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了解帕慕克是因为《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那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土耳其，了解奥匈帝国辉煌过后的伊斯坦布尔，也知道了土耳其族人的历史，也开始慢慢去了解他们的文学，在平日我可能会通过纪录片和电影去了解，但是节目中的帕慕克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所以我开始阅读阅读这本《我的名字叫红》，准备从它这里开始慢慢了解土耳其。
《我的名字叫红》在我的眼里更像是一部电影的剧本，它有两条主线，一是谋杀，一是爱情，可以说非常“好莱坞”。也非常具有畅销小说的特征：谋杀、悬疑、爱情的结合体。但也充满了作者的哲学，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说过：“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冰山原则”。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者，大部分都是不可靠的。它采用了所谓pov（the point of view）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混杂了爱情，推理，哲学的故事。
故事从一场凶杀案开始，秘密接受苏丹绘图计划的高雅先生被人暗杀。黑怀着得到美丽的寡妇谢库瑞的欲望，从遥远的东方归来。却谢库瑞的父亲姨夫大人告知，他必须找到杀人凶手才能和谢库瑞结婚。而凶手的范围，是接受苏丹采用新绘画计划的三名画家。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黑发现了在平静的伊斯坦布尔暗流涌动。画家们为了是否像法兰克风格学习而争斗不已，互相残杀。寻找凶手的人物进展缓慢，就在这时，姨夫也被人谋杀了，苏丹震怒，命令黑和画舫主管奥斯曼大师三天之内找到凶手。在截止日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黑逐一找到三名画家，在一系列紧张的对峙之后，真想终于大白。
而故事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黑与谢库瑞的爱情故事。谢库瑞一直在自己的小叔子和黑之间摇摆不定，而随着故事的推进，她终于接受了黑。两人最后生活到了一起。
从我的名字叫红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采用了和本文相同的叙事方法。整个故事由四段叙述组成。读者只能从各个叙事主人公的主观视角中出发来寻找拼凑整个故事。每一个叙事主人公视角都是“不可靠”的。比如《喧哗与骚动》中第一个视角班杰，我们从一个三十多岁的智障的角度听了一遍故事。如果没有多次阅读或者阅读脚注，我们对文章中的词语的无法理解。更别说主人公班杰没有时间观念，经常把不属于同一个时空的事情放到同一个时空来阐释。但《我的名字叫红》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叙事技巧，一方面，叙事的主角大大增多，在全文的五十九个段落之中，有二十个叙述者。而这些叙事者的身份，比《喧哗与骚动》更进一步，更加不可信。本文一开始的叙事者就令人生疑——死去的高雅大师，作为一个死人，他絮絮叨叨为自己辩解。而文章中另外一个叙说视点来自咖啡馆的说书人和他说书使用的图画。有时候这些图画借着说书人的嘴讲自己的故事，有时候这些图画甚至踢开说书人，自己发声。有时，一些推动故事发展的其他图画也开始说话，比如在奥斯曼大师用“仕女法”发现凶手在画马时总有破绽时，一幅马的图画就开口说话，讽刺了凶手喜欢的法兰克风格最终带了自己的死亡。另外一个方面，福克纳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的叙事都是平行的，四条不同的描述往往是对同一件事情。而《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叙事者，在叙述的同时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同人物的叙事隐含着时间线索的推进，能够有力的增强悬念感。著名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的坐着乔治马丁就是使用这种叙事结构的能手，比如在《冰与火之歌》之中，每个叙事章节的末尾往往带给人悬念，让人对叙事主人公的生死产生担忧，但下一个叙事章节往往岔开一笔，通过别的叙述主人公讲述。有时甚至隔了好多个章节，读者才能通过另外的叙述者得知先前主人公的命运。然而由于叙事者的角度问题，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所听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相。正是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当然，因为本文是一本带有哲学思考的“探案小说”，叙事的节奏远没有《冰与火之歌》那么紧凑，但是从一些情节的设置，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匠心。比如在书的后半段，奥斯曼大师在告诉黑“凶手”之后，黑兴高采烈的回家。而下一章立刻就换成他们之间“媒人”艾斯特的叙事视角，艾斯特告诉黑，那个一直被认为战死沙场的谢库瑞的前夫居然回来了（当然，这事后证明是谢库瑞小叔子哈桑的阴谋），黑带着艾斯特去找哈桑算账，作者通过艾斯特的角度，讲述了寡妇谢库瑞的矛盾与自私。还有作者精心设计的贯穿始终“我是一个凶手”的视角。这个视角在一开始就明确的告诉读者，自己是真正的凶手，但已经经过完美的伪装。然后每一次黑对三个重点嫌疑人进行排查之后，这个视角就会跟在这三位画家各自的内心独白后出现。读者不由得去对比，思考，这个歇斯底里的声音到底来自之前哪个躯壳中？不过比较遗憾的是，不知道是因为翻译还是作者毕竟在侦探小说写作上缺少经验。读者似乎很难从“凶手”的视角中探得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在形式上已经有了诸多的优点，但在具体的内容上还可以写的更有吸引力。
这种叙事方法是十分视觉化的，近些年来，许多优秀的电影就借鉴了这种来源自戏剧的文学表现形式。比如日本电影《告白》，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叙述讲述了一个“凶手不止一个”的校园悲剧。另一部优秀的校园题材电影《听说桐岛要退部》，通过和拼图式的结构讲述了一个“等待戈多”的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阅读本文的时候能够产生一种观看电影的感觉。
那么贯穿整本小说的谜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凶手到底是谁？凶手行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显而易见，这部图书是关于时下热点问题——民族化和世界化的问题。而在与基督教世界斗争了几个世纪的伊斯兰世界，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而对于早在1922年就通过革命开始西方化的土耳其社会，这个问题更是迫在眉睫。我们不能认为这本书简单的批判了民族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因为十分有趣，这名凶手——“橄榄”杀死了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其中一个是西化主义者姨夫大人，另外一个是民族主义者信徒高雅先生。而他自己却是将法兰克画法引入奥斯曼细密画的坚定支持者。而代表奥斯曼传统的奥斯曼大师为了自己的艺术不被玷污，在饱览名画之后，刺瞎自己的双眼。而姨夫大人主持的作品，最终的结果被证明是不伦不类的。接替画舫职位的是姨夫大人的坚定支持者——鹳鸟。而比较亲近奥斯曼大师的蝴蝶终于失势。奥斯曼细密画技法最终逐渐衰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奥尔罕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这个问题有效的回答。就像他在书的开头引用的两句互相矛盾的古兰经经文，其中一句是“盲人和非盲人是不相等的”，另外一句是“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第一句的内涵是肯定东方艺术风格（偏重于符号化，而并非法兰克的写实主义），而第二句的意义传达出一种世界主义的含义。将这两句话并列放就会给读者传达一种模糊的概念：似乎东方文明将要和西方文明统一。然而这种统一的结果到底是坏？统一的过程是否顺畅？帕慕克的观点是含糊不清，就像是本文结尾处，新上任的苏丹是个连细密画都不喜欢欣赏的极端伊斯兰教徒，他把西方世界送来的钟表打个粉碎。但伊斯兰文化因此而发达了么？前面已经说过，鹳鸟接任，画舫衰败。整个世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这一通唯一的收获是黑和谢库瑞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其实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这个故事的结局还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失败的弑父故事。整个故事弥漫着浓浓的弑父情结。无论是黑还是凶手橄榄，所有画家都对姨夫大人和奥斯曼大师有父亲般的情感。谢库瑞的两个孩子对即将成为他们父亲的黑充满恐惧或者愤怒。姨夫大人肉体上的死亡象征着法兰克艺术的水土不服（也象征全盘西化的失败），而奥斯曼大师刺瞎自己的双眼，在黑精神中的父亲地位同时也被颠覆了，意味着固守传统的原教旨主义已经无法牢牢地控制“当代”土耳其人（黑）。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两位精神父亲的死亡，完全跟黑没有关系。黑甚至没能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的“杀父仇人”，所以谢库瑞的两个孩子一直记着“杀死凶手的人不是黑，是哈桑叔叔”。弑父的目的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黑虽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成功的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代表“将来”的土耳其人（谢库瑞的孩子）就陷入了对“当代”土耳其人的深深怀疑之中，甚至对代表武力原教旨的哈桑产生父亲般的依恋感觉。所以说黑和谢库瑞的幸福生活是表面现象，其实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
真正的土耳其其实我还没有真正了解透彻，今后我还是会继续去通过文学作品去深挖他们，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精彩。
閱讀更多 電影撞科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