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培養主任醫師需要25年 我死了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天天就這樣作息不規律,我就擔心有時候我會突然死掉。但我不能死,我的家庭責任、醫療責任都沒有盡到,我現在是主任醫師,我們差不多用25年時間才有可能培養出來一個這樣的,我現在44歲,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這是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卒中中心主任醫師朱良付在紀錄片《中國醫生》中的一段話,聽來心酸,卻道出了很多醫生的心聲。

中國醫生,不敢死。

國家培養主任醫師需要25年 我死了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2020初,一場疫情改變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生活,有人不得已宅在家數十天,有人大年初一開始就無法休息,但如果要評最辛苦的人,恐怕沒人有異議,那就是至今仍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

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數據,疫情發生至今,已有超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其中已有些人永遠離開了我們。

一批醫護人員倒下去的時候,更多人頂了上去,迄今為止,全國有3萬餘名醫護人員馳援湖北。縱然病毒兇猛,縱然物資緊缺,“逆行者”依舊迎難而上。

而在《中國醫生》中,幾位醫生的側影,更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個可感、可知、可愛的中國醫生。

1 她一邊說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一邊讓我給她測血壓

朱良付分享過一個故事。

有個老爺子在病房時和朱醫生關係很好,後來病情惡化,沒搶救過來。

老爺子的老伴看到朱醫生的第一句話是:“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在老太太眼中,是朱醫生害死了她家老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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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她說完這句話後,她伸出胳膊對朱醫生說,你給我測下血壓,我血壓有點高。

這個故事可能是很多醫患矛盾的縮影。

去年,幾起傷醫事件仍歷歷在目,北京民航總院女醫生楊文被窮兇極惡的患者家屬連砍數刀而亡,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遭患者砍傷恐再無法拿起手術刀,這些以救人為己任的醫生卻成為醫患矛盾的犧牲者。

長期的工作習慣使得朱良付在手術前用手機為患者家屬錄音,反覆交待病情和風險,其實,知情同意書早已簽過。但對醫生而言,這一紙文件並不能成為免死金牌。

與生命而行,本就充滿風險,但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醫生,其實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這種風險——把選擇權交給家屬。

不做手術肯定沒救,做手術也可能人財兩空,你做不做?

面對複雜難懂的病情,絕大多數只可能茫然得望著醫生,期待醫生給出答案。

而在這部紀錄片中,幾乎每一位醫生都給出了自己傾向性的判斷,這種傾向性的判斷無疑給自己增加了風險,如果失敗,家屬很有可能責怪醫生。

一個好醫生的擔當就在此。

鼓樓醫院急診科主任醫師王軍語速極快,與家屬溝通講話非常直接,“人財兩空”是他經常掛在嘴上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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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48歲的重傷員送到急診科,王軍檢查後發現病人情況非常糟糕,與家屬溝通治療方案。

面對跪下來求他救治的家屬,王軍仍然說完了三種結果:一是好轉,二是人財兩空,三則是更差,成為植物人。

他說,“我不喜歡模稜兩可說話,我比較直率,我覺得我站在他的角度告訴他可能的結果,雖然最後的決定是家屬拿,但你站在家屬的角度為他考慮,他會認為你是個好醫生。”

2 比病更難醫的 是人心

徐曄是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的住院醫師,28歲,中山大學博士畢業,工作三年。

年輕、帥氣、溫柔,可能是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他也因為帥氣吸了不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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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吸粉的是他對病人負責的態度。

59歲的老劉因為煤氣爆炸全身皮膚百分之九十五重度燒傷,從老家緊急轉院到南京,生命垂危。

經過搶救,老劉病情暫時平穩,但是要完全脫離生命危險,必須治皮。因為燒傷面積過大,植皮費用要在百萬以上。

老劉的老伴也被燒傷,情況稍好,在老家的醫院治療。一家突然有兩個重度燒傷病人,讓這個家庭陷入陰雲。

片子開始時,老劉的兒子對著鏡頭說,父母是責任,父母生病了兒女照顧是本分,這個說不上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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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斷增加的治療費用讓這個家庭漸漸動搖。

徐曄也在努力。在醫院開設的救助會議上,他為老劉爭取了2萬元的救助。

對於治療方案,徐曄也給家屬提出了最省錢的辦法,先把燒傷最嚴重的手部植皮做了,避免因感染造成生命危險。病情平穩之後可以轉回當地醫院。

片子記錄了徐曄多次與家屬的談話,勸他們先進行一次植皮,植皮後老劉救治希望很大。

老劉的兒子猶豫了,就算先植一次,也需要二十萬。他剛剛辦了個小廠子還沒掙錢,現在如果賣廠子就虧大了。

正當徐曄努力想治療方案時,老劉卻突然被家屬接出院了。

面對著空蕩蕩的病床,徐曄難掩失落,“治癒的希望很大”。他很清楚,老劉家鄉的醫院基本不可能處理這樣燒傷,把他接回去,無疑是判了死刑。

徐曄分享了前輩的一句話,很多重度燒傷病人,治療到後期起決定作用的往往不是醫術,有時候醫術還沒遇到瓶頸,人心卻已經遇到了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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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生而言最失落的,莫過於一個有機會被救活的生命,卻因為種種原因錯失了治療機會。

3 別的醫院都不收她 但我還有一點辦法

李燕28歲,胃癌晚期,來到鼓樓醫院的時候,醫生推斷她只有十幾個的月的壽命了。

魏嘉接診了她。李燕還有一個10歲的兒子,父母都希望全力救治好女兒,李燕很年輕、樂觀,魏嘉想幫她活下去。

李燕術後情況不好,癌細胞出現多處轉移,魏嘉就請全院多學科醫生為她會診,試圖選擇更合適她的治療方法。知道李燕家裡條件不好,魏嘉也會評估,給她選擇最省錢、療效最好的方案。

何宇軒來自成都,今年十歲,患上了重型再生障礙性貧血。為了給兒子治病,他的父母跑遍了四川、天津、河北的多家醫院,最後來到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找到了孫自敏醫生。

孫自敏是安徽省臨床醫學重點學科--血液科的學科帶頭人,主攻臍血移植。在她帶領下,目前,中國科大附一院造血幹細胞移植中心已成為全球臍血移植病例數最多的移植單中心,每年移植例數佔全國總例數的2/3以上,首例成功移植患者已健康生活近20年。

無數走投無路的血液病患者,在她這裡看到了希望。

不為人知的是,孫自敏曾因為所在的血液科15年沒救活一個病人,感到絕望想要轉行。

1993年,孫自敏的一位大學同學患上白血病,輾轉多家醫院後來到了孫自敏所在的醫院。儘管想盡了各種辦法,這位漂亮的女同學還是在孫自敏身邊走了。

同學的離世和無數病人及家屬的期望,讓她堅定信念:一定要攻克白血病。

這樣的信念最終成為使得,她所在的科室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也給無數像何宇軒一樣的孩子看到了希望。

輾轉6家醫院後,10歲的何宇軒臍血移植成功。

另一邊,患癌4年後,李燕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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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說,其實很多腫瘤病人到後期已經沒法治了,他可能跑去很多家醫院人家都不會收。這個時候,病人帶著最後的希望和全部的信任找到你,這個時候你說,我還有一點辦法,這就是腫瘤科醫生最大的成就感。

幾十年的刻苦鑽研,就是為了在他們走投無路時說一句,也許我還可以幫你。

這就是中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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