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詳解“子午谷奇謀”（一）：魏延之野望》中，我們已經詳細介紹了“子午谷奇謀”的具體內容。可以看出，魏延提出的方案，並不是從子午谷進兵這麼簡單，而是包含了路線規劃、奇正配合、敵方主帥性格分析、軍需物資籌備、敵我進兵時間差等多方面因素的一個綜合論證。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首次北伐的突然性，奇襲長安、阻塞潼關，從而一舉奪控關中地區。
魏延的總方案：奇正兩路進兵，奪取關中、阻塞潼關
“子午谷奇謀”確是非常冒險的，假如付諸實施也難免會遇到種種困難和意外，很有可能會遭到失敗。但是，這一方案也建立在詳細的調查與論證的基礎上，其現實的可行性，以及可能產生的戰略性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
我們都知道，歷史事實是諸葛亮最終否決了這一方案，決定從祁山道進兵、進攻隴右。諸葛亮認為這是“十全必克”之策。而魏延則認為諸葛亮膽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對於諸葛亮的決定，人們通常以為他是擔心蜀軍從子午道進兵遇阻，遭受大的損失。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三國演義》裡描寫道：
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
其實，小說作者附會的這些話，是大大地誤解了歷史上諸葛亮的真正用意。諸葛亮否決“子午谷奇謀”有著更深層次的理由。對於這個問題，本文將做出詳細的分析和解釋。
一、“子午谷奇謀”本身究竟有多大的風險？
值得反思的是，“子午谷奇謀”的風險真的大嗎？尤其是從全軍統帥諸葛亮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可以明確斷定，至少就直接執行過程來講，“子午谷奇謀”的風險並不大。
首先，子午道進兵有受阻的可能，但是概率並不高。“子午谷奇謀”的戰略背景，就是蜀漢首次發動北伐，此舉出乎曹魏的意外，後者完全沒有準備。《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清楚地解釋了原因：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
此前，魏國連年對孫吳用兵，主力軍團部署在東南前線，關中兵力空虛。主帥夏侯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對敵情也不會太重視。在這種情況下，魏延率領僅1萬人的精銳部隊，從偏僻冷門的子午谷棧道進軍，又有主力大軍出兵褒斜道的掩護，加上注意搞好保密，是完全可以隱匿行蹤不被魏軍提前發現的。至於被魏軍在狹隘穀道中設伏殲滅的可能性就更微小了。（另外，魏國在漢中東面設有魏興郡，在今石泉縣一帶也有前哨部隊，但是兵力很少，和關中魏軍也缺乏協調，不會造成威脅。）
魏延由子午道進兵形勢圖
當然，除了情報洩露，該計劃還可能因為其他因素而失敗，尤其是天氣。公元230年（蜀國首次北伐的兩年後），魏國數路大軍攻蜀，主帥曹真率部走子午道，就是因為遭大暴雨、道路破壞而被迫退回。
“真以八月髮長安，從子午道南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
不過，天氣干擾畢竟是一個偶發的因素。尤其是蜀軍發起北伐是在春季，遭遇暴雨的概率也會更低。總之，即使加上此類小概率事件的影響，蜀軍進兵受阻的可能性也並不像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高。
這裡附帶說一句，所謂“明末高迎祥走子午道結果被殲滅”的說法，其實是以訛傳訛。高迎祥義軍覆滅的地點是黑水峪（今陝西周至黑河水庫），該地更靠近儻駱道（駱谷），而並非子午道。（具體可參見網文《闖王高迎祥當真奇出子午谷？別被誤導，事實如此》）
其次，即使子午道進兵受阻或遇伏，給蜀軍帶來的損失也可控 。不論是消息洩露被敵軍阻擊，還是受天氣阻撓無法順利到達，蜀軍都可以原路退回漢中，最極端的情況就是被伏擊包圍，但是即使全軍覆沒也只有1萬人，這對於總兵力8萬餘人的蜀軍來說還是可承受的損失。至於走褒斜道的諸葛亮大軍，更是可以確保安全返回，基本沒有風險。
第三，後續的形勢發展雖然複雜多變，但是成功也有一定的把握，並且損失同樣可控。蜀軍順利走出子午道，按預計時間抵達長安城之後，雖然將會面臨很複雜的局面，有著極大的變數，但是在魏軍缺乏準備、兵力空虛、主帥無能的情況下，奇襲奪取長安和潼關的把握也還是有的。同樣地，即便遭遇意外的失敗，也可爭取及時退兵，即使先頭部隊全部損失了，也不會危及主力大軍的安全，不會傷及蜀國的元氣。
然而，與可能遭受的失敗和損失相比，該計劃成功帶來的戰略利益則是太大了。一舉奪佔關隴地區，蜀國的領土、人口將增長一倍以上，可投入戰爭的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將更加充足。依託關中地區作為對曹魏用兵的前沿基地，後勤補給線路可以大大縮短。在戰略地理上，也將對曹魏處於居高臨下、“扼亢拊背”的有利位置。如此一來，蜀魏兩國間的國力對比、戰略態勢都將發生明顯的改觀。
二、“子午谷奇謀”的真正問題，是將會引發魏蜀兩國的戰略決戰
如上所述，就具體執行過程來講，“子午谷奇謀”並無太大的風險。但是，如果從該方案成功之後產生的影響及可能引起的連鎖反應來考慮，情況就又不同了。蜀軍一舉奪取關隴地區，必將引發魏蜀兩國之間的全面戰略決戰。
關中向來是扼控天下的戰略要地。從西周到秦、西漢，關中一直是定都之地。東漢以及曹魏（在曹丕篡漢之後）雖然定都洛陽，但長安仍可與之並列為“兩都”。而且，關中緊鄰著河洛地區，直接威脅著魏都洛陽的安全。因此，蜀漢如果奪取了關中，對曹魏的威脅要遠遠大於佔據江東、荊州的孫吳。曹魏必將集中力量來與蜀漢爭奪關中地區。
不難想象，魏國首先要將主力軍團調回洛陽附近，並控制長安洛陽之間的潼關等險要。這樣既保證了首都安全，又為進攻關中做好了準備。在由潼關正面進攻關中的同時，魏軍還可以從蒲津渡、武關道發起進攻，並聯絡隴西地區的魏軍予以策應。另外，魏軍還可以抽調兵力從西城（今陝西安康）、祁山等地進攻漢中。相應地，蜀軍也必須分兵組織起多路防禦。魏蜀兩軍將在從關中、河洛到隴西、漢中的廣大地域內展開對抗。
魏軍多路反攻設想圖
對於這種戰略決戰的前景，我們可以看一下歷史上劉邦還定三秦之後的局面。（魏延想要“仿韓信故事”，也是想要仿照劉邦爭奪天下的策略。）劉邦暗度陳倉、基本佔領關中之後，就東出函谷關，聯合諸侯一起進攻項羽的大本營彭城。而在項羽從齊地回師反攻之後，楚漢雙方就展開了一場持續近三年之久的戰略決戰。劉邦在正面戰場（滎陽、成皋一線）與項羽對壘，韓信、彭越、英布等人則從側翼和後方實施包抄和襲擾，逐漸形成了對項羽的戰略包圍，最終贏得了決戰的勝利。
可見，如果蜀國採取激進路線，想要一舉奪取關中地區並將之作為進攻曹魏的前進基地，就勢必要全力投入與魏國的戰爭，並且是長期的、持續不斷的戰爭狀態，最終決出一個勝負（或兩敗俱傷）。或許，魏延期待的正是這樣一場決戰，從中他可以獲得發揮才幹、建立功勳、提升地位的機會。當然，蜀國如果想實現恢復漢室的目標，也需要在適當的時機展開與魏國的決戰（還有對吳國的決戰）。只是，我們不能忘記這樣一條軍事原則：“避免不利決戰，執行有利決戰。”在公元228年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時候，蜀國與魏國全面開戰的時機成熟了嗎？蜀國此時投入決戰究竟能有幾成勝算？
三、蜀國投入戰略決戰的勝算有幾何？
顯然，從現實條件來看，蜀國贏得戰略決戰的可能性很小，而失敗的風險則極大。這正是諸葛亮的顧慮所在。
從綜合國力對比上看，魏蜀兩國按行政區劃是9：1（東漢十三州，魏佔了九個，蜀只有一個益州），按人口是5：1（魏國滅亡時有443萬人，蜀國滅亡時有94萬人），按軍隊數量也是5：1（魏國總兵力約50萬人，蜀國約10萬人）。實力差距太懸殊了。
三國時期的人口和生產力大部分屬於魏國
從軍隊戰鬥力素質上看，在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蜀軍的戰鬥力要弱於魏軍。儘管劉備曾在漢中擊敗過曹操，但是此後歷經荊州、夷陵的連續挫敗，蜀軍元氣大傷。經諸葛亮重整之後，蜀軍僅在南征中打過弱敵南蠻，北伐初期對抗魏軍時明顯不能適應。《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提到：
漢晉春秋曰：......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第一次北伐，兩路蜀軍（一路馬謖，一路趙雲）都是以多打少卻敗於敵，其中雖有將領指揮的責任，但同時也體現了軍隊戰鬥力的不足。顯然，此時就與魏軍決戰，意味著多路以寡擊眾，是絕無勝算的。
從人才儲備上看，蜀國和魏國的差距更加顯著。蜀國要贏得與魏國的決戰，需要在多個戰線上任用合格的、能獨擋一面的將才，同時為了在全國進行戰爭動員以及鞏固消化新佔領的關隴地區，也需要大量的行政管理人才。但是，蜀國的人才儲備並不充足，與魏國相比甚至不在一個量級上。
在盟友條件上看，蜀國與魏國決戰時，並不能指望從吳國得到多少幫助。吳軍擅長的是水戰、山地戰，在北方平原戰場上的野戰能力較弱，對魏軍的牽制作用有限。而且不能忘記，孫權過去就有背後捅刀的歷史，在魏蜀決戰時更可能採取旁觀和平衡漁利的立場。
當然，儘管有諸多的不利條件，畢竟還是有這麼一句話：“事在人為”。對照楚漢相爭的歷史，劉邦集團最初也只有漢中巴蜀之地，與項羽相比同樣在領土、人口、軍隊數量和戰鬥力等方面處於劣勢（但在人才上有優勢），而這些問題都在發展中得到了解決。因此，如果主觀上做出足夠的努力，強弱對比形勢也是可以轉化的。
四、更深層次的短板
然而，從更深層次來看，蜀國的內外環境又存在著根本性的短板，這將使得主觀努力也成為不可能。
第一個短板：戰略地理環境不能提供足夠的發育時機。在楚漢相爭時，各路諸侯眾多，首先起兵反對項羽的是齊國田榮，之後才是劉邦。對項羽來說，齊地近而漢中遠（且有秦地和韓地作緩衝），因此項羽採取了先齊後漢的策略，這就給劉邦提供了從容發展的時機（有半年以上的時間來平定關中各地）。但是，蜀漢北伐時則不然，魏都洛陽緊鄰關中而遠離東吳，必然將主攻矛頭轉向蜀國，而且調集援軍的速度將是很快的，按魏延的估計也僅有二十餘日。這樣，蜀國還來不及鞏固消化關中地區，就要應對魏軍的多路進攻。沒有足夠的時間，就難以建立起穩固的防禦，也來不及吸收和轉化關中地區的資源。
劉邦還定三秦時項羽正忙著鎮壓齊地
第二個短板：諸葛亮及其下屬不能適應全面戰爭形勢。諸葛亮的性格特徵（謹慎、事必躬親）與劉邦（豁達大度、善於駕馭豪傑）相比，還是存在差距。而且，劉邦手下都是隨他一起反秦的草莽英雄，而諸葛亮卻沒有參與漢末群雄並起的草莽階段，手下的武將包括魏延都是劉備留下的人才，而諸葛亮自己的親信下屬則主要是荊州文士。這樣一種領導集團的構成，內部潛伏著不安定因素，將難以適應高度複雜混亂的全面戰爭形勢。
第三個短板：蜀漢的權力結構也不支持長期對外戰爭。對外征伐的前提是內部權力結構的穩定。處於初創期的政權通常由君主在外征戰，由得力大臣在內負責行政後勤，例如“劉邦-蕭何”、“曹操-荀彧”、“劉備-諸葛亮”的分工。處於穩定繼承期的政權則可由君主坐鎮後方調度，派遣前方統帥負責具體戰役指揮，例如“孫權-周瑜/陸遜”的分工。但是，蜀漢政權在第一次北伐時的權力結構，卻是掌握實權的丞相在前方，名義最高領導、已成年的皇帝劉禪在後方。諸葛亮雖然掌握了軍政大權，但是法理上並不完全能支持這種權力，他安排在後方主政的下屬更沒有足夠權威來對抗皇帝的意志，因此後方對戰爭的支持並不穩定可靠。另外，同樣具有輔政大臣資格的李嚴，與諸葛亮的合作關係也並不十分牢靠（在第四次北伐時就發生了矛盾）。所以，蜀漢國內的形勢也不容許與魏國展開長期、激烈的決戰。
五、結語
綜上所述，魏延的“子午谷奇謀”本身具有可行性，但是其後果影響卻是蜀國無法承受的。由於現實條件的不允許，蜀國不能貿然投入與魏國的決戰，因而在初始的進攻目標上也就不能過於激進。所以，諸葛亮的決策旨在避免不利決戰、不賭國運，這應當說是正確的。
反過來講，這一方案，也體現出魏延過於偏重戰場謀劃，而對戰略全局的思考不足。雖然魏延想要效仿韓信，但是兩人的水平還是有高下之分的。就拿兩人各自的“漢中對”來看，韓信答劉邦曰：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而魏延答劉備則是：
“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
因此，如果說韓信是軍事能力超強而政治意識薄弱的話，那麼魏延或可說是戰術能力超強而戰略意識薄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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