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福利？

福利這個詞很早就已經出現，對於福利思想的探索，古往今來的學者也在孜孜不倦地追尋著。每個人對於福利問題的理解或者看法，是基於自己的研究視角，或者經濟，或者哲學，或者歷史，或者管理，正是眾多不同的研究思想構成了當今的福利思想。那麼今天，我們一起探討一下我們理解的福利。

理解任何一個問題要找到出發點或者立足點，對於福利思想的理解也正是如此。對於評論或者排列社會和政治理論的標準要看它們如何處理福利問題，或者要看物質意義上的福利政策怎麼從這些理論中延伸出來，這或許也就是“現代主義”對於福利理解的一個重要特徵。談到福利理論，我們會聯繫到正義，權利，公平等等概念，但是從歷史的某些角度來看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是依靠福利本身而逐漸豐富起來的。雖然很多人可能不是很贊同我的想法，但是我們細細想想，從18,19世紀以來關於正義，權利的思想日益與國家採取的干預措施結合起來，包括新歷史學派，激進自由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等等。

現在我們談論經濟學或者福利思想，我們最初會想到亞當斯密。這位偉大的古典經濟學派開創人物的許多思想，在今天也值得去深深探究一番。對於斯密來說，他只相信“看不見的手”，而正義呢在多數場合只是一種消極的品德，貌似在市場中充分地自由競爭比一切都重要。斯密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市場的自然協調機制（價格機制），是如何鼓勵自利動機善良的為公共物品服務。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公共物品是自立行動的偶然結果，而不是理性計劃的產品。斯密的人性假設是“經濟人”。對於人性本身來說，每個人千篇一律地，始終如一地，從不間斷地為改善自己處境的努力。斯密的思想預測了當代古典主義福利論中的主要元素，這不僅體現在對任何社會正義觀念的拒絕，而且也體現在對於經濟福利產生動機的解釋當中。這就好比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一單個的棋子都有自己的動力原則，它們加在一起就不同於立法者可能強加的原則，它們加在一起的效用要大於立法者施加規則而產生的效用。有時候，我們談到自私或者自利，都包含歧視之見。從斯密著作得字裡行間中，我們可以窺見這樣的信息：自私就好像躲在“看不見的手”之後，人們越關心他們自私的利益，他們就越少依附他人。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們常常會促進社會利益，而且比他們真正有意識的促進社會利益更有效。

不可否認的是，人們通過自己努力過程中能夠而且的確導致一些不平等，就像我們當今的社會那樣，充滿著各種各樣的不平等。我們常常譴責這樣或者那樣的不平等，但是在斯密看來，不平等或許正是進步的源泉，他甚至建議法律和政府的最初理由就是保護不平等，因為在他們看來商業社會的最糟糕的人比野蠻社會的部落首領更加富裕。這或許對於我們作為不平等的弱勢群體有借鑑意義（哈哈）。有些觀點認為，富人的消費會導致窮人財富的增加，對於市場社會的這種“滋流”效應的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古典自由主義的武器，使得古典經濟學在18,19世紀大行其道。

通過斯密的思想，我們都能產生出這樣一個疑問：一個只由自己慾望牽引的交易系統是否能夠得到個人想要的所有東西？這種“看不見的手”是否真的能讓市場中的每個人效用最大化呢？怎麼去判斷一個群體或者社會的效用最大化呢？斯密已經做完自己的工作，把對福利思考的接力棒交給了邊沁。邊沁是功利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是衡量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政策是否得當，其唯一標準就是它們是否擁有增加或者減少群體或者社群的傾向。當然這給我們帶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於個人快樂或者幸福的測量。當我們說社群通過採取一種福利政策而變得更好時，我們根本不是在說任何能夠可知或者可測的東西，而只是在表達某種主觀的感受。我想沒有任何一種“科學”方法能夠進行這些判斷所需要的人際效用比較。

對於福利思想的進一步研究和發展，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新歷史學派，激進自由主義等等，都在探索著福利思想的真正含義。關於福利，我有一些問題要問，有些問題是關於福利的終極目標是什麼？這些問題很有可能無法決定性地解決。而剩下的問題是技術性的問題，也就是研究實現某些目標所要採取的最有效手段，這些問題在經濟學家，管理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就拿我們一直說的“權利”，權利，最初一度被視為免受他人侵略性行動的要求，但是現在我們更有可能想到是享受國家福利的資格，比如老人該享受什麼權利，兒童該享受什麼權利，城市人口該享受什麼權利，農村人口該享受什麼權利，現在我們的社會都討論的是這些。當自由主義的觀念遇到了集體主義福利理論之後，就變成了積極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要求，如果個人的行動被稱為自由或者非強制，那麼就必須讓他們能夠得到某種經濟資源或者福利。或許這就是現代福利思想的來源吧！

我們也在常常和亞當斯密有著同樣的擔憂，擔憂非歧視的福利支付會削弱個體性和個人責任，尤其是它們以權利資格形式出現的時候，並且對於接受者方面沒有相應的責任要求。它們會創造一種眾所周知的“依附性”文化，而不是一種由負責任，自由的主體構成的社會。如果某種社會利益實際上可以無成本地獲得，那麼它們就會鼓勵獲利群體的擴大，這有時被稱為“道德風險”問題。這讓我想到了一些農村土地流轉的問題。如今國家對於農村方面的投入在加大，經常會頒佈一些惠民政策，比如家電下鄉，公共基礎的建設等。比如租用農民的土地建設公共設施，一些農民可能因為賠償問題拒絕執行，個別農民可能漫天要價，進行要挾，而其他人不是譴責這些人，而是紛紛效仿，進而導致這些措施難以推行。在這裡我們不談道德文化問題，就來談談權利問題。因為損失要求獲得賠償的權利是每個公民都應該有的，但是這是因為這種權利沒有成本，所以就會導致某些人濫用權利，把權利當做特權，進而產生依賴，出現“道德風險”問題。

縱觀福利思想的發展和實踐，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去思考一下，我們都知道，英國是一個奉行放任自由主義的國家，但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國家卻是英國首先宣佈建成的。一個宣佈讓政府負責增進福利的思想是如何與一個嚴格的自由放任教條聯繫在一起呢？我們猜測可能的答案就是將政府增進福利僅僅看做是市場產生福利的附屬物罷了，也就是說政府對於福利的職能永遠是市場增進福利的補充。英國社會精英的骨子裡是始終堅信自由放任主義，即使出現凱恩斯這樣的“異己”分子，那也是為市場服務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出現在英國，激進自由主義學派出現在英國，新自由主義同樣出現在英國的原因。

談得有點遠了，回過頭來說，我覺得對於福利的探討很值得深究。但是我們應該清楚，這將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長跑，或許我們不會得到結果，但是我們可以享受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