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是由多個部分組成的。
現代研究認為，《五藏山經》為一個體系，而《海內外經》和《大荒經》組成另一個體系。比如顧頡剛說：“《山海經》則至今流傳，其中《山經》和《海經》各成一體；《海經》又可分為兩組，一組為《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一組為《大荒四經》與《海內經》。這兩組的記載是大略相同的，它們共就一種圖畫作為說明書。所以可以說是一件東西的兩種記載”。又比如，王寧在“《山海經》的分篇問題”中說“《大荒四經》其實就是另一個版本的《海外四經》”。
《山經》體系與《海經》體系各有其對應的圖畫，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姑且稱之為《山經古圖》與《海經古圖》，統稱為《山海古圖》。《山海古圖》原本早已失傳，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山海經圖》，跟魯迅先生當年看到的一樣，都是明清時期繪製並流傳下來的圖本，與《山海古圖》有著本質的區別。
《山海古圖》誕生於《山海經》之前，是《山海經》成文的必要前提和線索，《山海經》是對《山海古圖》的闡述與補充。今天看到的《山海經圖》則是明清畫家根據《山海經》文本而作，體現了明清時期人們對《山海經》的理解，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裡面許多神靈身上穿的就是明清服裝。
關於《山海古圖》的真實身份，歷代研究者多有論述，大致可以歸納為四種假說：九鼎說、地圖說、壁畫說和巫圖說。
一、九鼎說
傳說中的大禹九鼎
九鼎說認為，《山海經》原圖為繪刻在大型銅鼎上的圖案。
九鼎又稱禹鼎、夏鼎。《左傳·宣公三年》記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白話意為：夏朝剛剛得天下的時候，遠方的國家把山川、勝地和奇物畫成圖象，九州的長官進貢青銅，鑄造九鼎並把圖象仿刻在鼎身上，各種物產全都齊備，讓百姓分得清楚神物和怪物。這樣老百姓進入川澤山林，就不會遇到不祥之物。螭魅罔兩這些怪物，都可以完全避開，因而能夠使得上下和諧，用於承受上天的保佑。
原始社會生產力不發達，人們為了謀生，必須深入川澤山林採集捕獵，在此過程中，難免碰到大量從未見過的奇怪生物。螭魅罔兩，是人們對山川之間害人精怪的統稱，對於未知事物，人們難免產生天然的神秘感與恐懼感，即所謂“少見多怪”。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讓人們預先認知各類生物的好與壞，以便在進入危險地帶時能夠有所防備，最終目的是為了妥善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方便人們更好地在上古殘酷環境中生存。
九鼎的鑄造者，一說為大禹，《史記·封禪書》記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一說為大禹的兒子夏後啟。《墨子·耕柱》記載：“昔日夏後開（啟）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不論是誰鑄造，都說明九鼎誕生於夏代早期。
歷代史書記載，九鼎作為鎮國之寶，歷經夏商周三代，在王室中代代相傳。直至周代末年神秘失蹤，成為千古謎團。
明代楊慎認為九鼎是“《山海經》之所由始”，即《山海經》根據九鼎圖而寫成。他在《山海經後序》中說：“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匯，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恆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俱在《禹供》；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則九鼎之圖……謂之《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已今則經存而圖亡。”
清代畢沅則認為，九鼎圖即《海經古圖》，與《五藏山經》無關。他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說：“《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標，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
當代學者袁珂與畢沅意見相反，認為九鼎圖應是《山經古圖》，與《海經》無關。
由於九鼎下落成謎，缺乏實物對照，鼎上刻畫的圖案，究竟是不是山海經中描述的內容，難以下定論。
二、地圖說
本人繪製的《山海經復原圖》（局部）
地圖說認為，《山海經》原圖為上古王朝通過實地測繪流傳下來的地理圖書。
西漢劉歆在《上山海經表》中說：“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東漢明帝年間，黃河發大水。明帝命大臣王景治水，並將《山海經》與《河渠書》、《禹供圖》兩本地理書一併賞賜給他。說明在漢代人眼中，《山海經》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地理著作。後世史籍中認同者不少，如《隋書·經籍志》等也將其歸入地理類。
清代畢沅明確指出《五藏山經》是對上古地圖的描述，《山經古圖》即周代地圖，他在《山海經後序》中說：“《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周禮·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辯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軒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皋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世傳不廢，其言怪與不怪皆末也。”
當代學者扶永發在《神州的發現——山海經地理考》一書中，認為《山海古圖》即地圖，並加以詳細說明：（1）《山海經》有圖有經，先有圖，後有經；圖為地圖，經是圖的說明。（2）山海經圖為地理圖，該圖顯示了遠古時代的中國所在之地——古崑崙一帶的概貌。根據《山海經》記載的三種地理現象（即：北面有“冬夏有雪”之山，西南有“炎火之山”，又有“正立無景”的壽麻國），可證此古崑崙在雲南西部。《山海經》記載的是雲南西部遠古時期的地理。（3）山海經圖上的怪物是象形圖畫，是地圖符號。以“地圖符號”而不是以“怪物”的形貌去解讀《山海經》是打開此書寶庫的鑰匙。（4）山海經圖的製作時代當在大禹之世。該圖為一人所作，而《山海經》則為多人寫成：但該書的第一個作者是山海經圖的製作者，而其餘的作者只對書中的世系、傳說等內容加以補充。原始的山海經圖於週末已失傳。
先秦時期紙張還未發明，早期地圖大多繪製在絲帛和木板等載體上，對保存環境要求極為苛刻，稍不注意就會腐爛變質，因此極難世代流傳，這可能是《山海古圖》失傳的一大原因。
三、壁畫說
西漢壁畫中的鳳凰形象
壁畫說認為，《山海經》原圖是繪刻在古代祖祠神殿牆壁上的壁畫或者浮雕。
漢代學者王逸在《楚辭章句·天問序》中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困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世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王逸認為屈原在遭受放逐的途中，看到楚國先王廟中的壁畫，有感而發寫出的《天問》。由於天問的內容與山海經涉及的傳說有不少重合之處，許多後世學者認為，屈原看到的壁畫，其實就是《山海古圖》。當代學者餘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推論道:“疑古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其所畫者，即《山海經》圖也。”呂子方也在《讀山海經雜記》中指出：“屈原宗廟裡壁畫故事的腳本就是《山海經》，而且主要是《大荒經》。這不僅因為《天問》的內容許多取材於《山海經》，更重要的是，他看了描繪《山海經》的壁畫故事才寫出了這篇著名作品的。”
四、巫圖說
羌族巫書
巫圖說認為，《山海經》是遠古巫師的御用圖書，專門用於溝通上天。
魯迅是這一觀點最著名的支持者，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山海經》與巫術之間的關係。他《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山海經》蓋古之巫書”，又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其興盛，蓋亦由巫史乎。巫以記神事，更進，則史以記人事，然尚以上告於天。”並在《門外雜談》中對其明確定性：“是巫師用的祈禳書”。
魯迅之後，袁珂是這一觀點的堅定支持者。他在《袁珂神話論集》一書中，詳細闡述了《山海經》和巫術之間的關係：
《山海經》尤其是圖畫為主的《海經》部分所記的神怪異人。大約就是古代巫師招魂之時所述的內容大概。其初或者只是一些圖畫，圖畫的解說全靠巫師在作法時根據祖師傳授、自己也臨時編湊一些歌詞。歌詞自然難免半雜土語方言，而且繁瑣，記錄為難。但是這些都是古代文化寶貴遺產，有識之士不難知道（屈原、宋玉等人即其例證）。於是有那好事的文人根據巫師歌詞的大意將這些圖畫做了簡單的解說，故《海經》的文字中，每有“兩手各操一魚”（《海外南經》）……這類的描述，見得確實是說圖之詞。
中國人自古以來有很堅定的“天人合一”信仰，人與上天之間雖然難以直接對話，但理所應當地有其中介人，那就是能夠洞察天機的巫師。巫師通過傳承或修煉，從而掌握超自然的力量，通過各類巫術儀式改造自然，變更人事，最終造福於人。巫師群體自原始時代便存在，歷經夏商周、春秋戰國直至清代民國乃至於今時今日，依舊在中國大地上綿延不絕。
現今我國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中，仍有一小部分保持“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自古以來便崇尚巫術，由此衍生出種類繁多的祭祀、禳災、驅疫、嫁娶、喪葬等成套儀式和民族習俗。各類儀式的主持者，一般由德高望重的本族巫師來擔任。他們占卜驅邪，爙災祈福無所不能，通過載歌載舞和唱頌經典來和神靈溝通。巫師在各民族的稱謂各異，鄂倫春、鄂溫克族稱薩滿，彝族稱畢摩、羌族稱釋比。
巫師在各大儀式上唱誦的經典，囊括了本民族的發展歷程已經對自然社會的綜合認知，歷代巫師通過心口相傳使其從簡單到繁複，從膚淺到深刻，為方便傳承，早期便出現簡單的圖畫用於輔助記憶，經過漫長曆史發展，圖畫頁冊越來越厚，便形成了繁複的無字圖經。許多圖經流傳至今，成為研究上古文化的活化石。例如羌族釋比流傳下來的無字神書《刷勒日》，原圖108幅，現存80餘幅，稱得上鴻篇鉅製。
看完以上假說，我們來談談復原《山海古圖》究竟難在什麼地方。
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復原《海經古圖》基本沒有可能。
海經的核心在於記述人物和歷史事件。今天我們每個成年人都擁有身份證，上面寫著自己的籍貫與出生日期，這兩大因素展示了我們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從何時而來，從何處而來。歷史人物也必須擁有這樣一張虛擬的身份證，這樣我們才能從漫長的時間座標軸中準確地給人物定位。任何言行舉止，脫離時代背景而分析動機或目的，都會因各類誤讀而遠離真相。而對於歷史事件，我們小時候學記敘文聽過六大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起因，經過，結果。六大要素齊全，才算把一件事情徹底講清楚。
《海經》作為述圖之文，其依託的圖畫過於古老，而圖畫內容不似《山經》那般宛如靜態素描，以山川為綱有條不紊地展示自然風貌，而更像一幅羅列四海方國風俗景觀的連環畫，有大量的人物動態與歷史事件包含其中，由於缺乏其他參照，所以人物身份與行為的解讀只能靠猜測，連《海經》作者都無法弄清楚圖畫本質與背後的真實含義。
現代人繪製的奢比屍形象
前文中曾提到“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的形象，有人認為是奢比之屍，有人卻認為是肝榆之屍，作者看不懂原圖意思，只能用不同傳說穿鑿附會。像這種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海外西經》中記載：“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門中。”，作者看到畫中有兩個女人，四周被方形線條圍繞，有人認為這是一條河，所以說“水周之”，意思是被水環繞，也有人覺得更像一張木門，所以說“居一門中”。
光是靜態剪影就已經容易讓人產生混亂，如果涉及動態故事情節，則分歧更大。例如《海經古圖》中有這樣一個形象：一位無頭武士站在山邊，一手持盾牌，一手持斧頭。同一畫面，《海外西經》作者將其解釋為：“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鏚以舞。”而《大荒西經》作者的解釋卻是：“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屍。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章、常一聲之轉，可以互為通假，章山即常陽山，地點相同，情節相近，故事主角卻不一樣，一個是帝與刑天，另一個是商朝開國之君成湯與夏耕，究竟哪個是對的呢？
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
由於《海經古圖》已經徹底消亡，現代人依據文本分析得出的結論，更難觸及文字背後的古圖真相。當今研究者對《海經》的本質沒有達成共識，至少有“地理書”、“天文書”和“巫書”三種截然不同的說法，相應的《海經古圖》就有地圖、天文圖和巫圖三種可能的屬性，不論哪種都有待考古發現提供更多確鑿證據，才能徹底證實。
相較而言，復原《山經古圖》的難度則要小得多。對於《五藏山經》的本質，當今學術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五藏山經》是以南西北東中五大山系為主體，偶爾摻雜神話傳說的博物地理實錄。《山經古圖》與《五藏山經》屬於“一個內容，兩種表述”。二者分別以圖形和文字兩種形式，展現古人對自然與歷史的綜合認知。
《山經古圖》的復原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地理空間的復原，另一個是物產的復原。
地理空間的復原存在三大難點。首先，《山經古圖》空間結構反映的並非客觀地理事實。其次，《五藏山經》文本過於簡略，嚴重缺乏“以文轉圖”必備的細節支撐。最後，《山經古圖》繪製年代的地理環境與今天大相徑庭，難以對號入座。
《五藏山經》表面上看起來秩序井然的五方空間結構，並非現代精密地理勘察得出的結果，因為在原始社會根本不具備相應客觀條件，更像是“天圓地方”宇宙觀與“華夏中心”政治觀影響下誕生的理想模型。
現代中國地形圖
稍微有點地理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西南部為雲貴高原，西部為青藏高原，西北部為帕米爾高原，北部為蒙古高原，整個西部、北部被群山環繞。可《山經》作者卻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們，中國西面有一片海，北面也有一片海。《西山經》說有一座騩山坐落在西海岸，有一條悽水河從山上發源並西流入海。《北山經》說有一座敦題山坐落在北海岸，有一條發源於渾夕山的囂水北流入海。很明顯，這裡的“西海”與“北海”不符合我國的地理事實，純粹出於作者想象。另外，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呈三級階梯分佈，並且向海洋傾斜，這種特徵早在幾百萬年前就已形成。山經作者聲稱有幾十條大河自西向東流動，而翻開今天的中國地圖，只能找到一條，那就是發源於日月山西麓一路東流匯入青海湖的倒淌河，難道其他河流都因地質變動而消失了嗎？當然不是！不論什麼自然水體，都不能違揹物理規律由低向高流動，文中地理認知的荒誕性由此可見一斑。
天圓地方模型示意圖
以《中山經》為核心的五方構圖，更接近古人想象空間的投射。先秦古人對天地的直觀印象為“天圓地方”：天空像個半球形的鍋蓋，大地四四方方像個棋盤。春秋思想家曾子質疑說：“如天圓而地方，則四角之不揜也”，意為如果天空是圓的，大地是方的，那麼大地的四個角就蓋不住了，可見“天圓地方”思想在當時流傳頗廣。方形大地上，華夏天子所在的中原地區為“天下之中”，即中山經，天子被四夷環繞，即南西北東四方山經。以天子之都為中心，地域向四面拓展延伸，形成眾星拱月式的封閉結構，稱為“普天之下”或“率土之濱”。普天之下，皆為中國，中國之外，則為四海。這種向心環繞的天下觀，東漢學者王充在《論衡·談天篇》中作過生動闡述：
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覆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闢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南〕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為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裡，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裡，極北亦五萬裡也。極北亦五萬裡，極東西亦皆五萬裡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裡。
《五藏山經》空間結構示意圖
《中山經》所在區域，既是地理中心，也是文明中心。文明發達程度，由中原朝四夷方向遞減。仔細閱讀《五藏山經》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樣貌古怪的異鳥、異魚和異獸，絕大多數出自南西北東四夷之境，極少出現在《中山經》。作者眼裡《北山經》是一片蠻荒之地，原文中提到：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東山經》和《南山經》也好不到哪去，雖然綿延數千裡，有草木的山卻不多，大多數光禿禿的，可以說是不毛之地。而《西山經》由於崑崙山的存在，雖然也地處蠻荒，但卻被批上了一層神秘的仙境色彩。唯獨文明之源《中山經》地區，山脈記載最詳密，物產最豐富，風景最迷人，而怪物最為稀少，真乃貨真價實的上古樂園。不論飲食水平與居住水平，還是農業、手工業發展與祭祀複雜程度，各項文明發展指標，均由中山經地區遙遙領先。
古今《山海經》研究者紛紛陷入同樣一個誤區，那就是強行將古人主觀認知地理與當今客觀地理對照匹配，結果只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從未達成過共識。
山海經圖不能等同於現代中國地理圖
《五藏山經》文本提供的信息中，包含：南西北東中五大地區、地區內部幾大山系的走向，每條山系的祭祀方式、山系內部相鄰山脈間距裡數、河流發源點與匯入點、各座大山出產的動植物、礦物及相關傳說。要將文本轉換成一張精細地圖，還有兩大關鍵問題懸而未決。
第一，位置信息模糊，導致山脈與河流無法在圖形上精準呈現。以南山經為例，它包括三列山系，均為東西走向，分別是鵲山山系、櫃山山系和天虞山系。南山經位於中山經之南，這點毋庸置疑。但哪列離中山經最近，哪列居中，彼此距離多少，相對方位如何，原文都未給出答案。山脈定位不清，河流同樣如此。文中介紹山脈時，會順帶介紹由此發源的河流，告訴讀者它叫什麼名字，以及最終注入哪裡。除此之外，這條河的長度、流域、支流等關鍵信息一概不知。
《山海經圖》是割裂的、碎片式的地理呈現
第二，距離單位未知，導致各地區包含的地理範圍無法界定。原文中各山系長度與山脈間距均以“裡”為單位，但此處“一里”究竟等於多少現代標準的“裡”，還存在很大爭議。比例尺不同，地圖反映的地域形狀與面積大小千差萬別，可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關於《山經》記述的地理範圍，現代學者有“本土說”與“亞洲說”兩大截然不同的觀點，二者之間相爭不下。“本土說”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巴蜀說”、“齊魯說”、“楚國說”、“雲南說”、“東北說”、“中國說”等多種分歧。
最誇張的說法：山海圖囊括整個世界。這種說法雖然博人眼球，但並沒有充足的證據支撐，純屬無稽之談。
即使《山經古圖》基本符合古時地理面貌，只是精準度欠佳，我們也很難憑《山經》文本考證出一個完美結論。假如《山經古圖》為九鼎圖，則距今已有四千餘年，假如為周代地圖，距今也有三千年之久。數千年時光裡，無數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疊加，彼時的山川地貌早已面目全非。山脈河流古今迥異，加之錯簡、漏簡、重名帶來的混亂，拿原文對照現代地圖生搬硬套，最終難免方枘圓鑿，徒勞無功而已。
滄海桑田並非虛假，圖為黃河下游河道歷史變遷
山經物產囊括多種功能各異的動物、植物和礦物，動物又包括異鳥、異獸、異魚、異蛇、異蟲等多個類別，這些動物用今天的眼光看大多充滿荒誕色彩，除極少數已辨別的尋常動物之外，大多數動物都像神話生物，很難在現實中找到原型。
司馬遷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
《山海經》自古以來被認為是荒誕不經之作，根本原因就在於文中記錄的各種怪鳥異獸。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就曾說過：“《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明代胡應麟則直接將其定性為神怪傳奇的鼻祖，他在《四部正訛》中說：“《山海經》，古之語怪之祖。”
怪誕鳥獸在《五藏山經》中比比皆是，但作者敘述時口吻往往出奇平靜，與現代讀者沒有絲毫共鳴。例如，《北山經》中記載：“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嚻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誰也沒見過一個頭兩個身子的蛇，科學史上也不曾發現過類似的化石，可作者卻像見到牛羊家畜一般，絲毫不覺得稀奇，這點非常耐人尋味。其實《山經》作者並非全知全能，也有許多不認識叫不出名字的生物，只能在前面加個“怪”字表示無奈，《北山經》另一段記載：“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於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現代人看來，一頭雙身的蛇夠奇特，完全配得上“怪”，可《山經》作者卻認為很普通，而當他介紹怪蛇時，又從不提及長相，讀者壓根不知道它到底怪在哪。說明作者對怪與不怪有一套獨立判斷標準，只是我們無從得知而已。
許多人解讀山海經思維片面且極端，最終結果跟摸象沒什麼分別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種現象從側面提示我們，想要真正發掘《山經》奧秘，絕不能以現代視角強行曲解古人認知與行為，必須深入瞭解《山經》成書的歷史文化背景，弄清楚古人的思維特徵與表達習慣，想古人之所想，見古人之所見，才能正確解讀文字背後的真實含義，繼而提煉有價值的線索，為圖形的復原添磚加瓦。
如果我們放棄將原文中每一座山、每一條河與今日地理逐一匹配的執念。將目光與注意力集中在物產分析與考證上，利用傳統訓詁結合現代科學，有很大機會復原出一張無限近似的《山經古圖》。
因此，本人拙作《山海圖復原記》將以《五藏山經》為研究對象，搜尋其字裡行間的有用線索，利用相關信息的辨析釋讀，解開失落古圖裡埋藏的紛繁謎團，還原奇珍異獸與稀有物產的真實面目。神秘面紗揭開之後，你會發現《山海經》根本不是什麼難懂的“天書”，它只是一本樸實無華的上古畫冊，裡頭種種怪誕的鳥獸蟲魚，既不是遠古變異生物，也不是外星科技遺產，恰恰是古人最為司空見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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