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之利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秦始，中國的朝代更迭大抵以合為始，以分為終，中間則多是人命賤如草芥的亂世。而其間的統一更被視為“征服”的產物，是“打"出來的。
依此將中國至唐朝以前的歷史做一簡單梳理，不難看出：得關隴者得天下，周滅商，秦滅六國，劉邦滅項羽，李唐統一天下……這些力量的崛起，幾乎都是以居於西北的關隴地區作為根據地最終奪取天下的。何以至此？借戰國時代范雎遊說秦昭王時說過的一段話便可高度概括：“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陂，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史記卷七十九范雎列傳）
關隴地區在地理上是一種半封閉式的結構，一系列山脈和環繞的黃河構成了這一地區的天然屏障，而函谷關等關隘則提供了穿越山脈的戰略通道。在屏障之內有肥沃的土地、完善的水利設施以及充足的人力資源，那裡的經濟基礎在當時足以支撐起一支在亂世中可一統天下的武裝力量。如果取得這塊土地，只要守好幾處關隘，在大亂時便可一邊靜觀其變，一邊安然積蓄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可揮師東進，等待你的是連接南北富庶的中原地區，以此為前進基地，可輕鬆向四面進兵，如果不走運打了敗仗，只要逃回來，憑地形之險仍可度過危險期，然後擇機再次打出去…
如果居於中原或江南地區，由於交通便利水土環境俱佳，那裡的確會比關中更加富庶，但在軍事上交通便利也意味著缺乏地理屏障，在交戰中難免四面受敵。因此，這些地區的富庶只能算是肥大，而難稱強大。臂如南京，水陸交通雖然便利，經濟亦發達，但抗衝擊的能力並不強，從軍事防禦上論，只能說相對於江淮其他城市條件要好一些，但與西北地區相較仍是易攻難守，明代建文帝被燕王朱棣奪了江山便是一個實例。抗戰時期，淞滬會戰一敗，南京順勢就丟了，除了國民黨政府自身問題外，缺乏地理屏障也是一個要因。
如果四周地形過於險要，同樣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譬如現在的四川。那裡雖然同樣有山巒屏護，但地形上較關中又太過封閉，進出交通困難，且地理上遠離中原。綜合而論，這個地方可在戰亂時避禍自保，龜縮一時尚可，但時間一長，川蜀之外的國土如果都丟光，那這個地方終歸是守不住的。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劉備的蜀漢政權便是以川蜀為根據地，其政權穩定下來後，各種弊端也顯現出來——交通不便，導致出蜀作戰後勤補給困難；大族憑藉環境團塞搞事實割據，土皇帝比比皆是，導致政令不暢、內耗嚴重，而這就註定蜀漢在當時難有作為。
如果對手居於更靠西北的地區，雙方雖然都沒有太多地理屏障，但關中以西資源過於貧乏，且由於遠離中土文明，民風彪悍且缺乏組織性，雖可常發起襲擾，但很難實現徹底翻盤。譬如先秦時代的戎狄，後來就成了秦軍的長期“陪練”。反觀，穩固關中，也是穩定中國西北邊的大前提。
歷史巧合
人們形容歷史的時候常常會用到這麼一個詞——“歷史舞臺”，而中國的這個“舞臺”卻並不怎麼平整（平原和丘陵只佔總面積的22%）。由於“舞臺”的構造是獨特且固定的，因而要在上面“起舞”，許多套路也是固定的——比如周王朝的崛起，便與秦十分相似。
周最初是居於西北部的遊牧部族，大約在商代初期，周人從現今的山西省東南部地區遷入關隴之地（準確點說，大致是在今天陝西省邑縣一帶），其生產方式也隨之由遊牧轉變為農耕。自遷入新地後，周人就不斷遭到更靠西北地區草原部族的襲擾，周人不得不繼續向東遠遷至渭水流域的周原。而周人意外地發現，這裡的土地、水源都遠好於他們最初的領地，顯然，他們已經踏入了形勝之地。
此後，周與居於他們東部、文明程度更高的殷商形成了比較鬆散的臣屬關係，《後漢書》就有商與周彼此聯姻的記載。在這樣的地緣政治框架下，周成為商與西北部族之間的屏障，而商則是周抵抗部族入侵的後方依託，同時周也從地處中原的商人那裡汲取到了更多的文明元素。與此同時，周與商又是彼此潛在的敵人，在商王文丁時代，由於周的實力極具膨脹已讓商感覺到了現實威脅，最終文丁派兵殺掉了周的首領季歷，雙方關係第一次破裂。當然，雙方關係最終得到修復，除了各自利益的考量外，周所處的關中之地，也決定了商即便擁有更強的軍事實力，仍難以克服地理上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周商始終維繫著一種微妙的關係。此間，商王帝辛（也就是商紂王）囚禁了姬昌，之後又將其釋放，而這，不過是商周矛盾關係的再次體現而已。
姬昌迴歸周地後，周人利用商周間的再次平靜，開始非常低調地擴充自己的實力，首先是吞併了對商而言並不敏感的犬戎、迷須等更為落後的西部蠻荒小國，接著開始小心翼翼地向東方蠶食商外圍的屬國，如耆（今山西長治附近）、邗（今河南沁陽）、崇（今陝西戶縣，也是西周都城鎬京所在地，《封神演義》中的崇侯虎就是崇的國君）。至此，三分天下週已佔其二，商周間的實力對比徹底出現了逆轉。至公元前11世紀初，周人利用商的精銳部隊征討東夷叛亂之機，向內部空虛的商發動了最後決戰，也就是我們熟知的牧野之戰，紂王帝辛自焚於鹿臺之上。此後，周王朝建立，中華文明進入天下共主的時代。
牧野之戰
值得注意的是，幾百年後的秦人在立國之初，也遭遇了與周人非常類似的過程。隨著西北戎狄襲擾的不斷加劇，位於鎬京的周王室日漸式微，對各諸侯國的節制能力大不如前，最終犬戎部族再次襲擊鎬京時，各諸侯國都選擇了袖手旁觀。鎬京被毀之後，周平王在秦部族的護送下東遷至洛邑（今河南洛陽附近），為此秦人獲得了建國的賞賜。巧合的是秦人最初也是為周人養馬的遊牧部族。而周王室給秦人的這一封賞的含金量並不高，山以西的西周故地，在當時時刻面臨戎狄的襲擾，秦國立國之初，幾代君王都是在與戎狄的戰爭中戰死。也正是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秦人尚武、敦厚、務實的文化傳統，從而迫使秦地的各個氏族更加強調組織的一致性。秦人的這些特質，亦成為後來商鞅變法的先天條件所在。而這些特質，在周人身上其實也能找出一二。
綜合為本
秦的崛起始於秦穆公時代，與周的策略一樣，秦把自己國土的主要擴張方向選在了西方，通過不斷征服戎狄等部族擴充土地和人口，同時也增加國家的防禦縱深。與此同時，秦與東方的“超級大國”——晉，也保持著微妙的關係，兩國聯姻聯出了“秦晉之好”的典故，而另方面，秦晉數百年的衝突不斷，如著名的秦晉崤之戰。一直到戰國時代，晉已被國內貴族一分為三，秦與三晉（韓、趙、魏）的關係依然處於這種動態平衡之下。與數百年前的周與商類似，這其實就是一直基於地緣政治的週期性和平。
然而，上天是不會把所有好事都賜予一個地方的，或者說地緣並非是萬能的。地利優勢歸根到底是“劍”而非“盾”。再堅固的天險、再肥沃的土地，如果交給無所作為的人，那它們還是無法保你萬世的太平和富足，相反這些好東西會讓你成為別人的目標。僅僅把形勝之地作為一個遮風擋雨的烏龜殼的話，那麼無非是讓躲在裡面的人多活片刻而已，而如果把它作為一柄利劍揮舞起來，那麼所解決的並非僅僅是生存問題，而是會成為一統天下的王者。從歷史角度看，所謂形勝之地，在“亡”與“王”之間僅僅一線之隔。
在秦穆公之後，秦的歷史進入了長間的低潮期。穆公時代的強大，完全是基於秦穆公的個人權威。而在穆公的光芒之下，則是各個氏族在其封地內各自為政，氏族間矛盾重重，內鬥時有發生。民風上，私鬥、人殉（在秦獻公時代被基本廢止，代之以陶俑）這樣的陋習無端消耗著寶貴的人口資源；經濟上，氏族各自為政導致秦境內缺乏統一的水利調配，土地灌溉無法保證，作為基礎的農業無法保證。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甚至沒有自己鑄造的錢幣，市場上要麼以物易物，要麼使用山東六國的錢幣，將鑄幣權拱手讓人，工商業無法興旺，而秦國的稅制也十分落後，國家對於稅收缺少定製，財政缺乏保障。
這一系列問題僅僅靠關隴形勝之地是無法抵消的，秦國的國力在內耗中不斷走下坡路，“三家分晉”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因此白白從秦人眼前溜走。相反，在戰國初期，魏文侯魏斯任用了法家的李悝進行旨在強化中央集權的變法，戰國變法大潮由此起始。李悝廢除了大量貴族特權，拓寬了布衣子弟的上升通道，以募兵制組建了直屬於國君的國家軍隊，以此替代了貴族的私兵，之後又任用大將吳起，進行了軍事改革。自此，魏國的國力得到強化，國家形了一定程度的舉國體制，雖然對比後世的商鞅變法這個程度非常有限，但用來對付當時的秦國已經足夠了，畢竟關中地區的肥美以及可觀的戰略縱深對任何人都極具吸引力。在秦魏交鋒中，秦丟掉了河西之地（今山西、陝西兩省之間黃河南段與北洛水之間的區域），喪失了戰略屏障和防禦縱深，而秦與中原的通道也被完全切斷。從此，秦魏開始了長達百餘年的拉鋸戰。前面說形勝之地好比一柄利劍，但此時的秦人，是無力來使用它的，相反要為它而承受來自東方的無休止的軍事入侵。
直到公元前356年，年輕的秦孝公嬴渠梁，利用秦魏又一次罷兵停戰的穩定時期，與來自魏國的商鞅一同在秦國進行了中國歷史上極為深徹的變法改革。舊有的貴族分封制度被完全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職業官僚，秦國形成了以官治民、以法治官、君王護法的政治結構。在當時，此舉既最大限度地實現了社會公平（同時期的古羅馬還是奴隸社會），又實現了中央集權，使得國家資源被高效調配。商鞅對秦的幣制、稅制、官制、軍制、爵制都進行了徹底改革，從此開始，這個邦國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置於一個可以精確量化評判的標準之下：爵位、財富、地位的頒賞，只能基於看得見的軍功、農功（按照秦法中的農爵制，地種得好同樣可以獲得爵位）和政績，而不再是虛無縹緲的道德說辭；非功即罪（山東六國則普遍是無罪即功，因此官員普遍樂於混日子）、輕罪重罰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惰政和違法犯罪的成本；軍事上廢除私兵，以軍功制、連坐制等明晰戰場獎懲，以法律的形式推行兵器製造標準化，並通過“物勒工名”保證武器裝備的質量………
由此，關隴這柄“利劍“開始被秦人拿起，之後在秦惠文王嬴駟到時期，秦完全收復魏文侯時代的東部失地，之後向南攻佔了條件優越的巴蜀地區，將這裡變成了秦的戰略後方。然後依託天險，不斷向東方發起進攻，以蠶食的方式逐步攻佔六國土地。公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後，六國中最後一個強國趙也被徹底打垮，由此大勢已定。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嬴政最終完成了華夏的統一。
而秦波折的崛起過程，也繪製出此後數千年統一天下的一種範式——要取得一塊可攻可守、可治可養的根據地；要能打破小集體對權力的局部壟斷，以權力集中做到資源集中，以資源集中做到分配公正，以分配公正實現上下一心。後世歷朝歷代，概莫能外。
大秦帝國之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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