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白鹿原》以“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裡娶過七房女人”起筆，緩緩講述了白鹿原上一戶白姓人家葬六次、娶七次的故事，由此我們也得以跟隨著人物“白嘉軒”的視角，去細細揣摩清末到民國五十年間的西北黃土地上的風雲變幻。
然而，我們也不禁產生了疑惑：陳忠實的《白鹿原》“娶七房女人”的故事，有何深意？
- 回答：其實，在中國20世紀的文學史上，我們認為《白鹿原》是一部具有鮮明“史志意蘊”和“史詩風格”的小說，就像巴爾扎克說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其實也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民族的命運的“微縮式反映”。古老的中國社會化身為一個叫“白鹿原”的古樸鄉村，“家族”也自然順理成章地成為《白鹿原》揭開民族秘密的“文學載體”，《白鹿原》“娶七房女人”的故事實則奠定了小說的“基調，同時為小說所呈現的廣闊社會風貌做好了鋪墊。
於是，我們從以下內容來了解——
陳忠實
陝西農村疾苦、複雜的“社會網絡”
《白鹿原》“娶七房女人”其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四個女人和後三個女人。這樣子的劃分的理由是“娶”的對象的“貧和富”。小說中原文這樣子寫道：“訂娶這五個女人花費的糧食棉花和騾子合計起來頂的小半個個家當且再其次。”這句話頗為耐人尋味，“訂”字也較為傳神，我們首先看見的是：“白鹿原”上的“婚姻”是無“愛情”的，而這，實為一系列複雜的社會秩序所呈現的“冰山一角”。
1、舊式“婚姻”的標準：在《白鹿原》中隨著前四房女人相繼死去，書中這樣子寫道：“那些殷實的人家誰也不去考慮白鹿村白秉德家淳厚和殷實的家業了。”從中可以看出“家風”和“家業”是白鹿原上婚姻的條件，大家默默遵守著“門當戶對”這一潛在的規則 。我們從娶妻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窺見端倪：西原上鞏家村大戶——南原龐家村殷實人家——北原潘家寨一戶同樣殷實的人家——南原靠近山根的米家堡村，以及第五房女人來自“東原”貧苦木匠家。其實，在白鹿原上的“婚姻”是無愛的，同時，家族又將其視為一種手段，以謀求更“殷實”的發展，這便是當時社會風貌的體現。
而從西原到南原，白家的親家在逐漸“貧窮”下來，這一微妙的變化，是娶進家門的女人相繼死去的巧合所導致的，但也正因為如此，讓舊式“婚姻”的標準無痕跡地浮現與讀者面前。
2、“貧窮”人家的迫於無奈之舉：白嘉軒娶妻到第五房、第六房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家願意讓自己的女兒去“送死”，這兩個媳婦是“交易”來的。第五房木匠家的三姑娘，書中這樣子寫：“正愁養活不過，只要給高聘禮，不太注重男人命軟命硬的事。”第六房是賭徒散光家財之後，以“使正常人咋舌呆腦”的聘禮要求“娶”來的。
從這裡其實側面展現了白鹿原上，也是當時中國“以農為本”社會的狀態：除了殷實人家之外，有無法溫飽有多子女的人家，有家道中落的人家，他們很多時候做出“非人”之舉，實出於無奈，比如“嫁女”。
話劇《白鹿原》
3、愚昧、落後的思想和謠言：當白嘉軒相繼死去四房女人之後，“命硬克妻”的說法，上升成為“那東西上頭長著一個有毒汁的倒鉤”的謠言，第五房、第六房的女子以此為理由恐懼、逃避白嘉軒，甚至白嘉軒自己也“把那貨都落到豬食裡觀察豬吃後的動靜”，直到與白家兩代較好中醫冷先生，“將計就計”以開大補藥方黃成治病，才讓謠言得以巧妙破解。從中可見，當時社會環境，除了嚮往一戶人家的“家風淳樸”之外，與之相對的對於恐懼的事情將其“妖魔化”也是十分常見的事情。
而第五房死於自己嚇自己溺死在澇池，第六房死是因為見到死去的五個女人，從現代的角度看，書中的心理揭示、奇幻色彩，都是對於當時封建迷信的一種涉及。
結論：
《白鹿原》六房妻子的葬娶，看似和小說後面的內容斷看了聯繫，但是仔細推敲，我們發現其悄無聲息地勾勒出一幅當時農村社會的大貌圖 ：艱難生存的狀態、迷信愚昧思想瀰漫、娶妻生子是“家族”大事、家道中落的難以預測的命運等等。
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發現小說種種矛盾和衝突都沒有跳出“娶七房女人”的故事構建的框架：例如旱災時候會有“白家長媳餓死”的情節、鬧瘟疫會和爛女人田小娥死後作祟聯繫在一起等等，都可以在這個“娶七房女人”的故事中找到吻合的地方。（當然革命的情節是涉及新舊社會衝撞的，在此不提及）
書籍《白鹿原》
陝西農村的思想內核：宗法制觀念的體現，以及女性“悲劇”書寫
筆者深以為《白鹿原》亦是一部女性悲劇之書。（ ）小說以“娶七房女人”的故事起筆，也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悲劇的基調，它是和宗法制下的“家族”、“道德”等觀念不斷髮生衝突之下的產物。這是小說在隱隱傳達的內在意蘊——作家筆下陝西農村難以發現的“真實”面貌。
1、“婚姻”的內核是“孝”和“義”而非“愛情”：《白鹿原》七房女人的葬娶其實又可以“白秉德老漢之死”為分界的理由，老漢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讓白嘉軒放棄繁文縟節，加快娶妻，而白嘉軒又礙於孝道，希望能守喪後再娶。在這裡，“婚姻”其實更像是“家族”得以繁衍的一種手段，也正因為如此，在一個“家族”的內部，女性的悲劇釀成，也自然源和此脫不了干係 。
另一方面，從外部的社會關係看，白嘉軒的第七房妻子，是白秉德老漢的知交吳長貴的女子，當白嘉軒希望能買來一個窮人家的女子時候，吳長貴為了報恩，毅然將自己的女兒送去。這其實就是“義”，它又將當時社會的秩序的另一面，通過“婚姻”反映出來：當時的農村小社會，在通過各種方式，比如婚姻，來維持自己的社會聯繫，或出於善，或出於面子都能夠。舉個例子，和上述類似，冷秋月被自己的父親冷先生藥死，其實也是鹿子霖和冷先生維持世交關係之下，發生的出乎意料外又在情理中的悲劇。這也是一種吻合。
陝西農村
2、男權視角下的“女性”和被“男權化”的女性的悲劇：白嘉軒“娶七房女子”的故事其實就是一個悲劇的源頭、基調的奠定。在這裡大致分為四種人：用男權造成女性悲劇的實施者、被男權同化的女性、被迫害的女性，以及即將繼承的使用男權的人。
在《白鹿原》中白秉德老漢對於白嘉軒喪妻的恐慌，用了一句“在賣一匹騾駒”來對答，白母在老漢死後用“不過也是一張破舊的糊窗紙”比喻已經死去的女人。在他們的眼中反映了一個“真實”：女人，在當時的社會是沒有地位。他們其實就代表了當時絕大數人看法。
此外，在白嘉軒“娶七房女子”的故事中，這樣子寫道：“在埋葬木匠衛家的三姑娘的時候，草了的程度比前邊四位有所好轉。”女性在當時地位可見一斑，活著也可想而知。
結論：
白嘉軒“娶七房女子”的故事更像是一個隱喻，將當時“家族”社會的實質通過“婚姻”這一破口揭露出來，同時也然我們看到“悲劇”的根源所在——女性不被平等對待的、被異化認同男權，在這樣的環境在，“悲劇”自然會接二連三的出現，我們後來發現：冷秋月、田小娥、小翠、白家張媳、黑牡丹等等，似乎都和矛盾、利益的糾紛分不離開關係，這和女性在當時社會沒有獨立能力有甩不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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