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福利？

福利这个词很早就已经出现，对于福利思想的探索，古往今来的学者也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每个人对于福利问题的理解或者看法，是基于自己的研究视角，或者经济，或者哲学，或者历史，或者管理，正是众多不同的研究思想构成了当今的福利思想。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理解的福利。

理解任何一个问题要找到出发点或者立足点，对于福利思想的理解也正是如此。对于评论或者排列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标准要看它们如何处理福利问题，或者要看物质意义上的福利政策怎么从这些理论中延伸出来，这或许也就是“现代主义”对于福利理解的一个重要特征。谈到福利理论，我们会联系到正义，权利，公平等等概念，但是从历史的某些角度来看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是依靠福利本身而逐渐丰富起来的。虽然很多人可能不是很赞同我的想法，但是我们细细想想，从18,19世纪以来关于正义，权利的思想日益与国家采取的干预措施结合起来，包括新历史学派，激进自由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等。

现在我们谈论经济学或者福利思想，我们最初会想到亚当斯密。这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派开创人物的许多思想，在今天也值得去深深探究一番。对于斯密来说，他只相信“看不见的手”，而正义呢在多数场合只是一种消极的品德，貌似在市场中充分地自由竞争比一切都重要。斯密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市场的自然协调机制（价格机制），是如何鼓励自利动机善良的为公共物品服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公共物品是自立行动的偶然结果，而不是理性计划的产品。斯密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对于人性本身来说，每个人千篇一律地，始终如一地，从不间断地为改善自己处境的努力。斯密的思想预测了当代古典主义福利论中的主要元素，这不仅体现在对任何社会正义观念的拒绝，而且也体现在对于经济福利产生动机的解释当中。这就好比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单个的棋子都有自己的动力原则，它们加在一起就不同于立法者可能强加的原则，它们加在一起的效用要大于立法者施加规则而产生的效用。有时候，我们谈到自私或者自利，都包含歧视之见。从斯密著作得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窥见这样的信息：自私就好像躲在“看不见的手”之后，人们越关心他们自私的利益，他们就越少依附他人。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常常会促进社会利益，而且比他们真正有意识的促进社会利益更有效。

不可否认的是，人们通过自己努力过程中能够而且的确导致一些不平等，就像我们当今的社会那样，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我们常常谴责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平等，但是在斯密看来，不平等或许正是进步的源泉，他甚至建议法律和政府的最初理由就是保护不平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商业社会的最糟糕的人比野蛮社会的部落首领更加富裕。这或许对于我们作为不平等的弱势群体有借鉴意义（哈哈）。有些观点认为，富人的消费会导致穷人财富的增加，对于市场社会的这种“滋流”效应的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武器，使得古典经济学在18,19世纪大行其道。

通过斯密的思想，我们都能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一个只由自己欲望牵引的交易系统是否能够得到个人想要的所有东西？这种“看不见的手”是否真的能让市场中的每个人效用最大化呢？怎么去判断一个群体或者社会的效用最大化呢？斯密已经做完自己的工作，把对福利思考的接力棒交给了边沁。边沁是功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衡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政策是否得当，其唯一标准就是它们是否拥有增加或者减少群体或者社群的倾向。当然这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个人快乐或者幸福的测量。当我们说社群通过采取一种福利政策而变得更好时，我们根本不是在说任何能够可知或者可测的东西，而只是在表达某种主观的感受。我想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方法能够进行这些判断所需要的人际效用比较。

对于福利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包括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历史学派，激进自由主义等等，都在探索着福利思想的真正含义。关于福利，我有一些问题要问，有些问题是关于福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很有可能无法决定性地解决。而剩下的问题是技术性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实现某些目标所要采取的最有效手段，这些问题在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就拿我们一直说的“权利”，权利，最初一度被视为免受他人侵略性行动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更有可能想到是享受国家福利的资格，比如老人该享受什么权利，儿童该享受什么权利，城市人口该享受什么权利，农村人口该享受什么权利，现在我们的社会都讨论的是这些。当自由主义的观念遇到了集体主义福利理论之后，就变成了积极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要求，如果个人的行动被称为自由或者非强制，那么就必须让他们能够得到某种经济资源或者福利。或许这就是现代福利思想的来源吧！

我们也在常常和亚当斯密有着同样的担忧，担忧非歧视的福利支付会削弱个体性和个人责任，尤其是它们以权利资格形式出现的时候，并且对于接受者方面没有相应的责任要求。它们会创造一种众所周知的“依附性”文化，而不是一种由负责任，自由的主体构成的社会。如果某种社会利益实际上可以无成本地获得，那么它们就会鼓励获利群体的扩大，这有时被称为“道德风险”问题。这让我想到了一些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如今国家对于农村方面的投入在加大，经常会颁布一些惠民政策，比如家电下乡，公共基础的建设等。比如租用农民的土地建设公共设施，一些农民可能因为赔偿问题拒绝执行，个别农民可能漫天要价，进行要挟，而其他人不是谴责这些人，而是纷纷效仿，进而导致这些措施难以推行。在这里我们不谈道德文化问题，就来谈谈权利问题。因为损失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但是这是因为这种权利没有成本，所以就会导致某些人滥用权利，把权利当做特权，进而产生依赖，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纵观福利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奉行放任自由主义的国家，但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却是英国首先宣布建成的。一个宣布让政府负责增进福利的思想是如何与一个严格的自由放任教条联系在一起呢？我们猜测可能的答案就是将政府增进福利仅仅看做是市场产生福利的附属物罢了，也就是说政府对于福利的职能永远是市场增进福利的补充。英国社会精英的骨子里是始终坚信自由放任主义，即使出现凯恩斯这样的“异己”分子，那也是为市场服务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出现在英国，激进自由主义学派出现在英国，新自由主义同样出现在英国的原因。

谈得有点远了，回过头来说，我觉得对于福利的探讨很值得深究。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或许我们不会得到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享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