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延巳初入仕途，被南唐烈祖任命為秘書郎。李璟即位後，馮延更位居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但在朋黨之爭中，馮延巳的相位四上四下，經歷了南唐的鼎盛與衰落。馮延巳具有高雅而全面的文化修養和藝術情趣加之其獨特的個性稟賦和敏銳情感，在詞的創作上取得重大成就。關於他的詞作，馬興榮先生在《中國文學大百科全書》中說：
“馮延已詞已於宋初多散佚，宋代陳世修輯錄得一百二十首，名為《陽春集》，有四印齋刻本。但其中雜有溫庭筠、韋莊等人的作品，據說還有歐陽修之作，較為可靠者近百首。在五代詞人中，他是詞作流傳下來最多的一個。其詩則僅存斷句。事蹟見馬令、陸游二家《南唐書》，今人夏承燾有《馮正中》年譜。”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不僅可以瞭解到馮延已詞的創作情況，而且還可以獲取一個隱性信息:《陽春集》中之所以雜有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的詞，是因他們的詞風極為相近，這一點筆者將在後文展開論述。馮延已所處的南唐對外的幾次戰爭，並沒有取得勝利，反而導致其走向衰亡的命運，這就決定了馮延巳的詞必然包涵一種深沉的哀思。政治生活中，在黨派鬥爭中周旋，使馮延幾經宦海沉浮，所以雖然身為宰相，可是深處政治漩渦中的馮延巳也有著在中國文人思想裡極其普遍的政治痛苦，這樣的痛苦與哀思在現實外化過程中就凝成了一首首抒情詞。
歐陽修
但是陳世修在《陽春集序》中將馮延巳的創作緣由闡述為“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因為有這樣簡單的直接創作動機和其深刻的間接抒發情感的需求，所以就必然造成馮延已詞作的“其旨隱，其詞微”的特徵。雖然其作品的內容沒能脫離《花間集》那種閨閣的情調，遣興娛賓，表現出當時流行的市民俗趣，但其詞卻毫無低級庸俗之處，被王國維評價為“堂廡特大”，表現出柔婉清幽的尚雅趨勢。
筆者據曾昭岷等編的《全唐五代詞》對馮延巳詞進行分析統計，發現馮延已詞主要是以女性化視角展開，描寫女性心理感受，詞之內容以女性情感以及與女性有關的男女情感為主。因此可以說馮詞基本上是以女性題材為主，但是這些女性題材絕大多數是淡化的、朦朧的。這一點，既不同於李煜詞書寫家國之悲的士大夫懷抱，不同於花間詞中明確的女性題材，而是與晏歐詞大體相若。故此清人馮煦《唐五代詞選序》中這樣說：“我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啟晏、歐。”
李煜（插畫）
也就是說，馮延使詞昇華到一種與詞本體不離不即的狀態，一種以情感為中心的抒情狀態。其中的淡化的女性題材與朦朧的哀怨之美，具有與晏歐詞相似的表現手法，呈現出柔美深婉、清幽雅緻的女性化特徵。《花間集》中描寫的女性形象、女性情感很多，可是像馮延巳這樣敏感纖細、幽微典雅又悲劇意味十足的情感卻極為少見。究其成因，筆者認為有如下兩個方面：
（一）南唐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
南唐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加之黨爭劇烈，使馮延巳的內心存在著一種潛在的壓抑情緒。正如有學者所言：“繁亂危苦的境遇，使他們的心中普遍積鬱著一種欲言而又難於直言的苦衷同時南唐君臣不只是把詞作為歌酒享樂的消遣品，而能視其為新聲‘樂府’，予以一定地位，以詞言志的意念較強。”因而即使是在女性閨音的作品中也沉澱著一種濃厚深沉的痛苦與掙扎。
五代十國時期戰亂頻發，以武力軍事保護政權，所以就出現了重武輕文的傾向。雖然南唐有較強的文化氛圍，君主比較重視文人，但是在大的歷史潮流之中。所以馮延巳的詞作主要是以柔美的閨閣作為情感表達的主要空間。因此馮延巳詞中的情感表現得豐富而深沉，其表達方式更是曲折婉轉，極具詞本體的女性化特徵。南唐的地理位置正是今天江西、安徽、兩湖一帶，自然條件良好，物產豐富，另外從中晚唐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南移，而且此地區風光秀美精緻，造就了馮延作品中那種江南小調一樣的委婉精緻，而非塞外民歌的豪放。這也是馮延巳詞具有柔婉清雅的女性化特徵的外在因素。
（二）個人性格因素所致
“雨（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可見馮延已是一個才華橫溢之人，《釣磯立談》中曾記載馮延巳政敵孫晟和馮延巳的對話：“文章不如君（馮延）也，技藝不如君也，詼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計也。”足見其文采。王國維有言：“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為一個頗具文采的詞人，馮延巳的內心總如赤子一般，對自然人生的變化抱有敏感的知覺，在其詞中飽含著對生命的思索和對人生深味的悲涼。這種女性化的悽美感傷，鑄成了馮延已詞柔婉清雅的女性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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