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未在襄陽躬耕 卻稱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
清代時，襄陽受到眾多民間人士高度重視，表現出非常喜愛的一面，通過《二十一史方輿紀要》這本歷史文化書籍就可以看出。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後金，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在後金改國號前五年，《二十一史方輿紀要》作者顧祖禹出生在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躬耕於常熟虞山，在書中寫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截止目前，並未發現顧祖禹與襄陽有來往的權威文獻。
他是一位忠義人士，更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地理學家，由於心向前明，甚至還投靠過耿精忠，然抱負未了，一生都在沿海省份隱居，在躬耕授業的同時，參考二十一史、100多種地方誌和其他大量文獻，並盡一切可能“覽城廓，按山川，稽道里，問關律”，實地考核異同，歷時30餘年，編著成130卷、280萬字的《二十一史方輿紀要》，頗受後世稱道，被譽為"千古絕作"、"海內奇書"。後來，《二十一史方輿紀要》更名為《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正義鼎然，心懷漢室天下，為復明大業積極行動，然而難遇雄主，仍舊堅持志節，不求名於時，更不求祿於世，長期生活在“貧賤憂戚”的環境裡，寄心事於著述，保存故國文獻，為歷史地理界作出重要貢獻。
《讀史方輿紀要》是按照明末行政區劃，分區敘述歷史地理沿革的珍貴史籍，作者對亡國感到莫大恥辱。雖然受邀為清廷官吏，卻始終拒絕。不求功名利祿的他，將文化延續看的非常重，可以說是無國界文化傳播者，因為晚年曾參與編纂《大清一統志》，由此可以看出，顧祖禹是一個心胸開闊且學術超高的先賢，能夠識時務，放下朝代交替的仇恨，為傳播歷史文化立下功勳。
《清史稿》為顧祖禹列傳，排第二百八十八位，顧祖禹傳如下：
顧祖禹，字復初。柔謙精於史學，嘗謂：“明一統志於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
祖禹承其志，撰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為駁正。詳於山川險易，及古今戰守成敗之跡，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
創稿時年二十九，及成書，年五十矣。寧都魏禧見之，嘆曰：“此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也！”以其書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稱三大奇書。祖禹與禧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經紀其喪。徐乾學奉敕修一統志，延致祖禹，將薦起之，力亂罷。後終於家。
在他看來，襄陽是當時並不多見的充滿漢文化氣息的傳統城市，透過歷史文獻遙著傳世經典，將襄陽定位為天下第一重鎮，戰略地位首屈一指。在《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中，結合歷史事件，論述了湖北的地形，一針見血地指出“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
襄陽地處漢江中游平原，也有襄陽平原或襄南盆地的說法。襄陽城居漢水上流，三面環水，一面傍山，西臨關陝，東達江淮，跨連鄂豫陝，是控扼南北之要衝。四周都是山，北面有伏牛山，東面有大別山，西南有大巴山，西北有秦嶺山脈，是我國曆史上公認的咽喉要塞。東控桐柏、大洪，西扼武當、荊山，漢江環抱，其戰略地位非比尋常。
顧祖禹去世多年後，清代另一本書籍也指明瞭襄陽戰略定位所處的位置。清嘉靖地方誌叢書《湖廣圖經志書》記載：襄陽“挾大江以為池，而崇山以為固……南極湖湘，北控關洛，獨霸漢上。”
《讀史方輿紀要》和《湖廣圖經志書》相比較而言，前者代表民間學術認定，後者代表官方高度認可，無論是出於哪個層面來看，襄陽曆史戰略地位都非常高。
清代時期的襄陽，按地方序列排第二級，隸屬於治所位於武昌的湖北省，儘管在這個時期襄陽不是省會，但也有略相當於現在一線城市的經歷，即湖廣行省提督府駐地。
清代省級駐軍最高長官分為八旗駐防將軍和非八旗駐防提督兩種，湖北省非八旗最高長官就是提督，習稱軍門，是全國十二路陸路提督之一，駐襄陽。透過清代軍部駐址來看，襄陽被稱獨霸漢上也是有原因的。
提督為武職官名，清代提督全稱提督軍務總兵官。簡稱“提督”，作為各省綠營最高將領，品級是從一品，故以封疆大吏自居。清代提督主要負責統領一省的陸路或水路官兵，主要分為陸路提督、水師提督兩種，掌管區域達一至數省軍務，受總督和巡撫節制。
據乾隆《襄陽府志》記載，主要有分守安襄鄖道署、襄陽縣舊署、縣丞、典史署、襄陽衛署、提督學院行署、襄陽鎮左營遊擊署、襄陽鎮右營遊擊署、守備司及湖北提督署等。
這些官署中，有些級別相當高。例如湖北提督署的“一把手”，從一品銜，統轄湖北各營綠營兵。相關兵志上也記載：“湖北提督，節制二鎮，統轄提標五營，兼轄黃州、漢陽二協，荊州城守等營。”五提標營是中營、左營、右營、前營、後營；二協是黃州協、漢陽協；九城守營是蘄州營、荊州城守營、武昌城守營、德安營、興國營、均光營、襄陽城守營、荊門營、安陸營。這相當於如今一個軍區司令部駐地了。
當然，歷史上，襄陽作為軍區司令部駐地是很常見的。最早應是漢末劉表將荊州治所移至襄陽，西晉時羊祜、杜預也曾鎮守襄陽；南北朝時僑置雍州以襄陽為中心，設寧蠻校尉等；一直到清代，湖北提督署作為區域最高軍事機構，仍駐襄陽。
此外，清代襄陽雖然是地方二級行政區，隨著更革，湖北省增設分守安襄鄖道等五道，凌駕於府州之上，分守安襄鄖道駐地襄陽縣，兼管轄區水利，管轄鍾祥、京山、天門、潛江、襄陽、宜城、南漳、谷城、棗陽、光化、均州、鄖房、竹山、竹溪、保康、鄖西、荊門直隸州、當陽、遠安等地。
襄鄖荊道是省與府之間的行政序列，一般不當作行政區劃，但從清代中後期開始，逐漸明確總攬管轄政區，道臺駐於襄陽，意味著地位提升。
綜上所述，襄陽在清代時期的湖北省就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國文史界也是一個明星，《讀史方輿紀要》、《湖廣圖經志書》兩部文獻完全可以佐證。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讀史方輿紀要》作者顧祖禹與襄陽幾乎沒有一點關聯，他根本沒有來過襄陽，可是卻能夠結合古書記載把襄陽定位天下最重。這讓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已故文學大家，此生甚愛襄陽，作品中多次提及襄陽，因當時襄陽沒有與他的所在地通航而未踏入襄陽半步，至終遺憾。
古時候的襄陽恐怕能夠和今天的廣州、青島、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並齊，是廣大群眾都心生嚮往的地區，襄陽確確實實地影響到許多人。自漢以來，代為重鎮，所言非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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