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危機下，宋真宗對“陣圖”的運用如何影響宋遼戰爭？

引言

我本人比較喜歡戰爭史，看過歷史作者們對於戰爭的分析與刻畫，在大呼過癮的同時實在感覺是缺少點什麼。

我認為的戰爭不僅僅是雙方實力的比拼，你來我往的對弈，更應該是戰爭之前的各種準備。作為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核心，事實上的軍事首腦，皇帝對於戰爭的影響舉足輕重。本文將從宋真宗時期的皇權危機入手，分析他對“陣圖”的運用如何影響宋遼戰爭。

宋真宗時期存在的皇權危機

在真宗之前，太宗的長子元佐曾是太宗最為中意的帝位候選人，不過元佐在趙廷美事件發生因忿忿不平持刀傷人和火焚宮殿，被太宗廢為庶人。而後太宗中意的元僖也於淳化三年因病去世，但很快，元僖被人告發曾與妃子的種種不法之事，太宗大怒，懲罰相關人員後，至此幾年間無人敢言立儲之事。

宋真宗被確認為帝位候選人大致是始於淳化五年，太宗因身體惡化而開始著手立儲，並詢問寇準元侃可否，寇準說：“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至道元年八月，元侃被立為太子，寇準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加上太宗對寇準日漸重視，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寇準在真宗朝能夠“左右天子”也不足為奇。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去世，關於帝位的爭奪還在進行。

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後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紿繼恩，使入書合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後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後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錄、國史絕不見其事蹟，蓋若有所隱諱。真宗即位後，對有功之臣進行了賞賜，如呂端加右僕射、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另外王若欽等人也在真宗繼位前幫助過真宗而加官進爵，但由於寇準遠離朝廷、也非欽定的顧命大臣，再加上宰相呂端對寇準頗有微言，所以他一時無法進入權力中樞機構。

綜觀澶淵之盟之前的北宋政局，作為北宋第一個正常繼統的皇帝，宋真宗面臨的危機與前兩朝迥然不同。來自皇室的威脅逐步減少，而北方的邊事雖然時有衝突，但是經過鹹平四年的“羊山之捷”和鹹平六年的“望都之戰”，雙方互有勝負，都無法對彼此形成致命的威脅。宋真宗面臨的皇權危機來自相權的挑戰。

按說，相權問題在整個兩宋期間都存在，南宋洪諮夔對此描述為：

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歸。權不歸人主，則廉陛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

真宗即位前目睹了因爭奪皇位而引發的一系列流血事件，加上即位的過程並不順利，形成了真宗後來懦弱、謹慎的性格。而即位後，則基本聽從於宰相呂端。他從不直呼呂端的名字，為了讓呂端肥胖的身軀容易出入宮殿內而加寬了宮殿的臺階。

他的許多這樣的行為與其說是對呂端的一種尊重，倒不如說是無奈和謹慎心態下的行為。

真宗繼承了太宗留下來的體制，但不具備太宗的鐵腕手段。鹹平二年至景德元年間的宋遼的戰爭對於宋真宗來說是一個改變政局的絕佳契機，因為一旦真宗能夠主動指揮戰爭，加上當時雙方的情況，即使不能完全擊敗契丹，但也至少應該能以平局收場。

這樣的結果無疑會迅速提高真宗的威望，鞏固他的皇權。但遺憾的是，真宗的猶豫和懦弱錯失了這個時機，澶淵之役中他被寇準、高瓊等人硬拉著過了黃河。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真宗基本上處於不能自主的境地，而寇準則在戰爭中利用真宗的消極態度逐步參與軍事。

但是寇準在締結盟約之後的姿態，似乎走向了極端。景德年間的宋真宗，面臨的情況是一種和太祖、太宗所不同的皇權危機，尤其是在寇準為相期間，將這種緊張的局面無形擴大化。

一方面皇權危機不僅僅源自於寇準大權獨攬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更多的是壓力後面浮現的真宗自即位以來無法控制朝廷的情況。此時基本不會出現奪取皇位的事件，但君相之間互相制約的天平完全失去平衡，這讓真宗面臨著很可能成為傀儡的危機。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回溯到太祖、太宗朝時，也許會覺得前兩朝面臨的政治危機更加嚴峻，但是，則太祖、太宗以軍伍出身而培養出鐵腕手段來整頓和清洗潛在的危險；二來，對遼的戰爭或多或少總能轉移朝廷的部分精力來緩解這種內部的緊張局面。但是採取這兩種措施的條件在景德年間已完全不具備，真宗的懦弱和缺乏魄力註定了他無法在清洗行動中收攬朝政大權，而澶淵之盟的締結和兩國的實力也基本宣告戰爭基本不可能再發生。

聯繫以上，我們不難理解真宗為何因王若欽“城下之盟”的言論而“愀然不能答”。真宗的沮喪再一次表明了一個事實：輿論對盟約的判斷背後，其實帶有更多對於真宗的評價，即使真宗並不是決定成敗的最主要力量。

王若欽的言論或許打破了當時整個朝廷對盟約編織的單方面的“勝利”的泡影，並引誘真宗走向了“天書封禪"轟轟烈烈的行為中。

總的來說，宋真宗時期，皇權基本處於平穩運行的狀態，除了相權對皇權的有限威脅之外，和宋太祖、宋太宗時期相比，可以認為此時的皇權運行進入了傳統的政治文化下。

按照王朝正常的“歷代相傳”的規則進行下的權力更替的真宗朝，一方面其權力的“神聖性”已經不容置疑，無論寇準掌握了多大的權力，也不可能發生另一個“陳橋事變”；另一方面，景德元年之前，真宗由於不具備太宗那種鐵腕手段來控制手下將領，面對持續的宋遼戰爭，只能依靠部分將領而無法獨立主導整個戰爭的走向。

景德元年之後，進入和平時期的真宗朝，各個領域內完全進入了正常的王朝發展軌道，真宗依靠的正是通過科舉考試而步入上層的王欽若等人。一個不容抹殺的事實是：作為北宋第一個處於正常王朝政治文化的宋真宗對皇權危及所採取的措施，已經遠不同於宋太祖和宋太宗所採取的措施。

宋真宗對“陣圖”的改變及其意義

998年，太宗去世後，真宗繼位。第二年秋，遼聖宗詔令佈置在南部的軍隊進攻宋境。從999年開始，一直到1004年的澶淵之役為止，宋遼在這五年多的時間中不斷進行著正面的交鋒。剛即位不久的真宗在宋遼戰爭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指揮措施，大致遵循了太宗時期的作戰方式。在面對遼廷軍隊的頻繁進攻下，基本採取積極的應對態度，陣圖的運用依然是這個時期皇帝指揮軍隊的主要手段，但是陣圖在運用中的某些變化則反映出了一些新的信息。

就鹹平二年至景德元年期間宋遼戰爭而言，相比於太宗時期，真宗對戰爭的影響大致歸納為以下兩點變化：

1.在不同的戰役中，鑑於形勢的變化，陣圖內容上也開始出現了力求適應現實的改變。

鹹平二年九月，遼廷南下進犯宋境，身處宮廷的真宗在十一月正式發佈“親征詔書”。十二月五日從汴京出發北上，十二日發佈防禦陣式勢：

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權都虞侯張進為“先鋒大陣”，往來都提點，馬步兵都軍頭呼延贊、馬步都軍頭王潛為“先鋒”，濱州防禦使王榮、馬步軍副都軍頭王繼忠為“策先鋒”。內出“陣圖”示超等，令識其部分.....甲子(十五日)，次大名府，上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後押”，橫亙數十里。

真宗按圖佈陣，設置親征行營陣形。但是，在鹹平三年宋遼開始進入正面交鋒後，部分將領並未遵守陣圖的一些規則，傅潛為統帥，領八萬大軍閉關自守定州不出戰，完全違背攻守互用的陣法準則。是年正月，遼師指向瀛州，範廷召自定州率軍東援，遇敵不支後自行離去，使來援的康保裔身陷絕境，違背了聯合拒敵的規則，導致宋軍在是年的“裴村之役”中完全失敗。

鑑於這次失敗，幾經考慮，真宗對陣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變。鹹平四年六月，真宗持新制的“陣圖”，出示宰相，指出陣形調整要旨，是在遏制遼騎兵的衝擊力。真宗在“大陣”之前設置“前陣”，與“大陣”相互呼應，預期敵軍的動向，由“前陣”主動按照敵情來發動“奇策”戰術。

在“大陣”的後方，為了防止遼騎兵抄略後陣，截斷糧草，更設有“殿後騎隊”保護，稱作“拒後陣”，這樣使得“大陣”前後都有較嚴密的對陣護衛。是年十月，兩國開始交鋒，憑藉天降大雨而遼兵不利發揮騎射之長的機會，宋軍“前陣”和“先鋒陣”的軍隊大敗遼軍。可惜由於諸將缺乏團體作戰意識未按“陣圖”設計來誘敵主力深入，使得最後戰果並不太令人滿意。

這種儘量結合實際的陣圖變化在鹹平六年的佈陣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由於是年四月“望都之役”的失敗，真宗開始積極改進北方戰略，他“日訪御戎之策....因命兩府會議，各以狀聞”。六月，真宗彙總各種方案後，裁決將鎮、定、高陽關三路兵力共六萬人集中於定州。由於定州城外的唐河，自西北向東南流，戰略地位重要，因此沿著唐河兩岸部署“大陣”。

自大陣北行至保州附近的徐水、鮑水兩河由於也是從西北流向東南，因此真宗依地形水勢便利設陣誘敵，乃在此地佈置“前陣”。以騎兵六千屯威虜、五千屯保州、八千屯北平寨來作為“前陣”以便拱衛“大陣”。又以步騎一萬屯莫州、八千屯寧邊軍、五千屯邢州，形成了東線防禦縱深。其餘軍隊屯駐天雄，作為預備軍隊，以便支持前方。史書記載:

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鋒、策先鋒，誘逼大陣，則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

總之來說，真宗試圖以“大陣”為中心，結合各類軍種、陣隊迎戰，當敵騎來襲，由於其戰鬥力處於旺盛之際，因此宋軍必須堅挺固守、以靜制動。當敵騎氣衰後，可以誘惑其奔命不暇，而後漸漸收攏大陣的包圍陣形，圍困敵人，使其腹部受敵，進而擊潰敵騎。也就是採用了“以守為攻”的方式，伺機捕捉其主力加以殲滅。

另外，如果發生敵陣逃跑，如何偷襲其歸程、如何阻斷其後路等各種攻守方法，均有密切的推演。景德元年的“澶淵之役”中，李繼隆鎮守澶州，他按照陣圖在城北的最前陣設下“車營防禦陣“，還埋伏下“床子弩隊”，而正是後者擊殺了遼軍大將，導致遼營大挫敗，後撤數里，使宋軍扭轉頹局。

2.相比於太宗，真宗對帶兵在外的將領有著一定程度的信任，能夠授予主帥充分的戰爭指揮權。

“裴村之役”中，傅潛鎮守定州，他一直堅持“堅壁清野”的戰術，諸將勇於請戰者皆遭其詬罵，朝廷屢次催令他出師和諸路兵會合迎敵，他也置之不理。甚至真宗冒險親巡，也沒有改變他的不出戰策略，而坐視友軍苦戰陷敵。

按理說，若是前線主帥沒有充分的指揮權，聽命於皇帝，那麼前線將領不可能不聽從朝廷的調遣——無論這種軍事調遣是否正確。這點可以理解為，正是由於真宗授予前線將領充分的戰爭的指揮權，才使得他們冒著違反朝廷的命令來堅守自己的戰術。

鹹平二年，時任工部尚書的錢若水的言論印證了以上結論，是年十二月甘七日，真宗以抗遼戰爭問策於百官，錢若水直言應申軍法、斬傅潛以振士氣：

今則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敵人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權，使將萬人，間以強弩，令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

從錢若水的言談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此時真宗確已充分授予主帥戰爭指揮權，這是毫無疑問的。

總結以上，雖然真宗並沒有足夠的軍事才能使得宋軍完勝遼軍，但是他對“陣圖”的改變和對將領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戰爭的走向。自太宗到真宗，皇帝在這方面的變化，根源於真宗時期相權成為唯一可能危及到皇權的因素。而帶兵將領對皇權威脅的完全消失，使得真宗在信任他們的基礎上對戰爭指揮系統作出靈活的調整。

結語

北宋前期政治形勢紛繁複雜，終結五代時期的紛亂局面並沒有很快使皇權進入平穩運行的軌道，太祖、太宗和真宗所面對的皇權危機各不相同，他們解決危機的手段也不盡相同，這也使得他們在對遼戰爭中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指揮措施。皇權和戰爭的微妙關係使我們有必要從更廣闊的角度來觀察宋遼戰爭，“重文輕武”和“強幹弱枝”等這種帶有預設結論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釋宋遼戰爭的結果。

一直以來，對北宋前期對外戰爭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先從戰爭本身著手，然後通過對比成敗所涉及的因素，追溯到制度、組織、經濟、人事等等政治制度層面來探討戰爭成敗的原因，但是這種模式並不具有完全的說服性。實際上，植根於不同現實環境下的政治文化決定了皇權危機在不同的時期大相徑庭，皇帝為解決皇權危機而採取的措施波及到戰爭中，也會影響戰爭結果。

參考文獻

《宋史》

《遼史》

《資治通鑑》

《宋遼關係史研究》

《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