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生活在天堂裡，一交厄運便下地獄；而有的人，從天堂跌下，也就融入人間，繼續發出生命的光和熱。中國，有一位曾當了三年國務院副總理的北方漢子，就屬於這後一種人。他的名字叫孫健。
“文化大革命”結束已經40多年了，他離世也已整整20多年，人們還記得他嗎？
時空倒轉。鏡頭被拉回到中國歷史上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
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時任天津市分管工業的副書記的孫健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達到了他一生權力的頂峰。這一年，他只有39歲。
他從國務院副總理位置上跌下來之後，有朋友曾問他：“你當年到底是怎麼被相中並當上副總理的?”
“ 這對我來說也是個謎。”黑黑胖胖的孫健沉吟片刻後，很謹慎地說：“我只知道當時經辦的手續大概是這樣的，先是政治局報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由周恩來總理提名，後當選為副總理。”
這其中自然有許多歷史的原因，其中眾所周知的實情是，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的1974年底，王洪文飛到長沙向毛澤東告黑狀，毛澤東批評了“四人幫”，並決定第四屆全國人大仍由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出面組閣……於是，命運之手就把孫健推上國務院副總理的寶座。
當時社會上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周總理到天津視察，市委工業書記孫健彙報工作時頭腦清晰，各種數字爛熟於心，立刻獲得了總理的好感。
自1951年來到天津內燃機廠學翻砂開始，孫健在廣闊的時空背景走了一個輪迴——從學徒工到班組長，從車間主任、團委副書記、保衛科科長到黨委書記。
這期間孫健付出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努力。他曾連續7年沒回家，憑著苦幹、實幹加巧幹，一步步走上了廠黨委書記的位置。不久，他被提拔到機械局當了負責抓生產的“革委會”副主任。局裡派人到他的老家調查，發現孫健的父親和妻子兒女都在農村，住一間土改時分的破房，冬天透風，夏天漏雨。父親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顧小，還要下地掙工分，積勞成疾，身體很虛弱。調查者回到局裡，向領導彙報：“只有孫健才能忍受這種困境，再不解決就要給社會主義抹黑了。”他的家屬這才得以調進天津，妻子龐秀婷成了一名工人。
當天津市分管工業的副書記的時候，他來了個笨鳥先飛，跑了近600個企業；進京後第一次參加國務院會議，周恩來總理在給副總理們分工時，以他那特有的口氣說：“孫健最年輕，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時間掌握情況，便於今後工作。”
按照周恩來總理的吩咐，他馬不停蹄地跑了全國各地許多地方。也許是因為自己太年輕卻身居要職，他處處謹慎小心，從不張揚自己。可作為手中掌握國民經濟建設中舉足輕重的工業和交通兩大塊的副總理，他即使不張揚，即使處處謹慎小心，也必然是新聞是熱點。當回憶起那段經歷的時候，孫健說：“我必須老老實實幹事，夾著尾巴做人。像什麼釣魚、打獵、遊山逛水的事從不沾邊。無論到哪兒去從來不要警車開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沒有這個必要。我自知是小馬拉大車，水平不夠……”
（孫健到河北銅礦視察工作）
他手下的秘書和工作人員一方面覺得他為人不錯，是好人，沒有架子，同時又覺得跟著他有點窩囊。別人的首長總有一些豐富美妙的活動，當時正是文藝禁錮時期，文化生活很枯燥，最誘人的就是能調來內部電影看看。然而，這些好事都與孫健無緣，他剛到上邊，腳跟還沒站穩，似乎還摸不著大門，即使想看內部電影，也不知到哪兒去調。身為國務院副總理，他辦公的環境比較寬敞，院子裡有塊空地，他覺得不種點什麼有點冤，好不容易擠出點業餘時間，便把身邊的工作人員聚到一起，教他們如何種白菜、茄子或者大蔥、豆角什麼的，並親自做示範。工作人員暗自苦笑，但做起來卻不敢有一絲馬虎。
一天，孫健正在中南海散步，半路遇上了同時擔任副總理的谷牧，老人以關心的口吻問他：“你怎麼還不把家屬接來?”
孫健說：“你這當師傅的還不知道這樣一條規矩嗎?學徒期間是不許帶家屬的。”
谷牧被他的這句話逗樂了，細一琢磨，確實也是個理兒。
在老百姓眼裡，孫健身居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而在他的內心，他樸實地把自己當成真正的“學徒”。其實，他的心情並不像他說的那麼輕鬆。自當上天津市分管工業的副書記後不久，他就得了失眠症。升為副總理後，他這種症狀越發嚴重了。
中國是十分講究資歷和輩分的國度。如果單單把這種職務上的升遷算作一種從政經歷的話，那麼他的這種經歷真是太單純了，這種單純使他體味不到或把握不住政治漩渦深處的底蘊。他只能靠自己當翻砂工時鍛煉出來的那股堅韌的勁兒，或用當時經常提到的“巴黎公社社員”的熱情與義務，來行使國務院副總理的職責。
“四人幫”垮臺後，孫健又在副總理的位置上幹了兩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檢查指導工作，突然接到來自北京的電話，通知他停職檢查。這本是他預料中的事情，他放下電話後，心情反而平靜了許多。隨後，他像斷了線的風箏，在無情的政治風雨中墜落。中南海的日子與國務院副總理的生活，成了他42歲前的一段經歷與記憶了。
有關方面找孫健談話，他當時只有一個要求：迴天津。這或許正應對了上邊“哪兒來的回哪兒去”的精神，最後經過有關方面的嚴格審查，答應了他“迴天津”的要求。雖然他要為這3年的副總理生活付出代價，但他相信自己的風格和人品並未受到政治與權力的驕慣與毒害，因為他那幾年乾的都是非常具體和比較實際的工作，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並未攙和其他方面的事，因此也就少卻了許多精神負擔與麻煩。
回到天津後，孫健要求回內燃機廠，市裡管分配的同志卻叫他去天津機械廠，這個廠對他不熟悉，估計麻煩會少一點，但仍有些不放心，問他：“內燃機廠的人會不會到天機廠貼你的大字報？”
“不會。” “你這麼肯定？”
他說不出具體理由，但他估計得不錯，後來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走進內燃機廠，3小時內都出不來。工人們都願跟他說幾句話，但從不問他到底犯了什麼錯誤，他也從不講過去的事。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孫健是幸運的。這或許可以被認為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能量守衡。
當年，孫健的升遷與高就，並未使他的老婆孩子得到什麼榮華富貴般的實惠。如今，他回到家，很快便恢復了平民角色，全家亦一如既往地過起平靜的日子。
孫健被送到天津機械廠接受“監督改造”後，上級允許他與妻子龐秀婷見一面。他對善良、溫順、膽小的妻子講了三條：“ 一、我不會自殺，我對自己心裡有底。二、相信現在的政策。三、你從來都是我的靠山，這次更得依靠你，聽見別人說我什麼也別當真，帶著孩子好好過日子。”
被許多所謂的當代或現代人所忽視的家庭，終於在這個時候發揮了奇蹟般的作用，它所產生的魅力應當說是彌足珍貴的。
工廠似乎可以說是孫健的圖騰。作為中共黨員，他最終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去天津機械廠上班。
老伴早晨起來仍像當年侍候他去工廠上班那樣，把頭天晚上做好的飯菜裝進一個飯盒裡，他拎起來騎上自行車就出門了。到了工廠，早飯吃掉飯盒裡的一小半，中午吃掉另外那一大半。有時不帶飯，就到食堂排隊買碗豆腐腦兒、一碟鹹菜、四兩大餅或兩個饅頭，花費不到2角錢。
工人們問他：“老孫，你怎麼老吃這個，也不換換口味兒?”
他回答得很坦然：“這對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經濟條件。”
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而 “ 文化大革命 ” 的思維慣性仍在一些人的心裡發生著作用。孫健剛回天津的時候，市裡想做個姿態表示一下，於是召開了一個範圍很小的批判會，參加批判會的都是區局以上的領導幹部。機械局是天津機械廠的上級主管單位，這個局的黨委書記老尹便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孫健的老上級，見孫健走上批臺，他站起身來，伸出手：“老孫，身體怎麼樣?”
孫健當時一怔，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他趕忙回一句：“挺好!謝謝!”之後，他想了很多很多：當時眾目睽睽，別人正忙著跟自己劃清界限，躲都躲不及，而老尹卻敢跟自己握手打招呼，假如換個位置，自己能這麼做嗎?
這事兒足以讓孫健刻骨銘心一輩子!
孫健的性格基本上是屬於農民式的。他順從自然，隨遇而安，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運的安排。他懂得，凡是發生的就應該發生，有些事情不能細究，一句話——“宜粗不宜細”，不必非要問出個為什麼。他就是在這種心態支配下，走進天津機械廠的。他又聞到了他生命中所熟悉的那種氣味。這種環境和氣味，彷彿是上好的中藥，他那嚴重的失眠症在緊張而忙碌的勞動中一下子去了根兒，不要說晚上回家他睡得踏實深沉，就是中午，飯碗一擱，不消10分鐘就能入睡。
孫健畢竟曾在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上幹過3年，在中國有此經歷的人鳳毛麟角。剛到天津機械廠的時候，他去趟廁所，工人們也在背後議論：
“看見了吧，這就是當過副總理的孫健。”
“別看人家當過副總理，大小便卻跟咱一樣去咱工人的廁所，而不去黨委的廁所。”
所謂“黨委的廁所”設在廠辦公樓裡，有專人打掃，比廠區大院中誰來誰用的廁所要乾淨些。
孫健從不給人以強者的印象，他不但順從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運，而且這種性格也得到了回報。
一次，他去起重設備廠買吊車，廠長正在接待外國客戶，聽說孫健來了，叫供銷科把他扣住，非要請他吃飯。這位廠長過去在機械局生產處工作，有一次到市裡開會，散了會已是晚上8點多，大雨如注，他和另外兩名基層幹部餓著肚子在門洞裡等待雨停，被孫健撞見，孫健讓司機先送他們3個回去，自己等在賓館的門洞裡。小事一樁，孫健記不得了，別人卻記得很牢。此類事情還有不少，他 “ 倒黴 ” 以後開始收到回報。
在工廠裡勞動了幾年後，1985年初，上面終於來了精神，說可以適當安排孫健作為中層幹部使用。那一年，天津市投資500多萬美元，引進了德國一家摩托車公司的全套設備和全部的技術軟件，並決定將摩托車心臟部位的發動機生產線放在天津機械廠。引進生產線需要新廠房，時間緊，任務重，且又是天津市的重點工程之一。於是廠長拍板決定，將這項重點工程的基建任務交給了孫健。
孫健接受任務後，首先要求他的辦公室成員，每天必須提前10分鐘上班，晚10分鐘下班。而他自己每天則提前半個小時進廠，打水掃地。緊張時，他就乾脆吃住在廠裡。在緊張而忙碌的工作中，他丟掉了所有的心理負擔，重新以兢兢業業的、最基層的業務員的姿態進入社會。那些日子裡，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和區局等大機關，下至廠礦、街道和農村包工隊，到處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用他本人的話說，是 “ 一天從早忙到黑，手腳不閒 ”。
上級機關裡有不少孫健過去的上級、下級和熟人，他忘記了過去，以基層辦事員的面目出現，反而受到大家歡迎。誰也不會忘記他曾是本市管工業的書記，曾是國務院副總理。
孫健的妻子摔斷了腿，無人照顧，他每天趕回家做飯，服侍妻子吃完飯再騎車趕回工廠。工作又苦又累，他卻渾然不覺，反而覺得比過去輕閒得多。
在緊張而忙碌的工作中，孫健幹出了成績，重新得到了人們的認可。
孫健用了1年多的時間，蓋起了近2萬平方米的3層主廠房，並安裝好全部設備，天津機械廠又一項拿人的產品——摩托車發動機正式投入生產。機械局基建處的同志說：“這個大樓有一半是孫健的。”
不久，孫健被調到中國機械工業安裝總公司天津開發區公司做“經營總經理”——多麼時髦的頭銜，每月的工資也升到了97元。
記者在一個炎熱的下午去拜訪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蓋的老樓群，記者找到77號，向站在樓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聽孫健住幾樓。老太太尚未開口，一樓的一個房門開了——是孫健聽到聲音迎了出來。
他們住著一個偏單元，陰面兒的小房間10平方米左右，搭著一張大床，有幾件舊式傢俱。陽面兒的大房間約14平方米，收拾得像個簡單的小會議室。除了牆角的兩個小書架（裡面放著馬、恩、列、斯、毛、劉、周、朱等經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餘的傢俱全是沙發，一對三人大沙發，一對單人沙發。沙發上罩著套子，扶手和靠背處在套子外又墊了毛巾，用大號別針固定著。屋裡很整潔，水泥地面一塵不染。記者問孫健：“你難道經常在家裡召開會議？”
他說：“我自己家人口就不少，到我家裡來的人更多，特別是家鄉的親戚朋友，來天津旅遊、訂貨送貨、做買賣，不願住旅館，都在我家裡安營紮寨。白天，這間屋裡可以吃飯待客，晚上打開沙發是兩張大床。”
他們夫婦都是河北省定興縣人，鄉里鄉親自然少不了。孫健說：“我沒有什麼太大本事，幾十年來就混下了一個好人緣兒。”
這是一句實在話。
1987年初，天津機械廠召開一年一度的先進表彰大會。這次表彰大會，除了像以往那樣頒發榮譽證書以外，廠頭兒決定給為數不多的幾個廠級先進來點實物。獎品是毛毯。
表彰大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孫健就坐在大禮堂的前排。儘管開會前他已經知道自己又被評為廠級先進，可當廠長唸到他的名字時，他還是感覺有些不自在，同時感覺有千百雙眼睛盯著他的後背，直弄得他身後怪癢癢的。”
是啊，當年任國務院抓工業、交通的副總理，今天卻坐在老百姓的人堆兒裡，而且還要走上臺去接受廠長的頒獎，這反差實在是太大了。
當年他曾經多少次走上臺，或發言或頒發獎狀，今天工人們連續3年選他當先進，前後一對比，他真是百感交集。
這時，旁邊的人看著他還在愣神，便推著他站了起來。腳好像是別人的腳，他猶豫著往臺上走，於不經意間又被連接麥克風的電線絆了一下。當他從廠長手中接過獎品時，臺下的工人為他鼓了好長一陣子掌，坐在大禮堂後面的一群工人甚至還站起來喊：“孫頭兒，名副其實!”
孫健的喉結動了一下，但沒有說話，看上去，他的表情或者說心情是想笑，可又有點像哭，抱著獎品毛毯，他感到很暖和，把前胸都焐熱了。人民的記憶就是歷史。群眾一直在關注著他。
此後的許多年裡，孫健作為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註冊的一家公司的經理，一直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沉浮。
1997年11月，孫健因肺癌醫治無效在天津病逝。終年61歲。他逝世前的職位是中國機械工業安裝總公司天津開發區公司的“經營經理”。
在弔唁期間，孫健的家屬收到了他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的“師傅”、老一代革命家谷牧和曾在他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以私人名義發來的唁電和送來的花籃，這給孫健的家屬及其生前好友以極大的安慰……
孫健生前同事們有時和他開玩笑：“你是上去得糊塗，下來得也糊塗。”他自己解嘲：“糊塗到家就是明白。”
（來源：《家庭》1998年第11期 文/王 筠，文字略有改動，向原作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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