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生活在天堂里，一交厄运便下地狱；而有的人，从天堂跌下，也就融入人间，继续发出生命的光和热。中国，有一位曾当了三年国务院副总理的北方汉子，就属于这后一种人。他的名字叫孙健。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40多年了，他离世也已整整20多年，人们还记得他吗？
时空倒转。镜头被拉回到中国历史上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这一年，他只有39岁。
他从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跌下来之后，有朋友曾问他：“你当年到底是怎么被相中并当上副总理的?”
“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谜。”黑黑胖胖的孙健沉吟片刻后，很谨慎地说：“我只知道当时经办的手续大概是这样的，先是政治局报毛主席批准，再交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后当选为副总理。”
这其中自然有许多历史的原因，其中众所周知的实情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的1974年底，王洪文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黑状，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并决定第四届全国人大仍由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出面组阁……于是，命运之手就把孙健推上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
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汇报工作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
自1951年来到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开始，孙健在广阔的时空背景走了一个轮回——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到党委书记。
这期间孙健付出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努力。他曾连续7年没回家，凭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一步步走上了厂党委书记的位置。不久，他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发现孙健的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很虚弱。调查者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他的家属这才得以调进天津，妻子庞秀婷成了一名工人。
当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的时候，他来了个笨鸟先飞，跑了近600个企业；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理在给副总理们分工时，以他那特有的口气说：“孙健最年轻，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却身居要职，他处处谨慎小心，从不张扬自己。可作为手中掌握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的副总理，他即使不张扬，即使处处谨慎小心，也必然是新闻是热点。当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孙健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像什么钓鱼、打猎、游山逛水的事从不沾边。无论到哪儿去从来不要警车开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没有这个必要。我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孙健到河北铜矿视察工作）
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一方面觉得他为人不错，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有点窝囊。别人的首长总有一些丰富美妙的活动，当时正是文艺禁锢时期，文化生活很枯燥，最诱人的就是能调来内部电影看看。然而，这些好事都与孙健无缘，他刚到上边，脚跟还没站稳，似乎还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内部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办公的环境比较宽敞，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冤，好不容易挤出点业余时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教他们如何种白菜、茄子或者大葱、豆角什么的，并亲自做示范。工作人员暗自苦笑，但做起来却不敢有一丝马虎。
一天，孙健正在中南海散步，半路遇上了同时担任副总理的谷牧，老人以关心的口吻问他：“你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
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这样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是不许带家属的。”
谷牧被他的这句话逗乐了，细一琢磨，确实也是个理儿。
在老百姓眼里，孙健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而在他的内心，他朴实地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学徒”。其实，他的心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松。自当上天津市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后不久，他就得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他这种症状越发严重了。
中国是十分讲究资历和辈分的国度。如果单单把这种职务上的升迁算作一种从政经历的话，那么他的这种经历真是太单纯了，这种单纯使他体味不到或把握不住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他只能靠自己当翻砂工时锻炼出来的那股坚韧的劲儿，或用当时经常提到的“巴黎公社社员”的热情与义务，来行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责。
“四人帮”垮台后，孙健又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这本是他预料中的事情，他放下电话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随后，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无情的政治风雨中坠落。中南海的日子与国务院副总理的生活，成了他42岁前的一段经历与记忆了。
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这或许正应对了上边“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精神，最后经过有关方面的严格审查，答应了他“回天津”的要求。虽然他要为这3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骄惯与毒害，因为他那几年干的都是非常具体和比较实际的工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并未搀和其他方面的事，因此也就少却了许多精神负担与麻烦。
回到天津后，孙健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有些不放心，问他：“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他说不出具体理由，但他估计得不错，后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进内燃机厂，3小时内都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孙健是幸运的。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能量守衡。
当年，孙健的升迁与高就，并未使他的老婆孩子得到什么荣华富贵般的实惠。如今，他回到家，很快便恢复了平民角色，全家亦一如既往地过起平静的日子。
孙健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后，上级允许他与妻子庞秀婷见一面。他对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 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被许多所谓的当代或现代人所忽视的家庭，终于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奇迹般的作用，它所产生的魅力应当说是弥足珍贵的。
工厂似乎可以说是孙健的图腾。作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去天津机械厂上班。
老伴早晨起来仍像当年侍候他去工厂上班那样，把头天晚上做好的饭菜装进一个饭盒里，他拎起来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到了工厂，早饭吃掉饭盒里的一小半，中午吃掉另外那一大半。有时不带饭，就到食堂排队买碗豆腐脑儿、一碟咸菜、四两大饼或两个馒头，花费不到2角钱。
工人们问他：“老孙，你怎么老吃这个，也不换换口味儿?”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其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而 “ 文化大革命 ” 的思维惯性仍在一些人的心里发生着作用。孙健刚回天津的时候，市里想做个姿态表示一下，于是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小的批判会，参加批判会的都是区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机械局是天津机械厂的上级主管单位，这个局的党委书记老尹便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孙健的老上级，见孙健走上批台，他站起身来，伸出手：“老孙，身体怎么样?”
孙健当时一怔，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忙回一句：“挺好!谢谢!”之后，他想了很多很多：当时众目睽睽，别人正忙着跟自己划清界限，躲都躲不及，而老尹却敢跟自己握手打招呼，假如换个位置，自己能这么做吗?
这事儿足以让孙健刻骨铭心一辈子!
孙健的性格基本上是属于农民式的。他顺从自然，随遇而安，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的安排。他懂得，凡是发生的就应该发生，有些事情不能细究，一句话——“宜粗不宜细”，不必非要问出个为什么。他就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走进天津机械厂的。他又闻到了他生命中所熟悉的那种气味。这种环境和气味，仿佛是上好的中药，他那严重的失眠症在紧张而忙碌的劳动中一下子去了根儿，不要说晚上回家他睡得踏实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搁，不消10分钟就能入睡。
孙健毕竟曾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干过3年，在中国有此经历的人凤毛麟角。刚到天津机械厂的时候，他去趟厕所，工人们也在背后议论：
“看见了吧，这就是当过副总理的孙健。”
“别看人家当过副总理，大小便却跟咱一样去咱工人的厕所，而不去党委的厕所。”
所谓“党委的厕所”设在厂办公楼里，有专人打扫，比厂区大院中谁来谁用的厕所要干净些。
孙健从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不但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而且这种性格也得到了回报。
一次，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客户，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会，散了会已是晚上8点多，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被孙健撞见，孙健让司机先送他们3个回去，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 “ 倒霉 ” 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在工厂里劳动了几年后，1985年初，上面终于来了精神，说可以适当安排孙健作为中层干部使用。那一年，天津市投资500多万美元，引进了德国一家摩托车公司的全套设备和全部的技术软件，并决定将摩托车心脏部位的发动机生产线放在天津机械厂。引进生产线需要新厂房，时间紧，任务重，且又是天津市的重点工程之一。于是厂长拍板决定，将这项重点工程的基建任务交给了孙健。
孙健接受任务后，首先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必须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而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个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干脆吃住在厂里。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他丢掉了所有的心理负担，重新以兢兢业业的、最基层的业务员的姿态进入社会。那些日子里，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和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和农村包工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用他本人的话说，是 “ 一天从早忙到黑，手脚不闲 ”。
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谁也不会忘记他曾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是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无人照顾，他每天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工作又苦又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得多。
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孙健干出了成绩，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孙健用了1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2万平方米的3层主厂房，并安装好全部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说：“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不久，孙健被调到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做“经营总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每月的工资也升到了97元。
记者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去拜访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记者找到77号，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住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约14平方米，收拾得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着。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一尘不染。记者问孙健：“你难道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
他说：“我自己家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省定兴县人，乡里乡亲自然少不了。孙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这是一句实在话。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一年一度的先进表彰大会。这次表彰大会，除了像以往那样颁发荣誉证书以外，厂头儿决定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来点实物。奖品是毛毯。
表彰大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孙健就坐在大礼堂的前排。尽管开会前他已经知道自己又被评为厂级先进，可当厂长念到他的名字时，他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同时感觉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他的后背，直弄得他身后怪痒痒的。”
是啊，当年任国务院抓工业、交通的副总理，今天却坐在老百姓的人堆儿里，而且还要走上台去接受厂长的颁奖，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当年他曾经多少次走上台，或发言或颁发奖状，今天工人们连续3年选他当先进，前后一对比，他真是百感交集。
这时，旁边的人看着他还在愣神，便推着他站了起来。脚好像是别人的脚，他犹豫着往台上走，于不经意间又被连接麦克风的电线绊了一下。当他从厂长手中接过奖品时，台下的工人为他鼓了好长一阵子掌，坐在大礼堂后面的一群工人甚至还站起来喊：“孙头儿，名副其实!”
孙健的喉结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看上去，他的表情或者说心情是想笑，可又有点像哭，抱着奖品毛毯，他感到很暖和，把前胸都焐热了。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此后的许多年里，孙健作为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的一家公司的经理，一直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沉浮。
1997年11月，孙健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病逝。终年61岁。他逝世前的职位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
在吊唁期间，孙健的家属收到了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的“师傅”、老一代革命家谷牧和曾在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以私人名义发来的唁电和送来的花篮，这给孙健的家属及其生前好友以极大的安慰……
孙健生前同事们有时和他开玩笑：“你是上去得糊涂，下来得也糊涂。”他自己解嘲：“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来源：《家庭》1998年第11期 文/王 筠，文字略有改动，向原作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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