的7000噸級的一等鐵甲艦，是“姐妹艦”。兩艘軍艦於1881年開工，1884年竣工，定遠艦花費約140萬兩白銀，鎮遠艦花費約142萬兩白銀。這兩艘軍艦當時號稱“亞洲第一鉅艦”，為北洋艦隊主力艦。
日本民眾從沒有看到過像“定遠”號和“鎮遠”號那樣巨大的鐵甲艦，因為當時日本海軍最強大的三艘主力艦，都只是3000噸級的。
所以，在那些難以名狀的情緒中，有驚奇，有歎服，有擔憂，有恐懼，有嫉妒，甚至，還有憤怒。
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迅速崛起，國力大大增強，儼然已成為東亞唯一能與傳統“一哥”中國爭鋒的強國。雖然在1884年試圖挑戰中國權威的的“甲申政變”受挫（詳見延伸閱讀【一】），但到了1885年，福澤諭吉在他的那篇著名短文《脫亞論》中已經明確指出，要和中國乃至亞洲劃清界限——日本應該放棄曾經尊崇的中國思想和儒教精神，大力吸收學習西方文明。
長期以來，日本一萬元紙幣上印的頭像一直是福澤諭吉。他當時的思想在日本影響深遠，被稱為是日本“近代第一教育家”，他曾主張與東亞落後的“惡鄰”絕交，並且贊同戰爭是日本崛起的機會。
據最新消息，日本的一萬元紙幣將在2024年啟用新人物頭像澀澤榮一（被稱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取代福澤諭吉。
當時間進入到19世紀80年代的時候，日本從上到下，其實早已把中國視為了自己崛起道路上的頭號假想敵。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忽然派了四艘軍艦到訪日本，不能不引起日本民間的情緒反彈。
坊間甚至開始有傳言：
中國這次派軍艦來，就是準備來開戰的，目的是要討回自己之前被日本吞併的附屬國琉球。
那麼，這確實是“北洋艦隊”到訪日本的目的嗎？
並不是。
2
北洋艦隊的四艘軍艦訪日，有原因，也有苦衷。
原因，是確實出於國際形勢的需要。
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1885年英國出兵佔據朝鮮南部海域的巨文島，與俄國爭霸東北亞。當時這起引起國際關注的“巨文島事件”，將英國、俄國、朝鮮、日本和中國五國統統攪入了旋渦——英俄要爭霸亞洲，朝鮮欲借俄抗英順帶敲打中日兩國，而中國和日本不允許別國染指朝鮮。
1886年7月，李鴻章得朝鮮“太上皇”袁世凱密報：俄國有意佔下朝鮮的永興灣。在這樣的背景下，李鴻章決定把手裡的那張“王牌”打出去震懾一下俄國。
而這張“王牌”，就是羽翼漸成的北洋艦隊。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隨即就接到了李鴻章的命令：
立刻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6艘軍艦前往朝鮮東海岸海面操演，隨後前往海參崴接當時參加中俄關於吉林東界勘定談判的清政府官員吳大澄。
用強大海軍震懾俄國的意圖，還是非常明顯的。
停泊于軍港內的北洋艦隊
但北洋艦隊之所以要在任務結束後停靠日本的長崎港，也是有苦衷的。
像“定遠”、“鎮遠”這樣的一級鐵甲艦，在進行遠程巡航後，是需要進入船塢塗油和整修的。但當時清朝的大沽口、上海、福州等地船塢，只能接納吃水在15尺以下的軍艦，但“定遠”和“鎮遠”因為噸位龐大，吃水在20尺左右，無法停入船塢。
一般來說，各國要造大型鐵甲艦，必要先造可以修整的船塢。中國沒有經驗，等領悟過來，船塢還沒造好，船倒造好了（可以匹配的船塢在1888年才在旅順造好）。
在這樣的背景下，北洋艦隊只能去符合條件的日本長崎港造船所修整。
軍艦訪日，李鴻章有沒有要敲打一下日本的意圖？相信也是有的，但更多的還是出於實際需要。
考慮到中日處於敏感時期，且是軍艦訪問，所以李鴻章囑提督丁汝昌，一定要嚴明紀律，以防意外。
所以，當北洋艦隊的四艘軍艦停靠長崎港後，艦上的水兵並沒有被允許下船。
長崎港
但是，長期遠洋航行，陸地近在咫尺卻不讓下船，對水兵而言也是很難熬的一件事。再加上長崎方面也向北洋艦隊發出了邀請：歡迎水兵們下船觀光購物。
8月月13日，丁汝昌終於下令：允許水師官兵上船購物觀光。
正是這道命令，成了“長崎事件”的導火索。
3
8月13日晚上8點過，丁汝昌接到手下稟報：出事了。
關於事情的起因，根據中日報道的不同，存在不同版本：
有說是北洋水師的水兵違反軍紀去嫖妓引發衝突的，有說是水兵買水果語言不通起了糾紛的，總之，就是起了爭執。
由於當地普遍對中國人有仇視態度，而中國的水兵也自然對日本人沒有好感，雙方起了爭執後，很快就釀成了鬥毆。在鬥毆中，北洋艦隊一名水兵輕傷，而日本的一名警察被刺成重傷。
在日本人眼裡看來，外國的水兵在本國尋釁滋事，還刺傷了我們的警察，這不是擺明了欺負我們嗎？但是，北洋水師當時從艦上衝出來大批水兵，把陷入衝突的同伴救了回去，同時，“定遠”、“鎮遠”的巨炮就在那裡擺著，日本人也毫無辦法。
這場意外的風波，暫時被壓了下去。
8月15日是週日，丁汝昌宣佈船上放假，再一次允許數百名水兵上岸觀光購物。
為了預防前天的意外衝突再次發生，丁汝昌下令所有官兵不準帶武器上岸，並且還派了12名巡查在岸上巡邏監督。
丁汝昌
但是，事情還是發生了。
北洋水師的官兵上岸後不久，就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沿街的很多日本商鋪，都早早關門了。
正當他們疑惑之間，數十名日本警察舉著砍刀從四周街巷的各個角落衝了出來，追著他們開始砍殺。而數百名日本民眾也圍了上來，用木棍、石塊乃至滾水襲擊北洋水師的水兵。猝不及防的中國水兵們四下逃散，卻發現通路都已被事先堵塞。
情急之下，手無寸鐵的北洋水師官兵開始和對方扭打在一起，奪下對方的武器開始反擊。
這場大規模的械鬥最終造成了北洋水師官兵5人死亡（一說8人），6人重傷，38人輕傷，5人失蹤。而日本方面也有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長崎事件”的相關畫作，收藏於中國山東威海的甲午戰爭紀念館
消息傳到船上，丁汝昌等一干人都震驚了。
如果說8月13日是一場意外摩擦的話，那麼8月15日這場械鬥，毫無疑問是日本長崎警方有所預謀的。
時任北洋水師副提督的英國人琅威理，直接要求“定遠”、“鎮遠”的主炮轉向長崎市區方向，向日本開戰，順帶一舉殲滅日本海軍（“即日行動，置日本海軍於不振之地。”）。
琅威理和鄧世昌（雙手相握放於胸前）在“致遠”號上。琅威理治軍嚴明，辦事勤勉，他任職期間的北洋水師軍紀最好，丁汝昌也承認：“洋員之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琅總查為第一”。而北洋水師的官兵也流傳著一句話：“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
當時，北洋艦隊的7艘主力艦總噸位為27470噸，而日本海軍的五艘主力艦噸位為14783噸，前者幾乎超過後者一倍，實力遙遙領先。
如果當時真的不顧一切對日本開戰，日本海軍確實不是北洋艦隊的對手，很可能就被消滅在萌芽之中。
但是，李鴻章拒絕了琅威理的建議。
清政府決定和日本談判。
4
在這場談判中，有兩個中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個人，叫伍廷芳。
伍廷芳從英國留學歸來，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作為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也是參與處理“長崎事件”的主要人物。
作為法學專家，伍廷芳一上來就先把“長崎事件”定性為一般刑事案件，避免上升到國家之間的糾紛。
其次，既然是刑事案件，那麼伍廷芳就提出一切以“事實為依據，公正為準繩”，他通過雙方人證，傷口驗傷等各種方式，指出中國水兵的傷口多為刀傷，而日本人的傷口多為鈍器（木棒）傷害，這些都可以證明日本人是否是蓄意挑起爭端，有備而來。
第三，伍廷芳為顯示公正，請英國律師擔任中方的律師，參與一系列的取證、辯論程序。
經過大量證人的證詞和證物取證，“長崎事件”的來龍去脈不難釐清：8月13日那場小摩擦，是雙方無意中引發的，而8月15日那場造成多人死亡的械鬥，長崎警方是有備而來，蓄意報復，應該也是沒有什麼爭議的。
伍廷芳後來在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辛亥革命後曾出任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
但是，日本方面卻絕不肯承認這個事實，認為8月15日的械鬥是中國水兵蓄意報復日本警察。日本方面也高價聘請了英國和美國的律師，與中國方面進行訴訟。“長崎事件”的調查審理從8月拖到了11月，雙方談判超過了30次，卻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這也是日本方面的策略：他們通過不斷要求調取新證人和提供新證物的手段，開始拖延時間。而中方因為要提供人證，有100多名北洋水師的水兵留在長崎不能回國，每天的律師聘請費用高達300兩白銀，所以時間拖得越久對中國越不利。
11月20日，中方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
中國不再要求日本道歉，雙方按照各自的損失，向對方進行補償。
其實這個方案中國已經在原則問題上退了一步，但日方依舊拒絕了這個提議。
於是，第二個人就出場了。這個人，叫徐承祖。
徐承祖是當時清朝的駐日公使。“長崎事件”爆發後，徐承祖也在第一時間參與了處理，和日本外相井上馨進行了多次交涉。
如果說伍廷芳唱的是“文”戲的話，那麼徐承祖配合上演的就是“武”戲。
早在9月雙方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徐承祖就向李鴻章提議“用武力作為後盾”——不是真要全面開戰，而是讓中方在談判桌上增加籌碼。
彼時，日本雖然開始高速發展，但無論是人口、經濟、軍隊數量等各方面，還無法與清朝匹敵，所以徐承祖提出的建議是具備一定可行性的。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
但是，當時由於中法戰爭剛剛結束，顧慮重重的李鴻章並沒有同意徐承祖的這個建議。儘管他曾在“長崎事件”爆發後召見過日本駐天津公使，提出：“……開啟戰端，並非難事。我兵船泊於貴國，艦體、槍炮堅不可摧，隨時可以投入戰鬥。”但這更多隻是一種威嚇。
11月20日中方的“折中方案”，其實就是徐承祖提出來的。再次被日方拒絕後，徐承祖立刻上書李鴻章：“非絕交無別法”——立刻撤回公使，與日本斷交。
這個提議也得到了伍廷芳的認可。
國與國之間如果一旦撤使和斷交，尤其是鄰國，那麼離開戰也不遠了。
李鴻章充分考慮了徐承祖的提議後，覺得斷交引發的連鎖反應還是太大，但選擇了輕一個程度的措施：停審。
停審，意味著中方代表將全部撤出關於“長崎事件”的調查和審理，潛臺詞就是：
“這事兒就這麼懸著吧，接下來我們走著瞧！”
中方一停審，日方慌了。
5
“長崎事件”就這樣“爛尾”，並不是日方想看到的。
從日本國內的輿論壓力來說，因為日本國內媒體之前一直宣傳是中國水兵欺負日本警察，如果這件事不了了之，會讓日本民眾覺得外國水兵到我們這裡鬧事後，我們的政府居然就讓人家就揚長而去了，肯定會引發不滿情緒。
但從對中國的交涉來看，讓中方賠禮道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不僅僅因為這件事本身日方就存在過錯，更因為清朝的各方面實力是壓倒日本的，日本並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
如今，中方宣佈停審“長崎事件”，這一下子就把日方頂到了槓頭上：若不談下去，國內民眾無法交代，若談下去，中方又絕不肯低頭。
而且，“停審”很可能只是中方走的第一步棋，再接下來“撤使斷交”乃至開戰，這不是現在的日本所能承受的。
更何況，英俄暗鬥的“巨文島事件”還沒平息，在東北亞這盤棋上，日本獨自得罪中國沒有任何好處，而日本還準備近期修改一系列條約，提高關稅，這也需要得到中國的支持。
停泊在港口的“鎮遠”號
思來想去，日本方面決定還是要把這件事做個了斷。
1887年1月28日，在“長崎事件”發生快半年之後，日本方面突然宣佈，接受德國駐日公使提出的調解方案，即“傷多恤重”——各自賠償對方損失，誰損失大，得到的賠償就多。
這個方案，其實就是當時徐承祖提出的那個方案。
但是日本人要面子，不說是我們接受你中國人提出的方案，而一定要說是我們接受的是德國人的方案。
中方聽到這個方案後，也表示可以接受。
於是，在1887年2月4日凌晨，在經歷了5個多小時的雙方談判之後，“長崎事件”的處理結果終於出來了：
日方賠償中方52500日元；
中方賠償日方15500日元；
雙方政府各自決定是否要懲辦各自兇手，互不干涉。
雙方簽字畫押，這件事就此結束。
6
但是，“長崎事件”對中日兩國造成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
從中方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最終以中方獲得賠償較多而結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相對“體面”的。也正是因此，清廷從上至下，對日本開始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優越感，認為以目前北洋艦隊的實力，已足以“震懾”對方。
這種心理帶來的最直接結果，就是海軍升級的速度開始大大放緩：
從1887年到1888年的兩年時間裡，北洋艦隊雖然還購置了10艘巡洋艦和魚雷艇，但已經放棄購買“定遠”級的鐵甲艦。
自1885年起，慈禧太后修繕頤和園的費用，開始從海軍費用中挪用。從1885年到1895年十年間，總計挪用1300萬兩——足以再購買9艘“定遠”級別的鐵甲艦。
而這十年，恰恰是全世界海軍技術大飛躍的十年，整個軍艦技術水平完全升級換代。丁汝昌曾在1893年提出要為“定遠”等三艦購置新式克虜伯快炮18門，但因為經費不夠，李鴻章因為經費捉襟見肘，最終只批准先在“定遠”和“鎮遠”號上各配6門——但後來一門也沒有配備。
事實上，從1888年到1894年6年間，北洋艦隊再未添置一艦一炮。
北洋艦隊由鄧世昌統率的“致遠”號，是整支艦隊裡航速最快的，但最高設計航速也只有18.5節，且是1887年完工，航齡已有7年。即便如此，在甲午海戰爆發前，“致遠”號也是北洋水師中最新的一艘軍艦了。
而“長崎事件”帶給日本的影響，卻恰恰相反。
外國水兵到本國國土上“撒野”，最後反而是本國賠款要遠多於對方，這在日本朝野上下被視為是“奇恥大辱”。那為什麼要被迫接受這種“恥辱”？按日本史學家信夫清三郎的看法是：
“日本當時沒有一支敵得住北洋艦隊的艦隊，被它的威力壓倒了。”
與慈禧太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就在“長崎事件”結束一個月之後，日本明治天皇從宮廷費用中撥出30萬元，帶頭表態支持日本海軍建設。首相伊藤博文藉此機會，在日本達官貴人社交場所鹿鳴館發表演說，呼籲大家為日本海軍建設捐款，半年就獲得獻金203萬元。
日本政府不顧國家財政困難，開始逐年增加海軍經費，同時開始發行海軍公債。受“長崎事件”刺激，日本民眾競相購買，公債僅1886年一年就發行1700萬元，超過預期目標4倍。當時日本民間孩子們玩軍事遊戲，口號喊的都是要“擊沉定遠”，“摧毀鎮遠”。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海軍以“超越北洋艦隊”為目標，開始迅速崛起。
1888年到1894年，在北洋艦隊“不購一艦一炮”的情況下，日本海軍共添置12艘最新式的軍艦，其中“松島”、“橋立”、“嚴島”三艘4000噸級的自造鐵甲艦，完全以擊沉“定遠”和“鎮遠”兩艘軍艦為目標，雖然噸位不及對手，但主炮口徑已經超越。此外，日本趁著世界海軍技術大發展，大量購置了中小口徑的速射炮，數量達到了北洋艦隊配備的7倍之多。
在甲午海戰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日本“吉野號”，1893年9月剛剛完工，排水量4150噸，最高航速高達23節。所以當時最高航速只有18.5節（還不算折損）的“致遠”號想要“撞沉吉野”，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截至到1894年，日本海軍的主力艦總噸位已經達到了37222噸，大大超過了北洋艦隊主力艦總噸位的27470噸（整個艦隊的總噸位也已超越）。
也正是在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
大東溝一戰，北洋艦隊雖重創日本海軍五艦，但被擊沉五艦，損失慘重。
北洋艦隊退守劉公島後，四面楚歌。
提督丁汝昌最終服毒自殺。
7
當年訪日的四艘北洋艦隊軍艦，命運如下：
“威遠”號炮艦，在劉公島被日軍擊沉；
“濟遠”號巡洋艦，在劉公島被日軍俘獲，編入日本海軍，參加了日俄戰爭，於1904年觸礁沉沒；
“定遠”號旗艦，被日軍魚雷艇偷襲後擱淺，彈盡糧絕，自炸沉沒，管帶劉步蟾隨後自殺殉國；
“鎮遠”號在入劉公島時觸礁，管帶林泰曾引咎自殺。該艦後被日軍俘獲，編入日本海軍服役，同樣參加了日俄戰爭，1911年被用作海上靶船，1912年出售解體。
自“長崎事件”後，這一切只發生在八年間。
被日軍俘虜、掛上日本國旗的“鎮遠”號
饅頭說
伍廷芳作為中方代表，其實參與過兩次重要的對日談判。
一次，就是關於“長崎事件”的談判。
另一次，是在甲午戰爭之後，關於《馬關條約》的談判。
前一次，伍廷芳從容不迫，進退有度，可以充分利用他崇尚的“法治精神”，一步步將日本人逼到尷尬境地。
而後一次，伍廷芳卻如坐針氈，倍感無力，對方所有的要求只能全盤接受，他自己也感嘆如案板之肉，任人宰割。
法還是那個法，理還是那個理，為何區別如此之大？
很簡單：在這短短的八年時間裡，法未變，理未變，但背後的國家實力，已經逆轉。
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怎麼可能得到？
如今，隨著“定遠”號位置的確認，相關的打撈工作也會逐步提上日程。
一艘沉船，甚至是一艘某種意義上打上“恥辱”烙印的沉船，為什麼還需要去發現，定位，甚至考慮去打撈？
因為，那段歷史不管你是否承認，它就牢牢釘在那裡，無法迴避，無法忘記。
發現“定遠”號，記住“定遠”號，不是為了銘記仇恨，而是為了銘記歷史。
是為了讓歷史不要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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