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未在襄阳躬耕 却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清代时，襄阳受到众多民间人士高度重视，表现出非常喜爱的一面，通过《二十一史方舆纪要》这本历史文化书籍就可以看出。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在后金改国号前五年，《二十一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出生在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躬耕于常熟虞山，在书中写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截止目前，并未发现顾祖禹与襄阳有来往的权威文献。
他是一位忠义人士，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由于心向前明，甚至还投靠过耿精忠，然抱负未了，一生都在沿海省份隐居，在躬耕授业的同时，参考二十一史、100多种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献，并尽一切可能“览城廓，按山川，稽道里，问关律”，实地考核异同，历时30余年，编著成130卷、280万字的《二十一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后来，《二十一史方舆纪要》更名为《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正义鼎然，心怀汉室天下，为复明大业积极行动，然而难遇雄主，仍旧坚持志节，不求名于时，更不求禄于世，长期生活在“贫贱忧戚”的环境里，寄心事于著述，保存故国文献，为历史地理界作出重要贡献。
《读史方舆纪要》是按照明末行政区划，分区叙述历史地理沿革的珍贵史籍，作者对亡国感到莫大耻辱。虽然受邀为清廷官吏，却始终拒绝。不求功名利禄的他，将文化延续看的非常重，可以说是无国界文化传播者，因为晚年曾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由此可以看出，顾祖禹是一个心胸开阔且学术超高的先贤，能够识时务，放下朝代交替的仇恨，为传播历史文化立下功勋。
《清史稿》为顾祖禹列传，排第二百八十八位，顾祖禹传如下：
顾祖禹，字复初。柔谦精于史学，尝谓：“明一统志於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
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譌袭谬，皆为驳正。详於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
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乱罢。后终于家。
在他看来，襄阳是当时并不多见的充满汉文化气息的传统城市，透过历史文献遥著传世经典，将襄阳定位为天下第一重镇，战略地位首屈一指。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结合历史事件，论述了湖北的地形，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
襄阳地处汉江中游平原，也有襄阳平原或襄南盆地的说法。襄阳城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鄂豫陕，是控扼南北之要冲。四周都是山，北面有伏牛山，东面有大别山，西南有大巴山，西北有秦岭山脉，是我国历史上公认的咽喉要塞。东控桐柏、大洪，西扼武当、荆山，汉江环抱，其战略地位非比寻常。
顾祖禹去世多年后，清代另一本书籍也指明了襄阳战略定位所处的位置。清嘉靖地方志丛书《湖广图经志书》记载：襄阳“挟大江以为池，而崇山以为固……南极湖湘，北控关洛，独霸汉上。”
《读史方舆纪要》和《湖广图经志书》相比较而言，前者代表民间学术认定，后者代表官方高度认可，无论是出于哪个层面来看，襄阳历史战略地位都非常高。
清代时期的襄阳，按地方序列排第二级，隶属于治所位于武昌的湖北省，尽管在这个时期襄阳不是省会，但也有略相当于现在一线城市的经历，即湖广行省提督府驻地。
清代省级驻军最高长官分为八旗驻防将军和非八旗驻防提督两种，湖北省非八旗最高长官就是提督，习称军门，是全国十二路陆路提督之一，驻襄阳。透过清代军部驻址来看，襄阳被称独霸汉上也是有原因的。
提督为武职官名，清代提督全称提督军务总兵官。简称“提督”，作为各省绿营最高将领，品级是从一品，故以封疆大吏自居。清代提督主要负责统领一省的陆路或水路官兵，主要分为陆路提督、水师提督两种，掌管区域达一至数省军务，受总督和巡抚节制。
据乾隆《襄阳府志》记载，主要有分守安襄郧道署、襄阳县旧署、县丞、典史署、襄阳卫署、提督学院行署、襄阳镇左营游击署、襄阳镇右营游击署、守备司及湖北提督署等。
这些官署中，有些级别相当高。例如湖北提督署的“一把手”，从一品衔，统辖湖北各营绿营兵。相关兵志上也记载：“湖北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黄州、汉阳二协，荆州城守等营。”五提标营是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二协是黄州协、汉阳协；九城守营是蕲州营、荆州城守营、武昌城守营、德安营、兴国营、均光营、襄阳城守营、荆门营、安陆营。这相当于如今一个军区司令部驻地了。
当然，历史上，襄阳作为军区司令部驻地是很常见的。最早应是汉末刘表将荆州治所移至襄阳，西晋时羊祜、杜预也曾镇守襄阳；南北朝时侨置雍州以襄阳为中心，设宁蛮校尉等；一直到清代，湖北提督署作为区域最高军事机构，仍驻襄阳。
此外，清代襄阳虽然是地方二级行政区，随着更革，湖北省增设分守安襄郧道等五道，凌驾于府州之上，分守安襄郧道驻地襄阳县，兼管辖区水利，管辖钟祥、京山、天门、潜江、襄阳、宜城、南漳、谷城、枣阳、光化、均州、郧房、竹山、竹溪、保康、郧西、荆门直隶州、当阳、远安等地。
襄郧荆道是省与府之间的行政序列，一般不当作行政区划，但从清代中后期开始，逐渐明确总揽管辖政区，道台驻于襄阳，意味着地位提升。
综上所述，襄阳在清代时期的湖北省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国文史界也是一个明星，《读史方舆纪要》、《湖广图经志书》两部文献完全可以佐证。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与襄阳几乎没有一点关联，他根本没有来过襄阳，可是却能够结合古书记载把襄阳定位天下最重。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已故文学大家，此生甚爱襄阳，作品中多次提及襄阳，因当时襄阳没有与他的所在地通航而未踏入襄阳半步，至终遗憾。
古时候的襄阳恐怕能够和今天的广州、青岛、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并齐，是广大群众都心生向往的地区，襄阳确确实实地影响到许多人。自汉以来，代为重镇，所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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