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澶淵之盟到東封西祀，宋真宗時期士大夫的觀念如何變化？

引言

北宋一朝，一改五代時期重武功輕文士的做法，士大夫開始在政治舞臺上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宋真宗一朝，前期承太祖、太宗朝“文武並重”之治，後又歷經澶淵之盟、東封西祀等事件。士大夫在參與此階段的政治活動中，由開始的“重厚質實”，再到積極參與，投統治者之所好，最終日益成熟，不斷壯大自身力量。

在此階段中，士大夫不僅表現出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意識，同時也在對自身不斷的反思，並以“忠道”的方式，來制約統治者不當的行為。從而為後世仁宗、神宗朝士大夫階層的壯大，“祖宗之法”的正式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宋真宗初期士大夫的“重厚沉默”

（一）宋初的文治取向

安史之亂以後，地方割據勢力層出迭起，政權更動十分頻繁。宋朝建立之初，就提出“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而此時最重要的就是對武將的限制。經歷過五代動盪，並同樣是以武力創建新政權的趙匡胤，最明白“黃袍加身”的故事假如重演所帶來的後果。所以宋立國之初最大的問題就是收兵權。趙普曾向趙匡胤進言：

初，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日:“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亂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日:“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之後，宋太祖便通過杯酒釋兵權，收了武將們的軍權。

而除了收兵權之外，自太祖朝就採用了“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的方法。自此，從唐末至五代的士大夫不受重視的局面開始有了根本性的扭轉。宋太祖的文治取向確實對士階層的發展發生了相當決定性的影響。

（二）科舉制對士階層的壯大

到了真宗一朝，距宋立國之初，僅僅過去了不到四十年。士大夫經過太祖、太宗兩朝，明白了在統治者眼中，士人仍是處於一個很尷尬的地位。所以在真宗朝前期，士階層開始嘗試尋求自身真正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的機會。而此時，宋初自上而下對文人的崇尚，為士階層的壯大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最重要的就是宋初科舉制的發展。

隋唐後科舉制成為文人入仕最重要的途徑，但取士人數之少，讓當時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感慨，到了五代，由於軍閥割據，戰亂不斷，科舉制破壞比較嚴重。到了宋朝，由於統治者提倡文治的風盛行，科舉制有了較大的改觀。從最直觀的人數上來說，宋朝取士人數較前代大大增加。

科舉制在長期推行中，對於參加進士試的人往往造成一種巨大的壓力，激發或加深他們的責任感。而且當時一般的社會心理早已盼望著士階層復出，承擔起重建社會秩序的功能。到了宋真宗朝，由於太祖、太宗兩朝的積累，士人階層無論是數量上還是從上到下的輿論中，都已經到了一個可以重新“復出”，從而“重建社會秩序”的時期。

（三）士大夫“重厚沉默”的選擇

宋真宗即位，由於太祖、太宗的恪勤統治，讓真宗不敢荒廢政事。相反的，正是這種壓力，讓真宗“深惟抑畏，豈敢遑寧”。真宗在統治前期表現的兢兢業業，史載：

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統治者這樣的表現，無非是想盡快樹立自身的權威形象，加強自身的統治。然而朝中官僚士大夫看到後並沒有藉此機會讓自己在政治舞臺上大展身手，反而以當時宰相李沆為首，整個士大夫群體凸顯出一種因循持重之風。

真宗統治初期形成這一風氣，是士大夫審時度勢後，對政治形勢做出判斷而有的選擇。由於宋太宗繼位時，世人就有爭議，而真宗接替皇位之初，還差點經歷宮廷政變。所以不論是作為統治者的宋真宗，還是官僚士大夫，都明白這個時期應該以穩定為主。因此他們推崇重厚質實之風影響之下平穩、少變更的為政理念。

此外，真宗初期，士大夫在政治上表現的“厚重鎮靜”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士大夫階層意識到，雖然科舉制的發展讓大量平民士人有了做官的機會，但是如宰相等作為士大夫階層領袖之人，仍是由真宗親信之臣所把持，士大夫想要在政治上一展抱負，首先就是要取得最高統治者的信任。而在真宗初期，這個時機並不成熟。

二、由“澶淵之盟”到“東封西祀”背後的士大夫

（一）“澶淵之盟”中的士大夫

“澶淵之盟”的簽訂是宋真宗統治時期的一個轉折點。宋真宗即位之初，由於其“深惟抑畏，豈敢遑寧”的態度，所以政策上仍是以前朝為標準，對遼政策也仍是亦然。

然而，景德元年，遼蕭太后與遼聖宗舉兵南下，宋廷圍繞著如何應對遼兵而展開了爭論。

這時，士大夫階層關於如何對抗南下的遼兵，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以寇準、畢士安為代表的主戰派，上言力求真宗親征退敵。而相應的以王欽若、陳堯叟為代表的一派，主張遷都避禍。當遼軍南下，寇準就上言真宗說：

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擾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

面對寇準“委棄宗社”的嚴厲指責，真宗也不想揹負這樣的罵名，最終決定親征出兵。這個時期，以王欽若為代表的一大批士大夫已欲參與到政治中心，並希望在重要決策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激烈爭論後，真宗最終決定聽取寇準、畢士安等人的意見，親赴前線。究其原因，首先仍是寇準等人為真宗心腹之臣，與真宗統治初期的官員任用仍一脈相承。

（二）士大夫授意下的“東封西祀”

隨著宋朝與遼和西夏的邊患問題得到解決，宋朝上下皆開始稱讚太平盛世的到來。然而真宗被王欽若“城下之盟”的言論深深打擊，對待宋與契丹關係的態度也從當初結盟的“自得”而變成了“但當清淨致治，以安吾民”的言論。而且，在宋遼結盟的誓書中，雙方互稱皇帝，這“衝擊了古來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世界秩序理想”，面對這樣的情況，真宗希望重新樹立皇權的無上性，從而有了王欽若上言真宗封禪之事，史料記載：

“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

王欽若、陳堯叟、為代表的一批人，策劃並參與了整個活動，從偽造天書到陪伴真宗出行封禪，都能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與他們不同，面對這一爭議巨大的活動，當時大部分士人對於真宗突然授意籌劃封禪的事件是措手不及的，所以他們必須要選擇自己所處的立場。

（三）“東封西祀”中士大夫的政治參與

大多數士大夫都被牽扯到了天書封禪這一事件，而且並沒有人明確的反對真宗，而是選擇奉迎，哪怕是素有聲望的王旦、李宗諤等人。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士人明白，整件事的幕後真正策劃者是真宗。統治者的意願在此，如果違背，勢必令自己遠離政治中心。

這個時期的士大夫之所以配合真宗上演這出自導自演的“鬧劇”，其實是自太祖、太宗朝以後，士人慾以家法重建社會秩序的延續，只不過這個時期的士大夫表現的更積極、更主動的欲參與到政治之中。

宋真宗統治中期，距宋立國也只不過僅僅過了半個多世紀，而自五代以來就崩壞的社會秩序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重建。加之真宗統治初期，仍是遵行“先朝庶政”，真宗自己的威信也尚未樹立。經過了“澶淵之盟”等事件的洗禮，士大夫認為藉由真宗封禪這一契機，正是重建社會秩序的大好時機。

正是由於宋王朝對儒術的提倡，加之天書封禪事把禮儀典制和其背後的政治秩序提升到了一個自五代的社會秩序崩壞以來就沒過的高度，而且宋真宗又提出“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的理由，讓對此抱有疑慮的士大夫只能噤口。所以由王欽若提議，宋真宗指導，眾多士大夫參與的天書封禪，對於統治者來說不僅可以證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以及趙宋王朝的獨一無二的權威性，而且還可以通過這樣的儀式加強既有的統治秩序。

對於臣僚來說，在這樣盛大的活動中有所表現，是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在如此嚴肅的一系列禮儀活動中，士大夫感受到的是他們切實的處於政治的中心。所以是否支持天書封禪，成為了這個時期士大夫能否停留在政治中心的重要依據。雖然這個時期士大夫仍然受制於統治者的喜好和想法，但是士大夫在政治活動中的積極性以及發揮的作用也在日益增加。

三、宋真宗統治後期士大夫的反思

（一）士大夫對“天書封禪”的反思

天書封禪事件陸陸續續堅持了十餘年，由於宋真宗的堅持，朝中士大夫無可避免的被捲入其中，這也影響了一代士人的士風。統治者經常藉由祥瑞之事營建樓閣、賜宴對飲，奢靡之風逐漸興起。

而對於當時的政壇影響更加嚴重的，是政風的波動。派系的分野在暗中日益深刻，而士大夫正在形成的關注國是的風氣，由於祥瑞之事的影響，出現了嚴重波動。

隨著時間的發展，士大夫階層從開始就對此事持有懷疑的態度的一批人，開始逐漸轉向了反思，重新思考、評價天書事件帶來的影響，並重新把自身的目光轉移到國是之上，這也成為了真宗統治後期士大夫最顯著的特點。

由於真宗的東封西祀，及其所導致的嚴重後果，讓具有良知的士大夫進行了群體性的反思，從而使用了“祖宗之法”這一抵制帝王的非常舉措，以丞相為首的官僚欲以此方式，把朝廷的統治拉回到正常的軌道。“恪守祖宗故事”的提出，反映著關注國是的士大夫在困惑、周折中的成長。

（二）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意識的萌發

這個時期的士大夫，從天書封禪起始之時對國是關注下降，重新拾起了士大夫的責任感，具體來說，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唐末五代“戰功立世”的用人準則，把士人的這一精神破壞的消失殆盡。而到了宋朝，由於從宋太祖開始就採取“重文輕武”的政策，士人也在不斷重新樹立“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

這種意識反映在真宗朝的士大夫身上，就出現了在不同時期，士大夫欲參與到政治中心的局面。天書封禪的狂熱過後，士大夫整個群體開始反思，“以天下為己任”這樣的責任感，不能用天書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在這之後宋朝士大夫總體凸顯的是“天下”、“道”、“理”這樣超越君主與個人的詞語，士人用“忠道”的方式，表達著自己對王朝的責任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堅持。

真宗朝後期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對范仲淹等一批士人影響之深遠。這樣的意識不僅令後世士大夫推崇，而且為他們樹立了政治主體意識，這已然不像“東封西祀”初期士大夫為了參與到政治中心而不顧自身立場，而為統治者附和。由於“祖宗故事”原則的確立，為士大夫提供了穩固的保障，讓士大夫在政治中減少了統治者的影響，為士大夫主體意識的樹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小結

宋真宗時期，作為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過渡期，在北宋歷史上起到了關鍵作用。由科舉制的不斷髮展，讓更多的士人有了為官的機會，士大夫的群體也在不斷壯大。這個時期的士大夫，經歷了初期的沉穩之後，表現出了強烈的意願欲參與到政治中去，從而被真宗和王欽若等人左右。“天書封禪”後不久，王旦、王曾等士大夫開始逐漸冷靜下來，欲尋找新的方式把政治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於是借用“祖宗故事”這一準則來限制宋真宗的行為。而大批士人開始確立“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並選擇“忠道”的方式來表達對王朝的責任感。

參考文獻

《李沆與宋初的“重厚質實”之風》，作者：徐紅

《宋真宗東封西祀淺論》，作者：遲少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